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暴富階層辯護；他們以東亞模式為榜樣，主張以經濟改革代替政治和社會改革，并自封為“改革開放派” ；　他們回避權力資本惡性膨脹問題，而把中國出現(xiàn)的一切弊病都歸結為經濟改革不到位，對外開放不到位；他們不去研究中國的兩極分化，借口是“沒有數字” ；在中國投機賺大錢，搞工業(yè)難賺錢，種糧食不賺錢，耕地使用權價格極低的時候，他們反而強調土地使用權的自由交易，搞什么“規(guī)模經營” ；　他們掌握了西方現(xiàn)代經濟學的話語系統(tǒng)，概念和模型多得嚇人，缺乏的卻是中國知識分子的責任感和草根意識。嚴肅的西方經濟學家，已經修正了經濟學許多假定前提，比如信息對稱，沒有交易成本，壟斷和外部性等等，他們也發(fā)現(xiàn)一些邏輯矛盾，比如每一個經濟人都是理性的，并不能保證整體的經濟行為是理性的，在金融危機面前尤其是如此。這說明市場經濟自身就有缺陷，應用到中國更有缺陷。國際“主流經濟學”　的某些中國應用者，有意迎合中國暴富階層的利益，甚至自己也成為暴富階層一員，不僅回避馬克思主義的社會階層分析，也不使用西方經濟學中最基本的利益分析方法，去分析中國改革前后的利益轉移和分化———西方經濟學在中國的應用，比其自身要糟糕得多。1999 年，本世紀末的最后一年，有兩件事預示了大轉折的到來。第一件是理論方面的：國際諾貝爾經濟學獎，第一次授給了一位印度經濟學家，他是以研究印度的貧困和饑荒問題，從而對世界經濟學理論大廈做出了貢獻。這說明了，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學家或者什么其他學科的理論家，想要得到國際承認，必須要以自己國家大多數人民的切身利益為基本出發(fā)點，對本國人民的切身痛苦有親身感受，有終極關懷，否則不僅會脫離本國人民，在西方和國際學術界，也不會得到認可。中國的經濟學家受到刺激，也在談論中國人是否能夠得諾貝爾獎的問題。我看中國人想得也難。中國與印度不同的，就是長期以來與西方隔絕，到英美留學并熟悉他們的語言，學科和思維方式的，不過只是一代人，20 年而已。這些年輕而留洋的學生，缺乏草根意識，而插過隊的那一代人，又沒有受過系統(tǒng)的西方式的專業(yè)訓練。在研究方法上，按照國際經濟學許多模型，難以研究中國問題。中國的思想學術界，即使能夠掌握和應用國際學術規(guī)范的方法，能否有效研究中國問題，也很難。也許研究中國問題，還不能脫離“土專家”的中國思維方式?！　〉诙褪亲匀粸暮徒洕^續(xù)衰退。歷史上的中華民族，是在治水的過程中發(fā)展起來的。政權的合法性，領袖的權威，均產生于能否興修水利。中國歷史觀念，是把天災與人禍聯(lián)系起來看的，所謂“天怒人怨” ，天災是警告人禍。人間的領導者在天災面前均主動減少自己飲食，更換大臣，啟用賢人。1998 年水災應該理解為“天意對中國的警告” ：要把“一切圍著大款轉” ，轉變成為了中國大多數人和長遠發(fā)展轉。 要結合國土整治，興修水利，基礎設施和城鎮(zhèn)建設，組織大量農民進行低成本勞動積累。農民因此增加收入以后，才可以購買消費品，緩和城市的下崗。這樣做需要整個社會恢復強大的組織動員能力，關鍵是政府清除腐敗，恢復權威與合法性。為此必須結束改革以來隱蔽的利益轉移關系，改承認的承認，該整頓的整頓，該剝奪的剝奪，該規(guī)范的規(guī)范，這比追求高速度更能夠調動人民的信心?！　?危機總是難以避免的，但是我們黨和國家還是有組織能力的，特別是中國人民，具有極其頑強的生命力和優(yōu)秀的品德。全國人民對于災區(qū)的支援和解放軍的優(yōu)秀表現(xiàn)，對于腐敗奢迷建立了參照系，有力地蕩滌彌漫中國的那股商人的銅臭氣，學者的學究氣，社會的流氓氣，官員的蠻橫氣，那股官商結合目空一切的腐朽氣氛。