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外學界人士如余日章、張伯苓、王正廷、朱友漁等均為該會會員。 方顯廷受到與會青年學子們的 鼓舞，立志獻所學于祖國建設，致力于國民教育，提高人口素質，方能勵精圖治，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這就是日后指導他歸國之初放棄高官厚祿，投身教育事業(yè)，為祖國作育經濟建設人才的思想 根源。 1928 年 12 月，方顯廷學成歸國。當時的實業(yè)部長孔祥熙聘他為設在上海的國家經濟訪問局局長。方顯廷放棄了三倍于南開大學教授薪金的待遇和官場升遷的捷徑，經何廉先生介紹，接受張伯苓校長的聘請，北上天津，為作育經濟建設人才開始了他一生的事業(yè)。在他面見孔祥熙，提出請辭時說道：在我離開祖國遠渡重洋到國外學習七年歸來之后，請給我一個機會， 通過教學和研究工作來了解我的國家， 以便我能最后證明自己對于祖國和人民的價值。 那時，方顯廷年僅二十五歲，是南開大學最年輕的一批教授之一。他初授 “歐洲經濟史 ”課程，并著手進 行天津地毯工業(yè)調查。方顯廷一生，持嚴謹?shù)膶W術作風，每調查必親自參觀、訪問，獲取第一手資料，集中分析，寫出報告，往往執(zhí)著沉迷、流連忘返、廢寢忘餐、通宵達旦。 即使在 1929 年 7 月 4 日，方顯廷在南開大學秀山堂辦公大樓禮堂舉行婚禮之后，次日清晨竟放棄新婚假日，趕往木齋圖書館他的辦公室去敲擊打字機鍵盤，繼續(xù)撰寫他尚未完成的《天津地毯工業(yè)調查報告》。用他自己的話說： “為了一所資金短缺而正在掙扎著經受其誕生之苦和艱難成長的（南開經濟）研究所，你必須以十倍的努力和日以繼夜的工作來促她建成 ”。 自 1929 年起，至 1937 年日寇侵華為止， 八 年之間，方顯廷從天津城市工業(yè)及鄉(xiāng)村工業(yè)調查入手，致力于中國工業(yè)化之研究，帶領一批研究生，調查的足跡遍及天津市及河北省各個城、鄉(xiāng)工業(yè)地區(qū)，寫出了眾多有關專論，如：《天津地毯工業(yè)》、《天津人造絲與棉紡織業(yè)》、《天津針織工業(yè)》、《天津糧食貿易與磨坊業(yè)》、《一個中國北方港口的制鞋工業(yè)》（與谷源田合著）、《華北地區(qū)鄉(xiāng)村紡織業(yè)與商人雇主制》、《華北工業(yè)企業(yè)之興衰》（與畢相輝合著）、《天津織布工業(yè)》、《華北農村工業(yè)企業(yè)之增減》、《由寶坻手織工業(yè)觀察工業(yè)制度之演變》、《鄉(xiāng)村工業(yè)與中國經濟建設》、《中國經濟 之現(xiàn)況與展望》以及《中國之棉紡織業(yè)》等，并在一年一度的太平洋國際學會資料文集發(fā)表《中國之工業(yè)化 ——統(tǒng)計調查》、《中國工業(yè)之結構》、《中國工業(yè)化之程度與影響》、《中國之工業(yè)化 ——天津情況之研究》（與何廉合寫）等學術論文。 在南開經濟研究所， 何廉先生任所長，主持行政事務、決策所務方針、對外聯(lián)絡、籌措資金，方顯廷則埋頭于教學研究工作 ，彼此分工合作，十分默契 。 當時，為適應中國之國情，方顯廷自己動手，先后編寫經濟史、經濟地理、土地制度、農業(yè)合作、工業(yè)及勞工問題等各門課程的講義，以西方經濟學的研究方法，結合 中國經濟之現(xiàn)實情況，向學生進行講授，一改當時照搬西方經濟學的陳舊講義，對中國學生照葫蘆畫瓢式的作無謂灌輸?shù)慕虒W方式。 方顯廷 還 主編 出版了各種中、英文版期刊，如：《南開統(tǒng)計周刊》 、《中國經濟月報》 、《經濟統(tǒng)計季刊》 、《南開社會經濟季刊》以及《南開指數(shù)》年刊 等 。 “七七 ”事變之后，南開大學以其為祖國培養(yǎng)出莘莘抗日愛國學子之卓著功績，遭到日本軍國主義者之深切忌恨。 1937 年 7 月 29 日至 30 日，日寇放火焚毀了南開大學校園。方顯廷受張伯苓校長委托，同楊石先先生一道，化裝離開天津，輾轉抵達長沙，安排學校南遷事宜。那時 ，南開、清華、北大三校成立國立第一臨時大學，原訂于 11 月在長沙正式開課，然而，長沙大火，日寇進逼南京，師生于是長途跋涉，轉徙昆明 ， 方顯廷 則 受命赴貴陽主持華北農村建設協(xié)進會秘書長 的 工作。 華北農村建設協(xié)進會在戰(zhàn)前在山東濟寧發(fā)起主辦建立以河北定縣為模式的實驗縣。由參加實驗的各大學教學人員組成縣政府：南開負責經濟工作、燕京負責社會工作、南京金陵大學負責農業(yè)方面工作、清華大學負責工程方面工作、協(xié)和醫(yī)學院負責醫(yī)療衛(wèi)生工作。由于戰(zhàn)爭爆發(fā)，所有參加實驗的人員都不得不特別到一個新的基地 ——貴州省定番縣。于是，農村建設協(xié)進會 本部設在貴陽，方顯廷受南開任命，在貴陽負責會務工作整整一年。 到 1939 年，南開經濟研究所復由昆明轉遷重慶南開中學校園內，方顯廷又重返研究所主持教學及研究工作。自 1939 年至 1946 年，先后七年間，研究所共培養(yǎng)研究生七屆，連同戰(zhàn)前的兩屆研究生，其間人才濟濟，多為日后經濟學界及經濟史學界的著名學者，如：在 社會科學院 近代史所工作的黃肇興先生、曾任南開大學校長的滕維藻先生、曾任武漢大學校長的吳于廑（吳寶安）先生、任中國國際關系研究所所長的勇龍桂先生、北京大學趙靖先生、南開大學的錢榮堃先生，以及宋則行先生（ 宋俠）先生、 王正憲先生、 劉光第先生、姚念慶先生、支道隆先生、潘玉璞女士 、 馮華德先生、人民大學的楊學通先生等。 在重慶的幾年間，方顯廷不斷地以《中國經濟之研究》、《中國戰(zhàn)時經濟之研究》、《戰(zhàn)時中國之物價與生產》、《中國戰(zhàn)后經濟之研究》為題，編寫論文集，致力于中國戰(zhàn)時與戰(zhàn)后經濟重建與開發(fā)工作之探討。 其間，經何廉先生建議，方顯廷接受了美國洛克菲勒基金會提供的到美國度休年假的機會，于 1941 年至 1943 年赴美以一個社會科學會員的資格訪問美國的高等學術機構。實則是由于戰(zhàn)爭的爆發(fā)，研究所地處交通閉塞的西南內地 ，與外界溝通困難，特別是鑒于那段時期從英國興起，后來又從英國傳播到西歐直至美國去的 “凱恩斯革命 ”的經濟學理論，作為經濟研究機構，南開經濟研究所急需對之有所了解。 因而，方顯廷于 1941 年 9 月起程赴美。開始時，他在哈佛大學研究院以客籍研究員的身份做研究工作，曾在一次研討會上作了有關《中國的戰(zhàn)時經濟》講話，介紹了當時處在戰(zhàn)爭中 [的 ]中國的戰(zhàn)時經濟的情況，并寫出了《中國戰(zhàn)后之工業(yè)化》一文，以單行的小冊子形式出版。同時，在哈佛出席諸多一流經濟學家的講座，內容涉及關于財政問題及政策、關于不完全競爭、關于經濟史、以及關于國際經濟等等。 方顯廷在哈佛度過半年時間之后，屬于美國經濟作戰(zhàn)委員會的對敵工作部（后更名為國外經濟管理局）的領導人的詹姆士 舒美克先生得知方顯廷致力于中國經濟的研究，出于工作需要，他到哈佛大學研究院所在地劍橋去拜訪方顯廷，要求方顯廷到對敵工作部所屬的中國小組擔任首席經濟分析員。經過慎重考慮，方顯廷感到：到美國政府部門的工作，可獲得必要的工作經驗， 有可能對將來回到祖國的工作有所俾益 。于是，他離開了哈佛，轉到中國小組工作。 