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nèi)容簡介】 代表的“身份”，很容易將出席價格聽證會視為一種政治榮譽，這與價格聽證主要倚賴專業(yè)較量的基點已經(jīng)嚴重偏離。可見，在價格聽證代表的遴選中，當務之急是要變“身份”標準為“專業(yè)”標準，著力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5 頁 共 37 頁 提升聽證代表尤其是消費者代表的專業(yè)水準，從而避免消費者群體在價格聽證的力量博弈中處于劣勢地位。也只有逐步實現(xiàn)消費者代表的專業(yè)化，消費者群體才有望在價格決策過程中真正發(fā)揮應有的作用。 三、消弭價格信息的不對稱是擺脫價格聽證困境的關鍵 如果說聽證代表遴選機制的健全主要解決的是“人”的問題的話，那么接下來的問題就是這些代表怎樣才能更加有效地參與價格聽證會。價格聽證會的過程就是各方代表利用其所掌握的信息、圍繞定價方案進行充分辯論的過程，因而信息把握是否全面、真實和對稱就成為聽證代表能否履行好職責的關鍵， 也成為價格聽證會能否取得實際效果的決定性因素。價格聽證制度的實踐業(yè)已顯示，信息的不對稱已經(jīng)成為聽證話語權(quán)平等行使的極大障礙，因而擺脫價格聽證制度困境的另一重要之道即在于消弭這種信息的不對稱。 關于價格聽證過程中的信息問題，《辦法》中有一些零星的規(guī)定，如第 8 條關于“申請人應對所供材料真實性負責”、“價格主管部門有權(quán)指定評審機構(gòu)評審申請材料”以及第 22 條關于“價格主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6 頁 共 37 頁 管部門至少在聽證會舉行前 10 日內(nèi)向代表送交材料”等。然而，這些粗略的規(guī)定遠遠不能防止價格聽證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甚至還在客觀上加劇了本已存在的 信息鴻溝。例如，由作為價格聽證組織者和價格決策者的價格主管部門（同時又與壟斷行業(yè)的經(jīng)營者有著剪不斷理還亂的復雜關系）決定是否需要對申請材料進行評審，以及自主選擇評審機構(gòu)的做法是否影響到后者的獨立性？是否降低了終審計報告的真實性和可信度？ [xiv] 筆者認為，盡管從理論上來說，價格聽證過程中的信息完全對稱是不可能實現(xiàn)的，因為水平再高的普通聽證代表也無法成為各個專業(yè)領域無所不通的行家，但通過合理的制度設計卻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改變這種信息的不對稱，進而提高價格聽證會的實際效果。具體的做法就是進一步科學、合理地 配置價格聽證各方主體的權(quán)利和義務，通過加重價格聽證申請人的義務和價格主管部門的職責、賦予聽證會代表更多的權(quán)利來扭轉(zhuǎn)雙方信息不對稱的局面。 （一）聽證申請人：信息披露與專業(yè)幫助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7 頁 共 37 頁 作為聽證申請人的壟斷行業(yè)經(jīng)營者或其主管部門，其自身天然地具有強大的市場壟斷力量，一旦提價申請最終獲得批準，就意味著巨大的利潤回報。而對于廣大消費者來說，則意味著支出的增加。因此，基于誠實信用的法理，處于信息劣勢一方的消費者可以“合理地期待”處于信息優(yōu)勢一方的壟斷行業(yè)經(jīng)營者披露其與提價申請相關的所有信息。這就如同當行政權(quán)力的 行使者作出對行政相對人任何不利的決定之時，都必須充分說明理由一樣?？梢?，立法上首先必須明確規(guī)定聽證申請人負有信息披露的義務。信息的披露不僅僅是聽證申請人針對聽證的組織者所作的，更應當是針對廣大消費者所作的。因此，一旦申請人向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提交價格聽證申請報告，就必須同時將申請報告中所有與定價相關的信息尤其是申請方的經(jīng)營成本核算報表向全社會公布，以便廣大消費者盡早了解定價方案，從而運用這些有價值的基礎性信息提出有針對性的反駁意見。在這里，信息的真實性和全面性應當成為衡量聽證申請人是否認真履行義務的基本標準。 然而，就信息的廣大受眾 —— 普通消費者而言，幾乎都不是懂行的專業(yè)人員，因此，提供專業(yè)幫助應當成為申請人信息披露的一項附隨性義務。在以往的價格聽證實踐中，常常由于聽證申請人所提供的信息不全、不清，又不及時地進行解釋、說明，使得聽證代表尤其是普通消費者代表很難弄懂這些充斥著濃厚專業(yè)色彩的信息。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8 頁 共 37 頁 在信息嚴重不對稱的情況下，消費者代表往往比較被動，根本無法提出有說服力的反對意見。有鑒于此，必須改變現(xiàn)行《辦法》第 23條將申請人的解釋、說明義務放置于聽證會舉行當天的做法。筆者認為，為了充分滿足聽證會代表的知情權(quán)，切實 改變聽證過程中的信息不對稱，應當將申請人的解釋、說明義務提前到聽證會舉行之前聽證代表名單正式公布之時。也就是說，一旦聽證會代表正式產(chǎn)生之后，申請人就有義務利用其專業(yè)上的優(yōu)勢隨時解答聽證會代表提出的咨詢。 （二）聽證會代表：充分知情與平等表達 只有利益的實際擁有者才能夠真正體會到利益受侵害的切膚之痛，因而利益必須要由利益的擁有者自己主張。