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公民社會(Civil Society)的概念來自于西方，但是它在現代社會富涵包容性、開放性和時代性。根據GordonWhite獲得廣泛認同的定義，公民社會是指“國家和家庭之間的一個中介性的社團領域，這一領域由同國家相分離的組織所占據，這些組織在同國家的關系上享有自主權并由社會成員自愿結合而成，以保護或增進他們的利益或價值”。@從根本上來說，公民社會與政治社會是相互區(qū)分的，公民社會強調國家和市場之外的社會自我組織，強調社會自身的相對獨立性。隨著20世紀90年代以來的全球社團革命，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正形成支撐西方文明的三大部門，并且經由全球化的作用，公民社會組織及其運動業(yè)已成為全球治理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并對中國社會發(fā)展的實踐產生了現實的影響。中國本土NGO的涌動、公共領域內民間話題的創(chuàng)造、各種以社區(qū)為基礎的公益行動的開展，以及在中國各個階層逐步顯現的公民權利意識的培育，已使得公民社會因子在中國出現，中國公民對公共參與、公民權利及對公民文化的倡導有了廣泛的需求。中國的公民社會組織的文化和行動方式不同于西方公民社會中以NGO的獨立和對抗為主的表現形式，它更多地表現為社區(qū)自我組織、公共話題的非正式討論、民間集體的公益行動，以及NGO與政府和企業(yè)的多方合作等。簡單地說，中國的公民社會主要表現為眾多非政府性質、非企業(yè)性質的各類社會組織及其集體行動。而中國的公民社會要發(fā)展，必然需要有自己的創(chuàng)新戰(zhàn)略，既要能夠體現民間自主和自治，又要與現有的政治經濟環(huán)境相吻合，并深深地根植于中國自身的文化土壤中。正是在這樣的一種謀求創(chuàng)新的情境下，中國的公民社會正和國家的和諧社會戰(zhàn)略結合起來，非營利組織和其他公民社會組織開始走向前臺，在社會的各個層面形成一種新的力量來推動和諧社會的建構，并在更深的層次上推動著新的社會結構的轉型。當前的實際情況卻是：在政府、企業(yè)和社會組織的合作和互動機制中，公民社會組織的影響力仍然無法與政府和市場同日而語。大力發(fā)展民間組織，促進民間組織與政府和企業(yè)的互動，是建設一個可持續(xù)的和諧社會的關鍵所在。公民社會需要創(chuàng)新：一方面是從內部形成支持社會組織及其行動者的能力，使得社會組織的聯合力量能夠逐步形成中國本土的相對獨立的公民社會，形成中國治理結構中新的平衡力量；另一方面是從外部提供資源、創(chuàng)造合法性機制來推動公民社會力量參與到底層社會變革的公益行動中去，使得公民社會能夠成為社會變革重要的新生力量，倡導和追求可持續(xù)的社會公正；但是更基本、也更重要的是第三方面，就是逐漸形成一種能夠支持社會和諧的文化基礎，使人們通過日常生活中的訓練，逐漸形成公共參與、民主討論的氛圍以及自主開展社會公益行動的公民美德?？梢哉f，培育獨立思考、負責任的參與行動，以及能夠彼此寬容和互助的公民，是目前階段建設公民社會、實現社會和諧最根本的基礎。從長遠來看，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最重要的影響是可以逐步改變原有的政府主導的社會治理結構，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之間可以形成既合作又制衡的機制，這種合作和制衡的效果可以有效地改變原有的不均衡的發(fā)展過程，從而能夠更加有效地解決社會問題，實現社會和諧。和諧社會必須以公民社會為基石，公民社會的建設應該成為一個堅定的主題，公民社會的成長壯大應該成為衡量中國能否實現真正的社會的改革開放的標準。一個健康的、自組織的、與政府和企業(yè)可以有良性互動的公民社會的成長和壯大，正成為未來“強國家、強社會”的中國模式中不可缺少的一面。