1943 年，何廉被派任中央設計局副秘書長 ，負責 編制《戰(zhàn)后五年經濟計劃草案大綱》 ， 何廉于 是 邀請 方顯廷回國參加這一工作。 1944 年 2 月，方顯廷開始到中央設計局任調查研究部主任，并帶領南開經濟研究所的眾多研究生加入到該部門工作，其中包括宋俠（宋則行）、汪熙春、安希吉、滕維藻和楊叔進等人?！队媱澆莅浮饭卜至鶄€部分，分別為關于交通與通訊、制造業(yè)、采礦業(yè)與冶金、動力、水利及農業(yè)。從 1944 年 10 月開始制訂，到 1945 年 12 月完成。 后來在他的回憶錄中，方顯廷認為當時那份所謂的《大綱》不過是上面提到的六個不同領域個別計劃的匯編， 在非社會主義國家里，編纂所謂經濟發(fā)展計劃，主要只是戰(zhàn)后的一種訓練方法而已，它并 不可能真正能夠用來作為政策的指導性文件 。而且當時以資金對于計劃中六個部分的分配來看，重點放在基本設施，然后是制造業(yè)與采礦，最后才是農業(yè)。他認為 “這一對農業(yè)的忽視，在中國大陸的第一個五年計劃（ 1953~1957）中，也同樣反映出來。而對這一忽視的糾偏，只有在體驗了 1958 年的 ?大躍進 ?和六十年代初期的饑謹那代價高昂的痛苦經歷，使經濟惡化之后，才得以實施 ”。 1946 年， 南開大學改為國立， 經濟研究所 也 北返天津，方顯廷應何廉先生之請，去上海主持中國經濟研究所工作，旨在通過對當前經濟問題之研究，向公眾服務。中國經濟 研究所創(chuàng)辦了《經濟評論》，發(fā)表專論文章，內容涉及戰(zhàn)前經濟的傾向、戰(zhàn)爭遺留的問題、中國長期經濟問題以及中國在戰(zhàn)后世界經濟中的地位、民國時期中國經濟之研究、 1935 年以來中國貨幣管理經驗等，并編輯了《上海市場每周調查》及《上海每周批發(fā)物價指數(shù)匯編》等文獻資料。 1947 年底，由于方顯廷對經濟問題研究的成效，受聘參加聯(lián)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工作，任經濟調查研究室主任，編輯出版《亞洲及遠東地區(qū)經濟年鑒》及《亞洲及遠東地區(qū)經濟公報》季刊。從 1947 年至 1964 年 3 月底退休為止，在聯(lián)合國亞洲及遠東經濟委員會任上工作達 17 年之久。在此期間，他以一個經濟學者從調查研究出發(fā)，尊重客觀實際的嚴謹工作作風，為聯(lián)合國關于亞洲及遠東地區(qū)經濟開發(fā)工作收集資料，分析情況、提出建設性意見，贏得了信任；但同時也因其 尊重事實、不肯弄虛作假、堅持以科學態(tài)度反映真實情況而遭到不同立場各方面的非難與攻擊，雖毀謗有加，而矢志不渝 。 在 1953 年 11 月出版的《亞洲及遠東地區(qū)經濟公報》季刊上，方顯廷寫了一篇題為《 1949~1953 年中國大陸的經濟發(fā)展》的文章。當年他身處曼谷，對國內經濟情況的調查不易得到第一手資料。但他在撰寫該問之前，做了大量資料性考證， 力求客觀、真實地反映新中國建立以后國內經濟建設的情況。該文引起了 1954 年 2 月亞遠經濟委員會第十次會議與會各國代表們熱烈討論。作為該文作者以及《年鑒》與《公報》的主編，方顯廷照例出席會議，就有關問題進行答辯。由于文章的客觀立場，使他分別受到來自美國和蘇聯(lián)雙方的攻擊與非難。前者認為他把中國大陸經濟建設情況描述的過好，而后者則認為褒譽不足，以致雙方相持不下。方顯廷則以一個經濟學家的良心，堅持客觀事實。因而甚至引起聯(lián)合國有關當局為了避免以后發(fā)生類似爭端而有要求亞遠經委會秘書處另選《年鑒》及《公報》主編之議。當時的 執(zhí)行秘書長、印度學者 （ ）主持公道，力排眾議，堅決不肯解除方顯廷的職務。