社會應該恢復為多數人著想的草根意識：在賑災中應該按照公平原則，讓有錢人多捐錢，不能只靠自愿；應該采取有效措施，讓每個律師每年免費為窮人打１０個官司，每個教師到農村教授一定課程，每個青年服兩年兵役，進行紀律化，社會化和艱苦生活的訓練?！　∥覀冏非蟋F(xiàn)代化中脫離了大地母親，大地母親就發(fā)出了呼聲。不知道中國所謂的“精英們”：在卡拉　ＯＫ　和歌功訟德之外，還能夠聽到否？　　東亞國家２０年持續(xù)高速增長，給樂觀論提供了更加豐富的案例。東亞模式的出口導向，政府干預經濟，政府銀行企業(yè)一體化，高儲蓄率，都被說成是比西方更加優(yōu)越的東西，歐美人帶著獵奇的眼光，從亞洲經驗中總結出無數東西，什么“日本第一” ， “專制現(xiàn)代化” ， “儒家市場經濟”等等，有意無意地忽視了最為關鍵的因素：美國的扶植。兩次亞洲戰(zhàn)爭，美國的最惠國待遇，都是冷戰(zhàn)的產物，亞洲多數國家和臺灣，是被美國列為對抗蘇聯(lián)的前哨防線，以優(yōu)惠政策加以扶植的，其政治體制自身并沒有穩(wěn)定性，而是由美國控制和維護的。冷戰(zhàn)結束，美國對亞洲由軍事經濟扶植轉為經濟控制，亞洲就失去了當年的光彩。?。保梗梗赌昝绹洕鷮W家克魯格曼指出東亞經濟增長主要是靠資本投入，而不是靠科技投入，因而不能持續(xù)增長時，竟然受到了國內外多數經濟學家的批評，直到今天，相當多的人仍舊相當肯定東亞模式，認為只要適當的宏觀經濟調整和國際援助，就可以使亞洲各國擺脫經濟危機?！∵@是典型的樂觀論：空間上只從經濟增長一個層面，時間上脫離具體歷史背景，把某一地區(qū)某一階段的成就，看成永久持續(xù)的經驗，把內部矛盾導致的深刻危機看成是暫時性的，這樣的樂觀論的確比較膚淺，會妨礙我們認識自己的危機。二．中國危機的內生根源： 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 　　筆者在 1997 年預測，中國在 5 年左右有發(fā)生金融危機的可能。從外部沖擊來說：國際投機資本是否能夠造成崩潰性的沖擊，取決于能否在短時期內掌握受沖擊國家的大量貨幣。人民幣資本賬戶不自由兌換，有效防止了國際資本的不穩(wěn)定性投機。但外匯管制效力有限，第一，它不能杜絕投機資本通過貿易項目的自由兌換混入；第二，管理機構內部人員會帶頭投機并產生波及效果．比如１９９８年初，正當決策層決定降低利率的時候，就有一部分銀行內部工作人員去外匯黑市大量賣入外匯，促使人民幣的黑市價格上升到１：８．５左右。第三，是相當多的金融機構在進行人民幣和外匯之間的買賣，在一定條件下造成不穩(wěn)定性投機。第四，外商投資企業(yè)的人民幣利潤越來越多，有９０％　沒有匯出，而是留在中國進行再投資。這筆外商在中國國內的債權在五年之后會達到１００００億人民幣，相當于我們國家在海外的債權（國家外匯儲備） 。其中有相當一部分沒有真正購買生產資料，而是留在流通和投機領域，流動性很強。國際投機者通過香港也可以掌握一部分人民幣。如果出現(xiàn)突發(fā)事件，外商喪失信心，普遍要求將人民幣利潤兌換成外匯匯出，引起國家儲備嚴重下降，即可能引起居民普遍提取人民幣，通過各種渠道兌換外匯。限制或者停止外商將利潤匯出只能延緩 1 年，因為新的外資會因此不來。這是國際資本沖擊中國的特殊形式，也是我國危機爆發(fā)點之一?！〉侵袊鹑陲L險的主要因素是內生性的，分為三個層面。　第一個是貨幣經濟層面，中央正在控制危機因素。第二是真實經濟層面，如人口問題，環(huán)境問題，體制改革問題，精簡機構問題，農民問題，經濟結構問題等等。第三是社會與權力結構層面。在中國，存在導致發(fā)生經濟，政治與社會危機的最特殊，最基本的內生矛盾－－－－權力資本擴張及其合法性危機。