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能夠成功。而關于唐代皇位繼承問題，與北軍統(tǒng)治權即中央政柄有著最根本的關系，也就是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的成敗全部寄托于玄武門的軍事勝負上，而安史之亂后閹黨的作亂是由于其掌握了軍事大權，所以皇帝位由閹黨說了算，也就為何皇位更替非常不固定。在牛李黨派問題的闡發(fā)當中，陳先生考其牛李黨政治社會背景，牛李黨長居河朔藩鎮(zhèn)，在其社會背景后還有其種族問題，并且牛李黨勾結宮禁閹寺，所以除黨派紛爭及閹黨禍患非常難。另外唐代科舉做官是講究在朝官員的推薦的，所以容易形成黨派集團。對于黨派分野的問題在安史之亂后是影響唐代氣運的重要因素之一，以及河朔之地的胡化，文化種族問題，形成藩鎮(zhèn)割據(jù)勢力，所以這種文化種族團體，非國家統(tǒng)治意識形態(tài)是需要去不斷稀釋、取締的。下篇是講外族盛衰的連環(huán)性及外患與內政的關系，首先陳先生明確了什么是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即某甲外族不獨獨與唐室統(tǒng)治的中國接觸，它同時也和其他外族接觸，所以其他外族的崛起或強大而使某甲族衰落或滅亡，同時與某甲族接觸的唐帝國肯定要受其影響。從此可得知中國與外族關系不僅僅受制于之一小圈子。是與外族之另一外族的盛衰也是有關系的，也就是所講的外族盛衰之連環(huán)性。陳先生用盛衰次序的來詳細的解釋了唐帝國與之各外族之間的關系，其中東突厥敗亡與之領接部族回紇薛延陀的崛起，中國才有可乘之機，滅了東突厥?；丶v又因黠戛斯崛起而被中國所滅亡，此為外族盛衰連環(huán)性之例證也。在外患與內政之間的關系當中，最為典型的便是唐代中國與吐蕃之間的關系，以及牽扯的東北高麗問題。李唐承襲關中本位政策，把全國中心放在西北一隅，吐蕃盛強延至二百年之久。也就是為何中國在東北采取消極政策，在西北采取積極政策，這點最后吐蕃的敗亡也涉及到了外族盛衰的連環(huán)性，同時很重要的影響著國家政策方針。在唐末對黃巢起義的鎮(zhèn)壓以及南詔侵邊的事務處理上都明顯的體現(xiàn)出外患與內政之間的相互關系。至此本書邏輯就闡述到這里，我已按照陳寅恪先生的思路對兩本書的邏輯進行了分析，可能有所偏差，敬請包涵改正。問題闡發(fā)：為何隋唐禮儀制度淵源多屬北魏（齊）和梁陳？和它兩源的文化的本質內涵有何關聯(lián)？荀子曰：“人無禮則不生，事無禮則不成，國無禮則不寧”。由此可見禮儀，對于個人、做事和國家的發(fā)展有著深刻的關系。第一，禮儀，起源于人類為協(xié)調主客觀矛盾的需要，為維持自然的“人倫秩序”而產生禮，對于家庭成員言行的規(guī)范，為“止欲制亂”而制禮，是維系封建等級差別的需要；第二，禮起源于原始的宗教祭祀活動（“禮立于敬而源于祭”，禮的繁體字“禮”）；第三，從祭祀之禮擴展而為各種禮儀。夏朝以前，禮儀開始起源，在夏、商、西周三代，是禮儀的形成時期。五禮包括吉禮、賓禮、兇禮、嘉禮以及軍禮。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禮儀的變革時期，秦漢至清末，是禮儀的強化時期。而西晉首次將五禮制度應用于實踐，奠定了東晉南北朝以及隋唐禮儀制度的基本框架，具有原點意義?？梢娖洚敃r魏晉南北朝時期的禮儀制度對于國家制度建設的重要性。禮儀一章成為全書的主體部分，由此出發(fā)（北）齊，“禮儀”不出三源：一曰（北）魏，二曰梁、陳，三曰（西）魏、周。“三源“禮儀制度對于之后東晉南北朝有著怎樣的特殊的原點意義，實為之源，大略有兩端。