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歷史的意義來認識梁祝的悲劇原創(chuàng)論文(編輯修改稿)
2025-02-14 14:05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種群的延續(xù)或延續(xù)較少而在這種生物的競爭中最終被淘汰了。剩下的人類種群，從基因上看，基本都是十四五歲就具有生育能力的人群。因此，從社會生物學上看，人類在這個年齡段性發(fā)育成熟的生理特點也許不是偶然的，而更可能是人類的長期生存演化中形成的，是一個非目的論的自然演化的選擇結果。 僅僅承認早婚早育作為社會制度在當時社會的合理性還不行，人類還必須發(fā)現(xiàn)其他一些具體的制度措施來保證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社會流動性小，交往面狹窄，信息流通不便）實現(xiàn)最有效、最便利的早婚早育。媒妁之言與包辦婚姻正是作為一種保證人類延續(xù)的輔助性制度，有效回應這種社會條件而發(fā)展起來的。 首先，人類通過長期的實踐，發(fā)現(xiàn)“男女同姓，其生不善”，血緣關系過于親近的人結婚，對于后代的繁衍很不利；因此，必須從血緣關系比較遠的人當中選擇婚配對象。但是，在古代農(nóng)業(yè)社會中，交通和信息流通不便，人們的生活世界很小，孩子們往往是在一個村莊內長大的，而同村的同齡段異性往往都是近親屬，可以接觸到并可以成為配偶的其他異性很少。與別村的適婚異性也很難交往。 在這種社會條件下，至少在有些人類群體中，很自然婚姻就成為父母為兒女操辦的一件大事。而且由于其社會經(jīng)歷和社會關系相對說來更為廣泛和開闊，父母親也更有可能為子女發(fā)現(xiàn)在這些父母看來合適其子女的配偶。甚至，為了擴大擇偶的可能性和成功率，一些父母還會大量運用媒妁之言。從此看來，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在傳統(tǒng)社會中都起到擇偶的信息渠道的功能，在鄉(xiāng)土社會中，總體說來具有正面的功能。在古代農(nóng)業(yè)社會中，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具有不可替代的制度正當性。而那些不采取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來擴大婚姻對象的群體，那些采取了“自由婚配”因而更可能近親婚姻的群體，必定會在歷史無意識的生物進化中逐漸消亡，當然與其一起消亡的還有他們的“自由婚姻”制度。這絕不是偶然的，這是生物選擇的結果。制度并不是道德的產(chǎn)物，制度是生存的產(chǎn)物。 當然，促成父母包辦還有其他一些社會因素。例如，結婚并不僅僅是性的問題，而是一種社會制度，會涉及后代的健康、養(yǎng)家糊口等庸俗的問題。因此，雖然性愛以生物本能為基礎，而婚姻則必定是涉及諸多利害的選擇，有許多事務要處理。這些問題要讓一個十四五歲的青少年來處理，顯然有許多困難，而相比起來，父母則更有能力和經(jīng)驗處理這些問題。此外，在古代社會，兒子在婚后也至少會同父母一起居住一段時間，甚或要養(yǎng)老，父母一般就不大會愿意家中出現(xiàn)一個自己完全不了解底細的、性格上有沖突的陌生人。為了避免這種沖突，他/她們自然也會要求對兒女的婚姻做主。由于其控制著家庭的經(jīng)濟，由于其成熟和經(jīng)驗，由于其交際面的廣泛，由于其長期形成的地位，都使得父母在這一問題上更占據(jù)主導。因此，包辦婚姻就成為傳統(tǒng)社會中的一種基本的婚姻制度，一種事實上的法律，一種人們有義務遵守并通過社會壓力保證實施的規(guī)則。 包辦婚姻中的財富問題 在選擇婚姻伴侶時，除了是陌生人（沒有過近的血緣關系）這一基本條件外，另一個基本條件是對方是否具有養(yǎng)育后代的能力。 這一點，也是物種在長期生存競爭過程中產(chǎn)生的一種生物性本能。按照社會生物學的研究發(fā)現(xiàn)，每個生物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努力爭取自己的基因得以更多的繁殖，男子女子都一樣。但是男子和女子的選擇標準卻有所不同。一般說來，男子會“希望”有更多的配偶，因此其基因能得到更多的繁衍；如果由于制度和生理能力不許可，男子從其生理本能來說會選擇那些更具生殖能力的女子，這種生殖能力往往表現(xiàn)為女性的第二性特征，即今天男性感受到的女性的那種“美麗”和“性感”上。女性，由于其生育資源相對于男性而言的相對稀缺（生育年齡和排卵數(shù)量），以及由于她及其后代———特別是在農(nóng)耕社會——— 需要保護，則會對配偶更為挑剔。一般說來，女性都會選擇那些身強力壯、聰明能干有能力提供這種保護的男子，這種能力往往表現(xiàn)為財富和才華（潛在的財富）。因此，郎才（財）女貌，這種世俗的美滿婚姻標準，實際是有一定的社會生物學基礎的，其背后有殘酷的生物競爭的邏輯支配。 但是由于早婚，這些擇偶標準往往變得難以適用。比方說，由于早婚，男子的許多男性特征（身體是否強壯、高大、健康）往往未能充分發(fā)育，你就很難衡量他將來是否身強力壯。又比方說，隨著社會發(fā)展，男子的養(yǎng)育能力已不僅僅取決于體力，而且還取決于并可能日益取決于個人的才智，而這種才智在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中也無法辨識而只有在同人的交往中，包括在同異性的交往中才能逐步展示出來。再比方說，有養(yǎng)育的能力并不一定就有養(yǎng)育的意愿，而養(yǎng)育的意愿在相當程度上往往取決于對方對自己有沒有性吸引力，這種以性吸引力為基礎的養(yǎng)育意愿他人也很難衡量。但在異性交往中更容易為異性對方所發(fā)現(xiàn)，有時即使是短暫的交往，也會為對方發(fā)現(xiàn)。因此，我們看到，許多古代戲劇中，常常有落難才子為大家閨秀一見鐘情，實際上展示的就是這種社會生物學的道理。但這些問題，都是因早婚而引發(fā)的以包辦婚姻和媒妁之言為標志的婚姻制度無法回答的。 因此，要回答包辦婚姻制度的這一弱點，就必須有其他制度的補充。在人類歷史上，人們逐漸形成以家庭背景（包括身體強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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