正如毛澤東＜矛盾論＞中所說，任何一種生產方式和發(fā)展過程，都有其內在的矛盾，這一對矛盾的產生，發(fā)展和解決的過程，將主導整個事物的發(fā)展過程。矛盾的解決方式，可以有對抗性和非對抗性兩種，所謂“危機” ，實際上就是事物內部矛盾已經激化到無法自行調整和解決，必須以外部對抗的形式來解決；或者是事物已經無力在自身存在所允許的范圍內解決矛盾，非要以被動形式被迫解決不可．一場危機，就是外部強制解決矛盾的形式，只不過它所導致的是舊事物的瓦解。這種解決方式，所付出的代價太大。特別是如果在舊事物瓦解以后，新事物不但不能產生，反而引起更大的瓦解，那么代價就更大。金融危機如果真的猛烈發(fā)生，甚至引起更大的經濟社會政治瓦解，就說明中國漸進改革的內在矛盾已經發(fā)展到無法自我克服的程度。在我看來，這種內在矛盾的發(fā)展已經到了最后一個階段，如果任其發(fā)展不去認識，更不去主動調整，那么數年之內，就會以金融崩潰的形式引起一系列經濟，社會，政治危機。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特征，是利益轉移的隱蔽性。任何改革都是一種利益的轉移和再分配，改革與革命不同，它的利益再分配，沒有造成社會結構的根本變化，不是由下層推翻和剝奪上層實現(xiàn)的，而是遵循“精英連續(xù)性”規(guī)律，基本上由那些在計劃經濟下掌握資源的人，在改革過程中將這些資源變成自己的私人財產，再通過某些政治和社會改革，如“民主改革” ，為自己獲得的利益取得新的合法性。這是一般改革的規(guī)律，也是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過渡的特殊規(guī)律，并非中國所獨有。國外社會學已有文獻指出：前蘇聯(lián)東歐國家的“休克療法” ，那些在計劃經濟下掌握資源的人雖然首先在政治和法律上放棄了特權，但仍然在市場經濟發(fā)展初期占有優(yōu)勢，表現(xiàn)在知識，管理，社會聯(lián)系，信息，能力各個方面，所以多數人可以在市場經濟發(fā)展中成為新的企業(yè)家，議員，總之，保持了“精英階層的連續(xù)性”而不是斷裂。當然，少數平民也可以進入上層，但這是例外，而且往往是通過與權力系統(tǒng)發(fā)生某種關系才有可能，如給領導人作秘書等等；另一部分人是憑借自己特殊的冒險行為進入的，特別是勞改釋放犯那一類沒有地位的社會群7 / 127體?！　≈袊洕母镏械睦孓D移，也是遵循這一規(guī)律進行的。在計劃經濟下我們在名義上建立的＂全民所有制＂，主要采取了國有或國家控制的方式，而＂全民＂是通過人民代表大會，將自己的所有權委托給了政府。政府系統(tǒng)是通過行政體系，通過＂官員群體＂，實際控制國有資產，以至幾乎所有社會資源，比如通過人民公社制度，控制農民進城和糧食生產等．在改革以后，這種權力并未崩潰，而是向市場方向擴張，創(chuàng)造出一個＂權力與市場相結合的經濟＂。把權力資本的形成說成是＂改革扭曲＂，是從市場經濟經濟理想出發(fā)的說法；說成是＂和平演變＂，是從計劃經濟理想出發(fā)的說法，都缺乏起碼的實證性。實際上我們只要真正認識到我們所建立起來的計劃經濟舊體制在本質上是一個什么經濟，無論多么美妙的理想，實際上只能建立一個什么體制，就可以知道權力資本的形成，在中國正是符合某種客觀規(guī)律的：權力之所以變成資本是因為在計劃經濟下它無所不包，而在改革中仍然沒有受到應有的限制。在大家都沒有財產的改革初期，連向銀行貸款的抵押物也沒有，一般只能通過行政系統(tǒng)擔保，各種優(yōu)惠政策也是行政性的，帶有歧視性的特征。行政權力，在改革開始甚至起到了市場經濟＂助產婆＂的作用，改革初始，只有權力沒有市場，一種辦法是使權力崩潰即＂休克療法＂，另一種辦法是使權力創(chuàng)造市場即漸進改革，這種辦法在初期可能比休克療法穩(wěn)定一些。