【文章內容簡介】 影響。（2）文質彬彬：論文學的內容與形式的統(tǒng)一。（3）思無邪：論文學批評的標準。這就是說，好的文藝作品表達感情應該適度，歡樂而不放縱，哀怨而過于悲傷，總之是要求文藝作品表達感情要有節(jié)制。簡述孟子的文論思想（1）“與民同樂”的文藝思想（2）“以意逆志”與“知人論世”的文學批評方法。（3） 孟子“知言養(yǎng)氣”說本來論述的是關于道德修養(yǎng)的問題，后經文學批評家引申發(fā)揮，遂成為“文氣”說的先導簡述荀子的文論思想（1）論“明道”、“言志”文學觀的新內涵。荀子繼承孔、孟的文學思想，認為文學應該明道，但荀子所說的“道”已經有了很大的不同：既是圣人之道，也是自然規(guī)律之道，這里面顯然吸收了老莊道家的思想成果；同時，其所謂道，既是先王之道，也是后王之道，體現(xiàn)了他法后王的主張。荀子明道的文學觀，奠定了儒家明道、征圣、宗經三位一體文學觀的基礎。（2）論人追求美的欲望與“以道制欲”的文藝觀簡述莊子的文論思想。（1）崇尚自然，反對人為。莊子自然主義的哲學觀反映在文藝領域，就形成了崇尚自然、反對人為的文藝觀。莊子認為，美在自然，任何人為的藝術都是對自然美的破壞。（2）“言不盡意”，“得意忘言”。莊子講“言不盡意”并不是要完全否定語言文字，而是要指出語言對于至道的暗示和導引作用，人們通過語言的暗示來領悟“道”或者文學作品的“意”。（3）“虛而待物，唯道集虛”。就是停止感官的活動，棄絕心知，割斷主體與客觀世界的一切聯(lián)系，進入無知無欲的狀態(tài)，這樣才能與“道”合而為一，從而進入“道”的境界。 漢代思想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簡述漢代經學對漢代文論的影響。漢代經學的權威地位而使宗經成為西漢中期以來人們的基本思想準則，文論亦深受其影響。主要表現(xiàn)在，其一，經學促進了文論的發(fā)展。漢代很多經學家在論述自己的政治學術觀點時，也涉及到對文學問題的論述或與文論問題相關。其二，經學的繁榮，對儒家經書闡釋的加強，也帶動了對文學闡釋的發(fā)展和文論的發(fā)展。簡述漢代文論的基本層面一是對《詩經》的研究。漢代經學的興盛，使《詩經》的地位大提高，《詩經》研究成為一門專門學問。二是對漢賦的評論。漢賦是漢代文學的代表樣式，取得了輝煌的成就，亦引起學者們的關注。三是對屈原及其作品的研究。屈原評論是漢代文學批評的一個熱點。司馬遷“發(fā)憤著書”說的理論內涵及價值?！鞍l(fā)憤著書”的理論意義及價值。其一，揭示了“憤”是作家創(chuàng)作的心理動力。作家“憤”而著書，創(chuàng)作動力在于內心的“憤”情。這種動力具有極大的心理能量，因為“憤”常常是由于作家強烈的愿望受壓抑而產生的，這種感情十分強烈其二，以“憤”為創(chuàng)作動力，其作品具有較高的品位和質量。因為精神意志脆弱者，信念理想卑微者，道德人格低下者，只會逆來順受，在逆境中消沉，精神世界永遠迸發(fā)不出任何燦爛的思想火花，永遠不會產生“憤”情。其三，“發(fā)憤著書”說具有與儒家“溫柔敦厚”說、“中和”之美說等完全不同的美學品格。作家“發(fā)憤著書”，包含著對進步社會理想的強烈追求和對反動勢力的極度憤恨，“發(fā)憤”之作與“溫柔敦厚”、 “譎諫” “中和”之作格格不入，而具有強烈的批判精神，對讀者具有巨大的激勵作用和鼓舞力量。1簡述《》中關于音樂的政治功用的論述1，聲音之道與政通?！稑繁尽氛f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將音樂與社會政治的治亂狀態(tài)聯(lián)系起來，把音樂看作一種社會現(xiàn)象，體現(xiàn)了儒家總是以社會政治的態(tài)度來對待藝術的思想。2，審樂以知政。由于音樂與政治相通，《樂記》把知音即精通音樂道理看作治理社會的重要手段。3，致樂以治心。