對于《隋唐制度淵源略論稿》中已經(jīng)很詳細的對禮制的淵源做了嚴格的考證，主要出于前二源，為何是這樣，西晉首次把無禮應用于實踐，也就是說西晉是禮儀制度的重要發(fā)展時期，但是由于社會呈分裂狀態(tài)，其主要繼承漢族中原文化的也分散開來，直接繼承的是南朝所繼承的禮儀文物制度，另外間接繼承的是北魏更始用夏變夷所繼承的南朝前期的禮儀文化制度，再傳至北齊。另外就是南朝后期梁陳所繼承的禮制和河隴一隅所保留的家族漢族中原文化禮儀被隋代建朝時被兼用之。南北朝時期實屬民族文化大融合時期，但是漢族的文化禮儀制度是中國特有的，是維護封建統(tǒng)治的重要手段，從三代之秦漢傳至魏晉，一脈相承，是其他民族不可替代的，在禮儀文化方面漢族實屬領先的地位，胡化下的北周禮儀文化制度便是非驢非馬，所以北魏（齊）和梁陳兩源是隋唐禮儀制度最重要的淵源。西晉首次將五禮制度用于實踐，奠定了東晉南北朝以及隋唐禮儀制度的基本框架之中，就已經(jīng)有吉、兇、兵、軍、嘉五禮之稱，部分具體禮儀亦見于先秦典籍，但《周禮》所記載的五禮體系并未用于姬周制禮作樂的實踐，但是具體內容與后來西晉的五禮也有很多的不同。到曹魏咸熙元年，西晉首次將五禮制度用于實踐，五禮之名取自《周禮》，實質內容多為創(chuàng)新，五禮體系成為晉禮，有別為序?！妒酚洝?，《漢書》，《后漢書》中所載禮制多數(shù)都是因類設目，不以五禮為序；而在晉禮之后，禮儀制度多以五禮為序，南北朝以及隋唐禮儀制度的基本框架也由此而剩。隋唐禮儀制度以梁、北齊為主源，北齊后主所定的禮儀皆以西晉五禮為基本框架。在具體的歷史傳承上，東晉南北朝禮制也以西晉禮制為近源。西晉為漢末三國和東晉南北朝其次。兩個長時間的分裂段之間的統(tǒng)一時期，其對于后世東晉南北朝的影響類于秦之于漢，隋之于唐。如此看來中原漢族禮制是一脈相承，文化內涵豐富，是當時先進文化的代表，所以隋唐禮制采其前兩源是合情合理的。為何唐代皇位更替一直處于不穩(wěn)定狀態(tài)、與之玄武門和閹寺之間有和關系？不管是看了陳寅恪先生的這本書，還是看其他唐代政治的研究書物，都會發(fā)現(xiàn)唐代皇位更替一直處于不穩(wěn)定的狀態(tài)。這本書里認為關于唐代皇位繼承問題，與北軍統(tǒng)治權即中央政柄有著最根本的關系，也就是唐代歷次中央政治革命的成敗全部寄托于玄武門的軍事勝負上，而安史之亂后閹黨的作亂是由于其掌握了軍事大權，所以皇帝位由閹黨說了算，也就為何皇位更替非常不固定。這也是陳寅恪先生陳述了當時唐代皇位更替不穩(wěn)定的客觀原因，軍事統(tǒng)治權是統(tǒng)治之權柄，也就是玄武門所控制的北軍軍權是統(tǒng)治權柄，皇位的爭奪也就演變成玄武門之爭，皇位繼承就出現(xiàn)了很大的不確定性。而閹寺勢力與外廷相進退，以及安史之亂之后地方藩鎮(zhèn)勢力做大和后來牛李黨的黨派勢力，也就是為何后期地方政治革命能夠成功，中央勢單力薄，外部的山東士大夫集團與李唐皇室的對立，所以李唐皇室在維護統(tǒng)治上逐漸倚重閹黨，閹寺逐漸奪取了帝國的主要的中央軍事大權，在藩鎮(zhèn)中也是監(jiān)軍，把握著重要的地方軍事力量，皇帝完全成為閹寺傀儡， 那么皇位之更替完全控制在閹黨手中，成為唐代皇位更替的不穩(wěn)定因素。還有一些主觀因素也是值得關注的，在書中，陳寅恪先生有詳細敘述了高祖、太宗至中宗、玄宗的四次中央政治革命，其成敗都與玄武門的得失，是否掌握北門禁軍有著密切的關系，因此說掌握玄武門與否，對于中央政治革命的關鍵成敗問題有著很大的影響。唐高祖即位后，李建成為太子，常駐宮內處理事務，為文官集團代表。李世民為秦王，繼續(xù)率領武將集團帶兵出征，功勞也最大。 太子自知戰(zhàn)功與威信皆不及李世民，心有忌憚，就和弟弟齊王李元吉聯(lián)合，一起排擠和陷害李世民；同時李世民集團亦不服太子，雙方持續(xù)明爭暗斗，經(jīng)過長期的斗爭，李世民集團逐步占上風。李世民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