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建知識人的共同世界(編輯修改稿)
2025-02-04 11:46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為伯林家直系親屬中第一個奔赴巴勒斯坦的人。在這段旅行時光里，他熱切地吸收這個既陌生又熟悉的新世 界為他提供的所有不同體驗，他熱切地、盡可能多地和這片土地上的居民見面，包括猶太人、阿拉伯人、英國人、猶太復國主義者、反猶主義者、政客、學者、商人，還有普通人。他筆觸中的耶路撒冷是如此迷人：“圓頂清真寺的美難以名狀，老城區(qū)就像《一千零一夜》中描述的景象。小毛驢、鈴鐺、慢條斯理地干活的制陶工、燈光昏暗的洞穴、蒙著眼緩慢地拉磨磨芝麻的駱駝，這一切都會讓最狂熱的中世紀研究專家感到高興?！? 伯林對于巴勒斯坦的人民也有著一份發(fā)自內心的喜愛：“住在殖民區(qū)的人要比那些快活的小個子城里人更英俊、更坦率、更有趣、更穩(wěn)定，在 危機中也更可靠。我非常喜歡和那些來自俄羅斯的前社會民主黨人談話，他們是老式的 1848 年歐洲革命的理想主義者，不管怎樣，他們真的是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閱讀詩歌，但這樣的生活方式卻一點不讓人覺得他們附庸風雅、裝腔作勢、令人難以置信。我從來都沒有如此喜歡過一群人，雖然我不能生活在他們中間，他們太高尚、太單純、太壓抑而又太可敬，但探望他們的經(jīng)歷令人愉快?！? 伯林的智慧就在于他深知人類理性的困境，以及人性和知識的有限，因此他面對外部世界從來就是抱持開放的態(tài)度，并且當他思考自由、多元論、浪漫主義、理性主義等基本議題時，能夠有效地將他的旅行經(jīng)驗、生活感受融進去。即使當他是一名情報部門的官員，也不忘借機考察民風政俗，比如《蘇聯(lián)的心靈》等著作，伯林之所以能成為人類世界的最睿智的洞察者，與他早年在牛津的公共生活中的砥礪不可分割。 一名卓越的政治觀察者 伯林是文學批評家，也是旅行愛好者，更是著名的思想家，同時他也是一名卓越的政治觀察者，可以說伯林對“積極自由、消極自由”這一對概念的再闡釋、對價值多元論的倡導等，跟他親眼目睹 20 世紀政治的大悲劇密不可分。尤其是德國的納粹主義思潮等以自我實現(xiàn)、 民族復興為感召的政治運動，讓伯林深深地懷疑所謂進步、理性、自主性的邊界。他更相信依托于經(jīng)驗主義的自由主義。 在這冊早期的《伯林書信集》中，政治議題雖然未能成為一條主線，卻仍舊可以讓我們管窺到伯林對政治的基本立場是如何形成的，而這種政治立場事實上也與他定義知識分子公共生活的半徑和焦點有內在關聯(lián)。與其說他熱衷于政治，不如說他熱衷于研究政治現(xiàn)象。 1933年，年僅 24 歲的伯林還剛從牛津畢業(yè)，他對政治有了最基本的理解，那時候他對政治的態(tài)度是：“政治是極其令人生厭的東西。我對政治一無所知，只知道我得嘗試以某種方式讓 步；唯有忘我地投身其中，才能徹底了解內幕。但那樣做的話又會與我原來的立場產(chǎn)生矛盾。所以我打算先讓自己出盡丑態(tài)，遭人嗤笑。沒人做過比這更大膽勇猛的事。這是人們根本不想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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