樂之所以有助治道，關鍵在于能治心。即它可以節(jié)制人的各種欲望，消除人的悖逆之心、偽詐之思，使人的思想歸于禮。1《樂記》論述了哪些重要文藝理論問題？第一，音樂藝術的創(chuàng)作發(fā)生。創(chuàng)作發(fā)生是最基礎的文藝理論問題，《樂記》對此作了精辟的論述?！稑繁尽吩疲悍惨糁?，由人心生也。人心之動，物使之然也。感于物而動，故形于聲。 情動于中，故形于聲；聲成文，謂之音。第二，音樂的作用。其一，音樂的政治功用。其二，音樂的審美功用。第四， 論藝術本質?！稑酚洝穼σ魳繁举|作了深入探討，認為音樂是人內在感情的表現(xiàn)。《樂象》云：樂者，心之動也。第五， 音樂作品的內容與形式。1《詩大序》的詩歌理論的主要觀點第一,志之所之、吟詠情性對詩歌本質認識的深化第二，止乎禮義儒家詩學的思想規(guī)范。第三，風化、教化對詩歌政治功用的強調。第四，六義說儒家政教化詩體觀的體現(xiàn)。1簡述《詩大序》如何深化了對詩歌本質的認識先秦的詩言志是古人對詩歌本質提出的最早的綱領性命題，《詩大序》接受此觀點并作了重大突破，既吸收了《樂記》對音樂本質的論述，認為詩歌既是志之所之，又是吟詠情性的，詩歌本質是人的情和志： 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fā)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詩大序》以情志說論詩，提出了情志統(tǒng)一的詩歌本質論，這不但大大發(fā)展了詩言志的思想，更準確全面地概括了詩歌的本質特征。中國古代詩歌的本質既是抒情，又是言志。古代詩歌以抒情詩為主，但又有大量的言志詩。情志統(tǒng)一的詩歌本質論符合古代詩歌實際，它表明詩歌既表現(xiàn)人的理性精神（志），也表現(xiàn)人的情感態(tài)度。1王充的文論有哪些主要內容？第一，提倡實誠，反對虛妄的文學創(chuàng)作原則。第二，在文學功用上，提倡世用，反對空作第三，論內容與形式時提出外內表里，自相副稱“第四，認為作家應重胸臆、德盛、才力、學識1魏晉南北朝文論的巨大成就表現(xiàn)在哪些方面？第一,作家論。這一時期，出現(xiàn)了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第一部作家論專篇（曹丕《》），和系統(tǒng)的作家論專章（劉勰《文心雕龍》的《程器篇》和《才略篇》）。這一時期的文論家，以“才性之辨”為中心，提出了不少有新意有創(chuàng)見的理論觀點。第二,創(chuàng)作論。與漢代文學相比，魏晉南北朝的文學創(chuàng)作，不再以取悅皇帝或鞏固皇權為旨歸，而以個體的精神追求與情感愉悅為目的；不再看重政教倫理性之“言志”，而看重感性生命以及個性化之“緣情”。文學創(chuàng)作的新面貌新主題，直接釀成文學理論的新觀念新思想。第三,鑒賞論。魏晉南北朝的鑒賞論受玄學清議（即人物品評）影響，將品人與品文融為一體。這一時期，不僅出現(xiàn)了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第一篇鑒賞論專篇（劉勰《》），和第一部詩歌品評的專著（鐘嶸《詩品》），還出現(xiàn)了各種藝術種類的識鑒與品藻（如謝赫《古畫品錄》、姚最《續(xù)畫品》、庾肩吾《書品》等）。概言之，魏晉南北朝文論的鑒賞理論有兩大內容：鑒賞才性論與鑒賞方法論。1曹丕《典論．論文》提出了哪些理論觀點？《》從針貶“文人相輕”、推崇“審己度人”入手，借助對建安七子創(chuàng)作風格及個性的分析，提出了“文本同而末異”、“文以氣為主”、“文章經國之大業(yè)”等重要的理論觀點。第一， 文本同而末異。這里的“本”與“末”，分別就文學的本質特征與文體特征而言，屬于文體論。