①農村社會是公民社會的重要組成部分，而農民新型合作組織是公民社會組織建設的一個重要方面，通過自身發(fā)展的內驅力和外部的助推力，實現農民合作組織的發(fā)展和積極發(fā)展農民新型合作經濟組織和維權組織，雙管齊下，共同促進農民組織與政府和市場的互動，使農民通過組織的各種經濟和維權活動，既可以為農民的生產生活境況帶來根本性的改變，通過維權組織向國家和社會表達自己的愿望和要求、維護自己的合法權益，還可以培育農民的現代公民意識，逐漸改變其在社會經濟和國家政治社會中的相對弱勢的地位，從而促進和諧社會建設。 三、第三部門理論 20世紀70年代以來，隨著各國行政體制改革的推進，在北美和歐洲，學術界對于非政府組織(亦稱第三部門，英文全稱是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簡稱NGO)的研究出現一個熱潮。非政府組織正在世界范圍內成為一個新興的跨學科研究領域。在世界銀行組織編寫的《非政府組織法的立法原則》一書中對非政府組織作了如下的闡釋：“非政府組織’指在特定法律系統(tǒng)下，不被視為政府部門一部分的協會、社團、基金會、慈善信托、非營利公司或其他法人，且不以營利為目的。即使賺取任何利潤，也不可以將此利潤分配。工會、商會、政黨、利潤共享的合作社或教會均不屬于非政府組織。近年來，隨著經濟市場化的發(fā)展及政治體制改革的深化，中國的非政府組織也得到了快速的發(fā)展，相關研究成果疊出。非政府組織的出現一方面反映了社會的治理要靠多方的參與，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公民的政治參與意識提高，他們愿意自己組織起來解決一些政府所不能解決的問題。在許多西方國家，大多數的社會事務都是政府和非政府組織共同參與的。在中國，由于非政府組織尚處于發(fā)展初期，它的一個重要的特點就是“官民二重性”，政府選擇相對于社會選擇占明顯優(yōu)勢地位，因此這些組織更多的是扮演著政府助理或政府延伸機構的角色，而不是政府的合作伙伴或是民間的維權力量。但是隨著非政府組織的發(fā)展，國家與社會關系的轉變，它也面臨著一個從政府選擇到社會選擇的轉變。尤其是中國的農村民間組織由于有其固有的模式和運作方式，在這種轉變過程中，更有獨特的代表性。①在我國，構建和諧社會，責任既是政府的，更是全社會的，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同樣需要非政府組織的參與。目前，我國鄉(xiāng)村的非政府組織的數量(包括已登記的和未登記的)已達到300萬個以上，約占全國非政府組織總數的三分之二以上圓。不對他們進行研究，很難說全面了解了中國非政府組織的情況和當下農村的發(fā)展趨勢。中國的三農問題一直存在并困擾著中國經濟、政治和社會的發(fā)展，農民在國家利益格局中處于弱勢地位。一直以來，不論是在經濟發(fā)展上，還是在利益表達上農民都沒有擺脫被動的態(tài)勢，不能自我發(fā)展，沒有自己的代表，無法如實、準確的反映本階層的利益，致使農村得不到長足、可持續(xù)的發(fā)展。為了解決三農問題，政府出臺很多政策向農村傾斜，進行各種“輸血”和“造血”的工程，幫助農村發(fā)展，努力提高農民的生活水平。但是，我們必須深刻認識到，農村的富裕最終要靠農民自己的雙手去創(chuàng)造，在當前優(yōu)惠政策和相對寬松的宏觀環(huán)境的面前，抓住時機，建立自己的組織，自主選擇自己的代表，實現可持續(xù)的自我發(fā)展成為農村發(fā)展面對的新課題。 四、治理和善治理論治理一詞的基本含義是指在一個既定的范圍內運用權威維持秩序，滿足公眾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在各種不同的制度關系中運用權力去引導、控制和規(guī)范公民的各種活動，以最大限度地增進公共利益。從政治學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過程，它包括政治權威的規(guī)范基礎、處理政治事務的方式和對公共資源的管理。它特別關注在一個限定的領域內維持社會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權威的作用和對行政權力的運用。治理能彌補國家和市場在調控過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是萬能的，也存在著許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國家而享有合法的政治暴力，不能代替市場自發(fā)地對大多數資源進行有效的配置。