他在1955 年 3 月 4 日致方顯廷的信中指出： “我要特別稱贊的是您在百忙中花費大量時間撰寫有關中國大陸經濟發(fā)展情況的那一章。它也許曾招致無數(shù)的批評與指責，然而沒有人能夠對您曾為使它盡可能有價值因之付出的艱苦勞動所換來體現(xiàn)在那篇介紹中的高度客觀性提出疑問。 ” 1964 年 3 月底，方顯廷從亞遠經委會退休之后，又被任命為由聯(lián)合國特別基金設置的亞洲經濟發(fā)展及計劃研究院副院長職務。在完成一年的任期之后， 他于 1965 年 4 月辭去這個職務，回到臺北度過一年的退休生活。 1966 年 6 月，亞遠經委會又聘請他擔任工業(yè)與自然資源處的工業(yè)經濟地區(qū)顧問，為期一年半，除了三個月休假之外，任期到 1968 年 3 月底為止。 由于在聯(lián)合國工作的 十八 年期間，遠離教學工作崗位，使方顯廷渴望能回到教育工作中去，他沒有接受聯(lián)合國的繼續(xù)留任，而是應新加坡南洋大學之聘，于1968 年重返教學第一線，開設《經濟發(fā)展（一）》及《經濟發(fā)展（二）》兩門課程。他以其畢生從事經濟調查研究之豐富閱歷、掌握亞洲及遠東地區(qū)國家經濟發(fā)展之實際情況現(xiàn)身說法，教學內容生動翔 實，提供資料豐富確切，吸引了廣大學生，授課講堂 往往 人滿為患。 南洋大學在方顯廷于 1971 年 4 月退休離去的一年之后，決定缺席授予他該校榮譽教授稱號。 1985 年 3 月 20 日，方顯廷在日內瓦寓所逝世。 第三節(jié) 陳序經 15 陳序經（ 19031967）， 字懷民，生于 廣東 （今海南）省 文昌縣 清瀾港瑤島村 , 現(xiàn)代著名的社會文化學大師、社會歷史學家和教育家， 1946 至 1948 年間任南開經濟研究所研究主任（即所長）。 早在 1909 年陳序經就隨經商的父親到新加坡讀書三年， 1915 年 又 被父親送往新加坡上 小學和 中學，1919 年回國后考入嶺南大學附中， 1922 年考入 上海滬江大學 （基督教浸信會學校） 生物系 就讀，后因不愿入教，陳序經于 1924 年轉學入 復旦大學社會學系， 1925 年 獲學士學位后即赴美國伊利諾 斯 大學攻讀政治學 ，輔修 社會學 。 1928 年 ，陳序經以論文《現(xiàn)代主權論》 獲 得 博士學位 ，旋即 回國任教于廣州嶺南大學社會學系。 期間他謝絕了出任廣州教育局局長的邀請， 并于 1929 年9 月再度赴德國留學，在柏林大學和基爾大學研究政治學和主權論 ，期間以英文寫作了《新政治》，中文寫作了《霍布金斯的社會學》、《東西文化觀》等著作，其中《東西文化觀 》一文是他后來關于東西方化討論最早的提綱。 1931 年，陳序經回到廣州，繼續(xù)任教于嶺南大學，先后出版了《東西文化觀》和《中國文化之出路》 。 1933 年，他又應邀以 “中國文化之出路 ”為題在中山大學演講，主張中國文化的全盤西化，隨后引發(fā)了全國范圍內的大論戰(zhàn)。 在此期間，他還參加了關于教育問題的大討論，主張教育現(xiàn)代化和加強職業(yè)教育，反對壓縮高等文科法科教育。 在這兩次大討論中，陳序經在學術界嶄露頭角，受到了上海和北京等地大學的邀請，由于他對國立大學沒有好感，因此拒絕了北京大學等高校，接受南開大學經濟研究所的聘請，于 1934 年暑假 赴 任研究教授， 并于次年任研究主任，主持計劃研究工作。 15本文根據(jù)陳其津先生著《我的父親陳序經》編寫。 經過對河北鄉(xiāng)村各地的考察， 1936 年，陳序經 發(fā)表了《鄉(xiāng)村建設運動的將來》一文，反對 “以農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