無論哪一種文體，都是用語言文字來表達思想情感，其“本”相同；而不同的文體，在表現(xiàn)形態(tài)、語言形式、體貌風格等方面各有不同，其“末”相異第二，文以氣為主。曹丕以“氣”論文和文人，以“文氣”說表述作家氣質個性與文章風格體貌的關系。第三，建安七子之文氣研究。曹丕是建安時期的著名作家，他的文體論和文氣說，既有著對自己創(chuàng)作經歷和體會的概括總結，同時也建立在對建安文學概括總結的基礎之上。《》用一半的篇幅對當時著名的作家孔融等七人逐一品評，后世“建安七子”之稱即出于此。第四，文章不朽之盛事。曹丕《》將文章的價值和作用概括為兩句話：“經國之大業(yè)，不朽之盛事”。第六， 文人相輕與貴遠賤近。曹丕《》反復針貶“文人相輕”的弊端，主張“君子審己以度人”。1試述《文賦》的“物—意—文”結構。陸機《文賦》抓住了文學創(chuàng)作中的三個重要概念：物、意、文。所謂“物”指作為表現(xiàn)對象的客觀外物，即人的思維活動對象；“意”指創(chuàng)作主體之心，即構思過程中的心理活動；“文”是外在之言辭，亦即外化為語言文字的文章。從創(chuàng)作的全過程看，由物到意是講創(chuàng)作的發(fā)生階段，而由意至文則是講構思和表現(xiàn)的階段。可以說，物——意——文三者的關系構成了文學創(chuàng)作的全部內容。1試述陸機的想象心理。陸機論想象，既強調“玄靜”，又強調“玄覽”，前者是想象之必要心理準備，后者乃想象之心理過程。玄學心理的“玄靜”與“玄覽”，是對主體心理功能的描述和強調，而玄心（主體）之“靜”與“覽”，最終是為了進入“眾妙之門”，亦即主體與玄學本體（道或自然）玄同為一。陸機的想象論，吸收了玄學心理的兩大特征：一是十分重視主體之心的能動作用，二是將藝術想象與遨游天地、浩嘆人生聯(lián)在一起?！笆找暦绰牐⑺及崱笔茄孕闹撿o；“精鶩八極，心游萬仞”是狀心之飛動。“動”與“靜”，既是作家藝術想象的兩大特征，又是創(chuàng)作主體的心理功能。靜，不僅僅是為想象的到來作心理或精神上的準備，而且是為想象開辟或提供一個巨大的心理空間。藝術想象的這種動靜關系，也就是后來蘇軾所言“空故納萬境，靜故了群動”，若無因虛靜而造成的心理空間，“納萬境”、“了群動”的藝術想象則難以發(fā)生，或者無從展開。試述陸機的靈感心理。陸機論靈感心理也是“動靜”兼顧、“意辭”相聯(lián)。一般來說，靈感與想象，均以“動”為主要特征，尤其是靈感，可謂動之極致。然而在靈感的“動”之中，依然有“靜”的一面，陸機稱靈感為“應感之會，通塞之紀”，“通”為動，“塞”為靜，“識夫開塞之所由”也就是識動靜之所由?！靶歇q響起”、“來不可遏，去不可止”，狀靈感之動；“藏若景滅”、“六情底滯”、“兀若枯木，豁若涸流”，寫靈感之靜。心理學認為，中樞神經系統(tǒng)的抑制，不僅能引起興奮，而且能加強興奮。因此，興會之際、靈感襲來之時，主體心理狀態(tài)的“靜”會誘導并強化心之“動”，“塞”會促動“開”。而靈感的心理過程，就是由“藏若景滅”之靜與“行猶響起”之動交替組成。當然，動靜之交替，開塞之所由，說到底，還是創(chuàng)作主體的心理功能。陸機認為，作家在驅使這一功能時，應順其自然，循其規(guī)律，不可力強而致，否則便會“竭情而多悔”。2認識《文心雕龍》在中國古代文論史上的貢獻。一、《文心雕龍》提出了一個完整的文學理論體系，它包括文學的本質與特征、文學的構思與創(chuàng)作、文學的風格與體裁、文學的藝術與思想標準、文學的創(chuàng)作技巧、文學的鑒賞與批評、文學的繼承與發(fā)展以及文學與時代的關系等等，并闡釋或首創(chuàng)了一系列重要的理論概念，如神思、隱秀、風骨、通變、奇正等，這對中國古代文論乃至美學的發(fā)展具有十分深遠的影響。二、《文心雕龍》的理論特色，就是“體大思精”、“籠罩群言”。在《文心雕龍》出現(xiàn)之前，古代文論絕大部分都是單篇論文，或內容欠充實豐富，或形式流于粗糙零碎，都不能與《文心雕龍》相提并論。