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論的不僅僅是在細節(jié)上已經討論過的倫理問題（注17），那樣的話要返回禁欲主義宗派的早期開端。而首先在于，社會獎懲、紀律手段以及――一般的說來――新教教派的各個分支的整個組織基礎都要追溯到這些開端。它們在當代美國的繼承者乃是生活的宗教規(guī)則之派生物，這些派生物的社會功能的效率都是極高的。讓我們在此簡短地澄清這些教派的本質，還有它們的模式與功能之指向。在新教當中，“信仰者的教會”這一原則首先明顯來于152324年間蘇黎世的洗禮派。（注18）這一原則將聚會只限于“真正的”基督徒；所以，它意味著，這是由從世界中分離出來的得到真正認可的人所組成的一個自愿團體。托馬斯閔采爾否定嬰兒受洗；但是他沒有采取下一步驟，也即要求成人像嬰兒受洗一樣重新受洗（再洗禮主義）。蘇黎世的洗禮派追隨閔采爾，于1525年引入了成人洗禮（可能也包括再洗禮主義）。流動的旅行者和工匠是洗禮派運動的主要承擔者。在每一次受到鎮(zhèn)壓后，他們都將它帶到一個新的地方。這里我們不打算再細節(jié)上討論這些舊的洗禮派、門諾派、洗禮派和貴格派的自愿入世禁欲主義的個人形式，也不打算重新描述，每一種禁欲派別是如何一再落入同樣的路向的，包括加爾文派（注19）和循道會。這種情況出現(xiàn)在要么是教會內部模范性的基督徒非國教徒密會中（虔敬派），要么是其他宗教上的“充分公民”（具有無謬誤的正當性）之群體中，他們是掌握著教會的主人。其他的成員僅僅屬于消極身份團體、或服從紀律的少數(shù)派基督徒（獨立派）。在新教中，作為榮耀管理義務性組織的“教會”和作為宗教上合格者的自愿團體之“教派”，這兩種[不同的]結構原則在內外兩方面都有沖突，從茨溫利到Kuyper和Stcker，這一沖突幾個世紀來一直存在。我們在此僅僅希望考慮那些自愿主義原則的后果，這些原則在對其行為的影響上具有實踐上的重要性。此外，我們僅僅回顧這一事實，是圣餐純潔的決定性觀念，及因此對不合格者的排除，在那些沒有形成教派的派別中，也會產生一種處理教會事務的方式。尤其是預定論的清教徒，正是他們有效地由此達成了教派的紀律。（注20）對基督教團體而言，圣餐的關鍵社會重要性在此是很明白的。對教派本身而言，神圣宗教團體純潔性的觀念在其最初時期，還是深具決定性的。（注21）很快的，第一個穩(wěn)定的自愿主義者，布朗恩（Browne）在其“迫切宗教改革論（Treatise of Reformation without tarying for anie）”（可能是1852年）中強調，之所以在圣餐上要對“邪惡之人”維持宗教團體之壓力，其主要原因在于對主教制度和長老制度的拒絕。（注22）長老會徒勞無益地試圖解決這一問題。在伊麗莎白時代（Wandworth會議），這已經成為了一個關鍵性的問題。（注23）有關誰應決定從圣餐中被排除者，這在英國革命期間的國會中是一個不斷出現(xiàn)的重要問題。一開始（1645）由執(zhí)事（ministers）和長老，即平信徒自由決定這一議題。國會試圖處置這些事關開除的議案；所有其它的議案都是依靠議會而做出的。這被稱為“國家全能主義”（Erastianism），威斯敏斯特會議（Westminster Assembly）對此表達了尖銳抗議。獨立派黨人取得優(yōu)勢，因為除了得到認可的本地居民外，它只接納屬于宗教團體的人。只有得到合格的成員的介紹，外來聚會團體的成員才會被接納。資格證明書（介紹信）也在十七世紀出現(xiàn)了，它是在從一地往另一地或旅行時被授予的。（注24）在官方教會內部，巴克斯特的非國教徒密會（協(xié)會）于1657年被引入十六個縣，它們被設立成一種自愿性的審查機構。這可以讓執(zhí)事更容易鑒別合資格者，并把那些名聲不好的人從圣餐中排除。