因此，我們完全可以假定，所有參加價格聽證的人都是為了自己的或者是為自己所代表的切身利益而來的。為了有效維護其所代表的群體的利益，真正地對政府價格決策產(chǎn)生實質(zhì)性影響 ，聽證會代表必須盡可能多地占有充分的信息，并享有在聽證會上充分表達其意見的機會。由此可見，立法上對聽證會代表權(quán)利的配置應當圍繞“充分知情”與“平等表達”展開。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9 頁 共 37 頁 聽證代表職能的實現(xiàn)取決于代表的理性化程度和信息占有程度。其中，理性是果而信息是因。因此，充分知情是聽證代表踐行職責的前提。在這里，有關各方包括聽證申請人、價格主管部門以及其他相關部門都應當積極協(xié)助，使得聽證代表能夠?qū)β犠C事項有全方位的了解。在行使知情權(quán)的過程中，聽證代表有權(quán)查閱、復制、摘抄相關文件材料，有權(quán)要求相關各方對特定問題作出解釋、說明，所有的機構(gòu)都不能隨意拒絕。需要指出的是，為了實現(xiàn)對消費者群體利益的特殊保護，立法上還應當賦予消費者代表對評估機構(gòu)的選擇權(quán)，從而確保其對定價方案的合理性作出科學判斷。原因在于，即便聽證會申請人所提供的信息是真實而全面的，普通消費者仍然無法對定價的必要性作出明確判斷。解決這一問題的關鍵在于委托獨立的審計部門對申請材料的合理性進行審查。正如前述，由政府價格主管部門指定的做法將影響到評審機構(gòu)的獨立性；而當下中國的消費者協(xié)會又不能完全真正地代表其成員 —— 消費者的利益，因而也不宜由消費者協(xié)會來選擇評審機構(gòu)。比較可行的做 法是，由消費者協(xié)會在出席價格聽證會的消費者代表中隨機挑選，再由被選中的消費者代表委托評估機構(gòu)。當然，消費者代表獲取信息需要很高的成本，如調(diào)研費用、評審費用等。對于消費者代表這些必要的經(jīng)常性支出，《辦法》沒有規(guī)定一個明確的經(jīng)費來源，實踐中的做法也各不相同，有的由行政機關承擔，有的由聽證申請人支付，還有的地方則由聽證代表自付。很顯然，理念的弘揚如果沒有經(jīng)濟能力的支撐就很難轉(zhuǎn)化為制度現(xiàn)實。筆者建議，為公平起見，這一問題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20 頁 共 37 頁 的解決應遵循如下思路：消費者的調(diào)研費用由消費者協(xié)會承擔；消費者委托評審機構(gòu)的評審費用最終由申請人 承擔。 當聽證代表獲取充分的信息之后，接下來的重要使命就是要在聽證會上“暢所欲言”。一個簡單的事實是，如果聽證代表沒有機會發(fā)表意見或者不能充分地表達自己的觀點，那么他們不僅不能實際地影響價格決策，而且就連先前大量的準備工作也將變得毫無意義可言。在實踐中，情況往往是很多消費者代表的言行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歧視，要么是沒有機會發(fā)言，要么是時間太短以至不能充分表達意見。以廣東省春運公路客運價格聽證會為例，由于是中央電視臺現(xiàn)場直播，為期 3 個小時的聽證會上留給代表發(fā)言的時間僅 100分鐘，而出席這次聽證會的代表就有 31 位，因而很多代表都沒有機會發(fā)言，有的雖然做了發(fā)言但仍然覺得意猶未盡，還有的消費者代表的發(fā)言則被多次打斷。 [xv]可見，發(fā)言時間的安排絕不僅僅是一個純粹技術(shù)性的程序設計問題，而是一個牽涉價格聽證制度正義能否實現(xiàn)的大問題。為此，立法上應明確規(guī)定聽證代表的平等表達權(quán)，即對每一位與會聽證代表的發(fā)言都要給予同等的尊重，即便是有所限制也應當是一視同仁。 （三）聽證組織者：懲罰機制與程序安排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21 頁 共 37 頁 作為聽證的組織者，價格主管部門是價格聽證程序的指揮者和推動者?？梢哉f，無論是聽證申請人信息披露義務的履行，還是聽證會 代表平等表達權(quán)的落實，都離不開聽證組織者的督促與保障。因此，應當在《辦法》規(guī)定的基礎之上，圍繞聽證申請人義務的履行和聽證會代表權(quán)利的行使增設聽證組織者相關職權(quán)職責的規(guī)定，從而為價格聽證過程中信息不對稱的消弭提供進一步的制度保障。 正如前文所述，聽證申請人所供材料的真實性和合理性是價格聽證信息對稱的基礎。盡管《辦法》要求“申請人對所供材料的真實性負責”，且在第 21 條規(guī)定了申請人違反此項義務所應當承擔的責任，即“政府主管部門應當責令改正，并建議有關機關依法追究其相應責任”。然而，無論證諸《刑法》還是《行政 處罰法》的“有關”規(guī)定，都無法為“有關”機關追究“相應”責任提供制度依據(jù)。可見，從法律規(guī)范的角度來講，這幾乎是沒有任何后果制裁的道德箴言。很顯然，在企業(yè)造假之風盛行的當下中國，這種缺乏可操作性的彈性責任條款極易縱容聽證申請人“理性選擇”提供不真實的材料。問題的解決之道就在于充分利用現(xiàn)行《行政處罰法》第 12 條的授權(quán)，通過賦予聽證組織者 —— 政府價格主管部門必要的行政處罰權(quán)（主要是一定數(shù)額的罰款權(quán)）來“激活”上述處于“休眠”狀態(tài)的責任追究條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