三、《文心雕龍》成功地吸收了儒道釋文化的思想精華，以自己的理論建樹體現(xiàn)出三教合一的文化趨向。2簡述鐘嶸的直尋說揭示了詩歌創(chuàng)作中藝術思維的哪三大特征其一，直接性。在直觀感悟中，心與物直接對話而無須以邏輯推理作中介，這也就是朱光潛所說“不假思索，不生分別，不審意義，不立名言”之意。在具體的創(chuàng)作中，這種思維的直接性表現(xiàn)為吾心與外物的相摩相撞，寓目與書寫的相伴相生。其二，形象性。作為創(chuàng)作思維的感知階段，直尋的結果不需用概念表達，而是用意象顯示。當然，文學創(chuàng)作本身即要求用形象來言說，而直尋更強調形象的重要性，若沒有形象，則直尋無從談起。其三，契合性。在直尋的過程中，主體與客體不僅直接對話，而且融為一體，以至于達到后來王國維所說的“不知何者為我，何者為物”的境界。創(chuàng)作主體之情性與作品所欲表現(xiàn)之外物兩相契合，方能“形諸舞詠”。2了解唐宋金元文論的理論成就。（1）高度發(fā)達的詩論。唐宋金元的詩論取得了巨大成就，其詩學理論的范圍以“意境”為中心，廣泛涉及詩歌的本質與功能、詩人修養(yǎng)、創(chuàng)作技法、音韻格律、詩境風格、欣賞批評等諸多問題。（2）以“載道”為核心的散文理論。唐宋散文以八大家為代表，取得了突出成就，相應的散文理論也豐富多彩。總體上是以儒家思想為核心，形成道統(tǒng)散文理論。在散文家的修養(yǎng)方面，古文家都強調要以孔子的儒家人格理想來修身養(yǎng)性。在散文的功能方面，古文家普遍推重“有為而作”，主張“文以載道”，文章要有益于社會政治和道德建構。在散文內容與形式的關系上，古文家普遍重內容，或內容、形式兼重，反對雕琢辭句而無內容的浮艷文風。（3）詞、曲、小說理論的興起。隨著唐、宋詞的興盛，詞論應運而起。宋代詞壇的創(chuàng)作與理論都透露出一種全新的審美意識：注重在詞中抒發(fā)個人感情。正因為宋代詞壇有此全新的審美意識，所以許多詞人或詩人都以這種新的理念談論詞藝，或宗“花間”傳統(tǒng)，或倡“豪放”詞風，或宗“婉約”詞派，或尚“以詩為詞”，各種觀念競相呈現(xiàn)。其中以李清照《詞論》和張炎《詞源》成就最高。2簡述韓愈的文論思想。⑴在散文理論上，極力反對內容空洞而形式華麗的駢文，主張繼承先秦、兩漢散文風氣。⑵韓愈在一系列文章中反復強調文以明道的主張。韓愈宏揚道的具體內容是指社會政治與道德人倫規(guī)范，在作家身上體現(xiàn)為“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人格修養(yǎng)和仁義品德。⑶在宏揚儒道思想的同時，韓愈并不輕視文采等形式美，而是文、道并重。⑷韓愈還提出“不平則鳴”的文學創(chuàng)作動因觀。韓愈的不平則鳴說把握了文學創(chuàng)作心理活動的普遍規(guī)律。2簡述白居易詩論的得與失。首先，白居易重視詩歌的批判現(xiàn)實功能，不主張歌功頌德，而提倡暴露時弊。其報國濟民、守仁求善的民本思想，是他詩論的進步之處。而其弊端是將詩歌變成了政教工具，以政治實用立場否定詩的審美價值，認為一些優(yōu)美的寫景抒情之作不過是“嘲風雪，弄花草而已”。其二，由于極端重視詩歌的政教功能，所以在創(chuàng)作原則上倡導“實錄”，反對虛構和想象，這一方面堅持了文學的現(xiàn)實主義精神；另一方面卻忽視了想象、虛構等表達方式在詩歌創(chuàng)作中的重要作用。其三，在道與文的關系中，強調思想內容的重要性，力主有為而作，不尚形式主義和風月之作；但他將內容與形式對立起來，不重藝術性。其四，在詩的語言藝術上，白居易以“新樂府”的方式繼承了樂府詩的民間語言傳統(tǒng)，力求明白曉暢；但過份求直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