（注25）威斯敏斯特會議中的“五抗議兄弟會”（five dissenting brethren）――這是居住在荷蘭的上層階級的避難所――也是如此，他們提出允許在教區(qū)旁邊存在由自愿者組成的圣會，并賦予他們票選宗教大會代表的權利。新英格蘭的全部教會史都充滿了圍繞這類事情的沖突：誰能被圣禮所接納（為一個主教，這是一個例子）；未被接納者的孩子能否受洗（注26）；還有在什么情況下后者可以被接納，及諸如此類的問題。困難在于，那些高貴的人不僅要被允許接受圣餐，而且還不得不接受它。（注27）所以，如果信仰者自己懷疑自身的價值，并遠離圣餐的話，這一決定本身不會消除他的罪。（注28）另一方面，為了能保持純潔，要讓那些無資格者、尤其是應受指責者（注29）遠離宗教聚會，圣會也是負有聯(lián)合責任的。所以通過一個負有榮耀的高尚執(zhí)事，聚會團體對于圣事的管理是負有聯(lián)合且特別的責任的。這樣，教會章程最初的問題又重新出現(xiàn)了。巴克斯特做了折中的提議，在緊急情況下，來自不合格執(zhí)事（即其行為是有問題的）的圣事應當被接受，但他試圖調和的做法并無成效。（注30）[在這個問題上]在早期基督教時代，古代的多納圖派持個人卡里斯馬的原則，它和那種把教會視為管理恩典的機構的原則（注31）是截然對立的。通過教牧者的character indelebilis（不可損毀的完整性），在大公教會中激進地建立起了恩典制度化的原則，在宗教改革后的官方教會也是如此。獨立派的立場是激烈且不容妥協(xié)的，它們是建基于把圣會當作一個整體的宗教責任上。除了兄弟情誼，執(zhí)事的德行也成為宗教聚會所考慮的。在此顯示了這些事情是怎樣通過其原則而成立的。眾所周知，荷蘭的Kuyper分裂派在最近幾十年里曾有深遠的政治影響。它源于下面的形式：為了抗議荷蘭國教會（Herfomde Kerd）的大宗教會政府（Synodal church government）的宣言，一家阿姆斯特丹教會的一幫長老，當然是平信徒，以首席執(zhí)事Kuyper（他也是一普通的平信徒長老）為首，拒絕給聚會之外的布道者給予資格證書，從他們的立場來看，這些外部的布道者是不合格者或不信者。（注32）就實質上說，十六世紀的長老會與獨立派確實是互有敵意的；最重要的后果是由圣會的聯(lián)合責任所肇端的。與自愿原則幾乎一致的是，合格者是被聚會團體所自由接納的，當然僅限于合資格者，我們發(fā)現(xiàn)地方圣事團體的支配原則就是如此。通過對個人的調查和熟知，只有本地宗教共同體可以裁決一個成員是否合格。但是跨地方團體的教會政府就不能如此，不管此政府的管理在選舉上有多么自由。要是成員的數(shù)量被限制的話，地方圣會可以進行挑選。所以原則上來說，這只適合于相當小規(guī)模的圣會。（注33）要是團體太大了，要么就像虔敬派那樣形成秘密集會，要么反過來，這些成員像循道宗那樣被組織起來，成為教會紀律的承擔者。（注34）這些自治圣會所具有的超常嚴格紀律（注35）構成了第三條原則。這是難以避免的，因為這和圣事團體的純潔性旨趣有關（如貴格派中，和祈禱者團體之純潔性旨趣有關）。實際上，禁欲主義宗派的紀律比任何教會的紀律都要嚴厲得多。在這方面，教派可與僧侶序階相比。教派紀律也和僧侶的紀律很相似，因為它建立了見習原則。（注36）與那些官方新教教會不同的是，由于道德犯規(guī)而被開除的人通常被拒絕與其他成員交談。故而教派對他們是實行絕對排斥的，包括在商業(yè)生活中。有時候，除非萬不得已，教派是避免與并非自己兄弟的人發(fā)生聯(lián)系的。（注37）而且教派將這種超級的紀律權置于了平信徒之手。在上帝面前，沒有什么精神權威可以承擔團體的聯(lián)合責任。甚至在長老會中，平信徒長者的分量也是很重的。