在社會資源配置中存在著治理失效的可能。不少學者和國際組織紛紛提出了“元治理”、“健全的治理”、“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力圖克服治理失效。其中“良好的治理”或“善治”的理論最有影響?！吧浦巍?英文名為good governance)概括地說，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會管理過程。善治的本質特征就在于它是政府與公民對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國家與公民社會的一種新型關系，是兩者的最佳狀態(tài)。關于善治的基本要素，俞可平在《治理和善治引論》一文中共提到六個，即(1)合法性。它指的是社會秩序和權威被自覺認可和服從的性質和狀態(tài)。(2)透明性。它指的是政治信息的公開性。(3)責任性。它指的是人們應當對自己的行為負責。(4)法治。法治的基本意義是，法律是公共政治管理的最高準則，任何政府官員和公民都必須依法行事，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5)回應性。它的基本意義是，公共管理人員和管理機構必須對公民的要求做出及時的和負責的反應，不得無故拖延或沒有下文。在必要時還應當定期地、主動地向公民征詢意見、解釋政策和回答問題。(6)有效性。這主要指管理的效率。它有兩方面的基本意義：一是管理機構設置合理，管理程序科學，管理活動靈活；二是最大限度地降低管理成本。后來在和公正四個基本要素。善治可以說是國家的權力向公民社會的回歸，表示國家與社會之間的良好合作，它有賴于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對權威的自覺認同。公民社會是善治的現實基礎，沒有一個健全和發(fā)達的公民社會，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政府與公民的合作成功與否的關鍵是參與政治管理的權力。公民必須具有足夠的參與選舉、決策管理和監(jiān)督的政治權利，才能促使政府并與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權威和公共秩序。顯而易見，保證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權力的現實機制只能是民主政治，這樣，善治與民主便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專制政治在其最佳的狀態(tài)下可以有善政，但不會有善治。善治只有在民主政治的條件下才能真正實現，沒有民主，善治便不可能存在。在傳統(tǒng)中國的基層治理中，民間組織發(fā)揮著重要作用。中國的傳統(tǒng)社會有著發(fā)達的民間社會和民間組織，鄉(xiāng)村鄉(xiāng)紳主導的鄉(xiāng)村自治在中國社會長期占據主導地位。到了近代由于政治格局的變換，導致士紳社會在國家政權擴張的打擊下逐步解體，民間組織才被擠出了政治權力之外。舒爾曼(Franz Schurmann)就認為，在傳統(tǒng)中國，國家更傾向于控制而非管理，而 社會很大程度上是自己組織起來的。這種自組織行為提供了更強、更 持久的組織資源。新中國成立后，隨著國家權力向鄉(xiāng)村社會的逐漸滲透，鄉(xiāng)村中原有的民間組織多被取締或衰退。但自上個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鄉(xiāng)村社會自主性的增強，各種類型的民間組織特別是農民的各種經濟合作組織和維權組織重新產生或復興，介入到鄉(xiāng)村生活的方方面面，并成為鄉(xiāng)村治理中不可忽視的重要力量。農村的治理說到底與農民息息相關，也是農民自己的事情?；鶎诱嘁獙崿F對當代鄉(xiāng)村社會的善治，不能單靠政府或者市場解決，而要靠多方參與其中，共同解決才能達到良好的效果。而最能代表農民的莫過于農民自己。通過農民自身的組織來協助政府治理好鄉(xiāng)村，表達農民的利益訴求才是真正可行之道?