權力資本的發(fā)展，是在“ 中央向地方分權” 政策下開始的。國家財政分解成80000 個政權主體：利改稅形成了部門利益，撥改貸形成了單位利益，財政分灶吃飯形成了地方政府的利益，72022 個鎮(zhèn)，2780 個縣，460 個地級市，28 個省市自治區(qū)，都有自己的獨立利益，造成了每個權力總體發(fā)展經濟的強烈沖動，中國經濟發(fā)展從而有了動力。但是，權力介入市場造成的惡果，一是壟斷，二是腐敗，開始是為單位創(chuàng)收，后來就逐步為單位領導人所控制，出現(xiàn)國有財產向掌權者個人的流失。 在權力創(chuàng)造市場的第一個階段，即農村承包土地時，有２０億人民幣的集體財產落入集體干部手中?！　〉诙€階段是商業(yè)資本階段，80 年代初期的發(fā)財和腐敗途徑，來自國內商業(yè)，外貿和旅游。大致估計起來，20 年內我國國內商品零售總額將近２０萬億元人民幣，在批發(fā)零售環(huán)節(jié)有１０％　的提成落入私人手中，就有 ２萬億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外貿總額折合１８萬億人民幣，也有２萬億人民幣的財富轉移，加上旅游等部分，在商業(yè)資本的形成過程中，由國家壟斷形成的貿易渠道轉換為私人所掌握，大約有５萬億財富轉移。第三個階段是以生產資料雙軌制為標志的生產資本階段，腐敗加劇到直接依靠審批權獲得個人好處的程度；九十年代初期每年正式的雙軌價差是７００億人民幣；五年３５００億，有１０％　大約３５０億的財富轉移。第四個階段，是１９９２年以后的金融資本階段，從原始股票的流失，上市額度的分配，股票證券市場的操縱，房地產泡沫經濟，保險業(yè)，基金業(yè)，產權交易與重新界定，計劃利率與黑市利率長期并存，貸款權力的使用，每一個金融創(chuàng)新，都伴隨著極大的利益再分配，動輒數億數十億，非商品層次可比。發(fā)展到地方以司法權利保護本地債權人，大量的借款不還．以國家信用為擔保利用金融手段暴富，正是權力資本發(fā)展到金融資本階段的必然產物，估計財富轉移不下于１０萬億人民幣?！　〖由掀渌N種以權謀私，如領導人秘書收取賄賂，亂罰款亂收費等等，估計在中國改革轉型期２０年中，權力資本形成給少數人帶來的好處，不下于３０萬億人民幣。目前６００００億居民存款，如果采取實名存款制，不知道有多少＂公款私存＂　無人認領？　國際收支統(tǒng)計中每年一二百億美元的＂誤差與遺漏＂，表示出我國已經有上千億美元的財富外流。在這種暗地巨額財富轉移下，許多研究報告竟然使用正式統(tǒng)計數字計算居民收入，說中國沒有兩極分化！權力資本化規(guī)律，并不為中國改革所特有。英國貴族資產階級化，日本明治維新，前蘇東改革，都有這種特征。中國漸進改革的特殊性是：在我國特有的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和政治體制下，這種權力資本化的過程，只能采取隱蔽的形式，而且很難在現(xiàn)有政治框架中，找到自己的合法性。權力資本擴張與我國政治體制和社會主義意識形態(tài)的矛盾，是中國漸進改革的基本矛盾。改革初期鄧小平一句＂不爭論＂，巧妙地回避了這個基本矛盾，以生產力原則，富民原則獲得了民心。在權力資本化的同時，民營和外國資本也發(fā)展起來，舊體制下的資源充分變成了現(xiàn)實生產力。體制轉軌的特殊因素是促進中國生產力發(fā)展的主要因素，就是說我們吃的是舊體制下已經有的“浮財” ，加上2022 億美元外債，幾千億人民幣內債，所付出的資源，環(huán)境和道德代價也是驚人的。正如我們不能忽視美國對東亞各國的扶持，而對“東亞奇跡”評價過高一樣，也不能夠對我國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