不過，獨立派、甚至還有浸信會則不懈地與神學家的權威或統(tǒng)治作斗爭。（注38）正是由此，這一斗爭自然導致了平信徒成員的職事化，他們通過自我管理、警告、甚至可能開除來發(fā)揮道德控制的功能。（注39）教會平信徒的統(tǒng)治也部分地表現(xiàn)在他們對自己布道之自由（預言的自由）的尋求上。（注40）為了讓這一訴求合法化，向早期教會團體的情況作了參考。這一訴求不僅對于路德派的教牧官職（pastoral office）觀念是離經叛道的，對于長老派的神命（God’s order）觀念也是如此。平信徒的統(tǒng)治還部分地表現(xiàn)為，他們反對任何職業(yè)神學家和牧師。唯一應得到認可的只有卡里斯馬，而不是訓練和官職。（注41）新教教派與資本主義精神（下）貴格派則堅持這樣的原則，在宗教聚會中任何人都可以發(fā)言，不過他只能談他被圣靈的感動。所以那里根本沒有職業(yè)執(zhí)事。無論在何種意義上都可以確信的是，直到今天，沒有任何地方因此產生過大不了的后果。正式版的“傳奇”是這樣說的，那些在聚會侍奉時被圣靈所特別蒙納的成員在聚會的時候，坐在一圣會對面的特別長凳上。在深深的靜默中，等待圣靈的人們掌控著他們中的一個（或聚會的某些其他成員）。但是在一家賓夕法尼亞學院的侍奉中，與我的愿望不幸的相反的是，圣靈沒有控制那位坐在凳子上的樸素而美麗的女士――她的卡里斯馬受到高度贊揚。相反，大家一致同意圣靈控制了一位勇敢的學院圖書管理員，他就“圣徒”這個概念作了一通很博學的演講?？梢钥隙ǖ氖?，其它教派并沒有得出這樣激進的結論，至少沒有想要一勞永逸地如此。不過雖然如此，執(zhí)事要不是作為“雇員”而積極活動的話（注42），也會為了自愿的光榮捐獻而侍奉。（注43）其侍奉可能還是一種次級的職務，并僅僅是從事其費用的重新募集（注44）；[不然的話]要么他被解職；要么就是作為一種巡回布道（注45）的傳教組織，僅僅偶爾沿著相同的路線工作，如在循道宗就是如此。（注46）只要（傳統(tǒng)意義上的）官職和相關的神學資格得到維持（注47），這種技術就會被視為是一種純粹技術性和專門性的特權。不過，真正決定性的要素是榮耀狀態(tài)下的卡里斯馬，而其權力機構就通過調整自己來辨別它們。權力機構，如克倫威爾時代的triers（控制宗教資格許可證的地方實體）和ejectors（執(zhí)事紀律之官職）（注48），必須要檢查執(zhí)事侍奉的適當性。權力機構的卡里斯馬性格被認為是以這樣的特征保持著――它與團體自身成員的卡里斯馬特征的保持方式相同；如克倫威爾的圣徒軍只允許宗教上合格的人進入他們的圣餐，所以如果一個軍官出自不符他們宗教資格圣事之團體的話，克倫威爾的士兵就會拒絕作戰(zhàn)。（注49）在教派成員中，早期基督教兄弟之情的精神仍內在地隨處可見，至少在早期浸信會和其衍生派別中是如此；至少也會對此做出要求。（注50）在某些宗派中，打官司被當作一種禁忌。（注51）除非萬不得已，相互幫助是一種義務。（注52）自然，與非成員間的商業(yè)交易不會遭到干涉（除在極端派別團體中會偶爾為之）。不過從他們的自我理解來看，他們是更偏好于兄弟之情的。（注53）從一開始，人們看到許可證制度就是如此（與成員資格及其行為有關）（注54），它在其成員遷移到另一地方的時候被授予。貴格派的慈善事業(yè)高度發(fā)展，由于其所承擔的這些負擔的緣故，他們[對此]宣傳的勁頭也就減弱了。圣會的凝聚力很強，所以它有足夠的理由被認為是新英格蘭定居者之選擇的決定性因素之一。與南方不同的是，新英格蘭的居民點普遍密集，并從一開始就有很強的城市化特征。（注55）很明顯，在所有這些方面，美國教派和類似教派的組織的現(xiàn)代功能被揭示出來了，就如本文一開始所指出的那樣，它們是曾經在所有禁欲主義宗派和秘密集會中廣為流行的，而其現(xiàn)代功就是那些情況的直接派生物、剩余物和積淀物。