，F階段，中央提出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和建設社會主義新農村的號召，不僅要使農村經濟獲得應有的發(fā)展，還要讓農民的利益訴求得到反映，使農業(yè)政策更加符合農村的發(fā)展和農民的需要，使農村的民主政治得到更好的發(fā)展。因此，加大民間組織在鄉(xiāng)村治理中的參與作用，從而達到善治是大勢所趨。 五、馬克思主義的農民合作經濟理論 運用合作制改造小農經濟，是馬克思主義的一個基本原理，它曾經對中國引導廣大小農進行社會主義改造和社會主義經濟建設起了指導作用。今天研究馬克思主義關于農民合作經濟的一些基本理論和原則，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恩的農民合作經濟理論(1)農民合作社是落后國家廣大小土地占有者維護自身經濟利益，發(fā)展生產的經濟組織形式馬恩認為，土地的封建主占有和私人占有以及對小塊土地的分散經營是落后國家廣大小農貧困的原因，通過建立合作社，“首先把作為他們主要勞動對象的土地從農民和更大的封建主私人占有中奪取過來，而變作由農業(yè)工人的合作團體集體耕種的社會財產時，他們才能擺脫可怕的貧困”。1在資本主義社會土地兼并條件下，“要挽救和保全他們的房屋和土地，只有把他們變成合作社的占有和合作社的生產才能做到”。只有“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yōu)楹献魃绲纳a和占有，才能保全他們的房屋和土地”。 (2)堅持自愿、互利原則，通過示范，引導農民建立合作經濟組織 馬恩認為，在農民合作社的建立發(fā)展過程中，無產階級政黨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通過示范手段提供社會幫助，農民合作的發(fā)展不能違背小農的意愿，更不應當采用直接掠奪和欺詐等不正當手段?！拔覀儗τ谛∞r的任務，首先是把他們的私人生產和私人占有變?yōu)楹献魃绲纳a和占有，但不是采用暴力，而是采用示范和為此提供社會幫助”。 (3)農民合作經濟可以有多種形式 他們認為，應該根據不同現象和地區(qū)的客觀條件，分別實行農村土地的國家所有制或集體所有制。無論是實行國家所有制的土地，或者是實體集體所有制的土地，都必須由合作社實際占有，由合作社支配使用。在農業(yè)生產合作社的內部經濟關系方面，也可以是多種形式的，既可以有從一開始就實行合作內純全公有制和純全按勞分配的合作經濟形式，也可以有實行公有制與私有制并存，按勞分配與按資分配并存的合作經濟形式。 (4)農民合作經濟是一個逐步發(fā)展的過程 馬克思和恩格斯是從引導農民和工人階級共同奮斗、最終實現全人類進入共產主義的角度，來考察農業(yè)和農民問題的。他們始終認為，農民進步的方向只有一個，就是組織起來同工人階級一道走社會主義道路，最后經歷自我工人階級化后，再同工人階級共同消滅包括自身在內的一切階級，進入共產主義社會。農業(yè)生產力的落后和農民的小私有者地位，決定了處在農村的農民與城市中先進的工人不同，他們走社會主義道路的過程將更長，中間肯定會經歷必不可少的步驟。合作經濟組織是改造小農和向共產主義過渡的中介，但要完成這一使命，不可能一蹴而就、一步到位。農業(yè)社會生產力的發(fā)展和農民思想覺悟以及知識文化水平的提高是一個歷史的過程，這也決定了農民合作經濟組織必然要經歷一個逐步發(fā)展的過程。 馬恩關于農民合作經濟的基本理論和原則是正確的，特別是不能剝奪農民和采取自愿、示范的原則，對于今天我國新型農民合作經濟組織的發(fā)展仍然具有重要的現實指導意義。 2．列寧的農民合作經濟理論 在馬克思主義合作經濟理論的發(fā)展史上，列寧的合作經濟思想處于極其重要的地位。他的《論合作制》最全面系統(tǒng)地論述了關于農民合作經濟的觀點。 (1)在不同的社會制度下合作社具有不同的性質。列寧指出，“合作社在資本主義條件下是集體的資本主義組織”，“在生產資料公有制的條件下，在無產階級勝利的條件下，文明的合作社工作者的制度就是社會主義制度?！?這就是說，由于國家政權的無產階級性質，由于國民經濟主導力量的社會主義性質，就從主要方面決定了勞動農民合作社的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