今天它們也正在走向衰敗。從一開始，這些教派主義者就明顯有一種非常排他性的“孤芳自賞”（pride in caste）。（注56）現(xiàn)在我們來看，在這整個發(fā)展過程中，是哪一部分對我們的問題過去和現(xiàn)在具有實際的決定性作用呢？在中世紀，被逐出教會也會有政治和民事上的后果。而且就形式上而言，在自由度上比教派要更為苛刻。此外，在中世紀只有基督徒才是充分的公民。在中世紀，也有可能通過教會的紀律權力來反對一個不還債的主教，舒爾特（Aloys Schulte）令人信服地指出，正是這一原因使得主教比世俗諸侯具有更高的信用度。與此相似，一個普魯士副官如果不能清償債務，那就會被解職，正是這一事實也使得他能夠擁有較高信用度。德國學生的友情也與此相同。在中世紀，教會所擁有的口頭悔改和紀律上權力也是如此，它可使教會紀律有效發(fā)揮作用。最后，通過訴諸法律，[債務上的]誓言也可以保證把債務人革出教門。盡管如此，在所有這些例子中，與那些新教禁欲主義所哺育或壓逼出來的行為模式相比，經由這些條件和手段所得到贊同或反對的行為模式與前者還是總體上不同的。我們可以以副官、或友誼會的學生、也可能是主教作為例子，信用度的提高肯定并不依靠與商業(yè)行為相應的個人資質的培養(yǎng)；直接看看下面的評論：即便這三個例子的影響是相同的，它們也是一非常不同的方式發(fā)生作用。首先，像路德宗那樣的中世紀教會紀律是處于執(zhí)事官員的掌控下起作用的；第二，通過這些威權式的手段，這一紀律才得以最有效的發(fā)揮作用；第三，它只是對具體的個人行為實施獎懲的。首先，至少部分的及經常是全部的，清教徒與教派的教會紀律是授予平信徒之手的。第二，它要每一個人都為自己的行為負責任；第三，它培養(yǎng)或選擇了不同的品德，如果人們希望如此的話。最后一點是最重要的。為了能夠進入團體的圈子里，教派（或非國教徒密會）的成員必須有某種品德。這些品德對于理性的現(xiàn)代資本主義的發(fā)展是重要的，這在第一篇文章里也指出了。（注57）為了能呆在這個圈子里，成員必須要一再證明，他賦有這些品德。他持續(xù)不斷地培養(yǎng)這些品德。因為就像上天對他的賜福，他所處的全部社會地位現(xiàn)在都要依靠他對自己信仰的“證明”。在減輕一個人的罪的手段上，天主教的懺悔是反復地來自內心的巨大壓力，而教派成員則面對這種壓力而不斷地加以控制。關于中世紀的正統(tǒng)和異端宗教團體是如何成為新教禁欲主義派別的先驅的，這些在此就不想討論了。根據(jù)各種情況來看，通過保持其在團體的圈子里地位而來培養(yǎng)自身資質的做法是最有力的了。所以，教派的穩(wěn)定而至高無上的倫理紀律是和權威主義的教會紀律相聯(lián)系的，而理性化的培養(yǎng)與選擇[方式]是和秩序與禁忌相聯(lián)系的。幾乎所有的其它情況也表明，清教教派是禁欲主義的內向形式的最不同尋常的承擔者。此外，他們是最穩(wěn)固、在某種程度上也是唯一穩(wěn)固的普世大公教會的反對者，他們是恩典管理的義務性組織。在這些資質的培養(yǎng)上，清教教派把關于社會地位的個人利益置于了強有力的地位上。所以，從各個方面說，個人的動機與自身利益也在產生和維持“中產階級”上發(fā)揮著作用。清教倫理[體現(xiàn)在]所有它的分支中。究其深遠的及無與倫比影響力而言，這絕對是決定性的。需要一再指出，不是宗教的倫理教義，而是它的倫理行為方式在發(fā)揮著獎懲作用。（注58）這種獎懲是通過救贖的個別之善的條件和形式而發(fā)揮作用的。并且在社會學意義上，這樣的行為構成了一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