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xx年巨災保險風險有條件可保性研究(編輯修改稿)
2025-03-14 22:09 本頁面
【文章內容簡介】 主體和它的供給成本。在此基礎上，基于收入分配理論又進一步提出巨災風險的可負擔性，即在一定的家庭收入水平和家庭結構下購買保險和其他物品之間的價值判斷。田玲，邢宏洋，高俊(2020)從保險人的角度，定義風險的可保性取決于保險人的風險識別能力和精算技術，認為風險的可保性包含三個方面的涵義:一是風險可保性的主體是保險人，保險人通過私人保險市場實現風險的轉移。二是保險人的外部經營環(huán)境(如相關的政策法規(guī)，資本市場發(fā)展水平等)對于風險的可保性起決定性作用。三是考慮到影響風險的可保性程度的因素，如時間因素和社會制度因素的影響。以破產理論為基礎，從保險人承保巨災風險的最低要求，建立巨災風險聚合模型，實現巨災風險可保性的理論邊的擴展。田玲(2020)進一步指出通過政府購買公共服務的方式實現其可保性，進而解決巨災保險供需不足的困境。我國巨災可保性的泛化研究主要是從保險人的視角展開的，圍繞巨災保險產品的合理定價，以及巨災保險的理賠、經營管理費用支出的可負擔性角度來界定巨災風險的可保性。本文認為巨災風險可保性的限制主要來自于巨災風險本身的特征，可以從巨災保險制度下，各方利益主體［5］的配合，以實現巨災風險的有條件可保。
三、巨災風險［6］本身特征對其可保性的限制
(一)巨災風險的模糊性(Ambiguity)
巨災風險的模糊性(Ambiguity)，從巨災保險供給和需求兩方面限制了巨災風險的可保性。巨災風險的模糊性(Kuneruther，Hogarth，Meszaros，1993)是指在現有的科學技術水平下，基于歷史資料和經驗數據，巨災風險事故本身是無法預測和有效衡量的，其發(fā)生的概率、發(fā)生的區(qū)域以及可能造成的損失程度均無法進行有效度量，更加難以預測。然而巨災風險本身是一種客觀存在，尤其是自然災害的發(fā)生，是不依人類主觀意志為轉移的。即使是科學技術高度發(fā)達的今天，人類依然無法阻止其發(fā)生，相反隨著人類對自然環(huán)境的改變，引發(fā)了更多的環(huán)境問題，加劇了巨災風險事故的發(fā)生、發(fā)展。其模糊性的特征進一步增強了巨災風險的不確定性，盡管人們可以為避免巨災的發(fā)生采取各種防范措施，如進行災前預防，防災設施建設以及建筑物結構和建筑材料的改進，降低損失的程度及范圍，但要從根本上消除、規(guī)避巨災風險是不可能的。阿萊悖論和埃爾斯伯格悖論(TheAllaisandtheEllsbergparadox)實驗進一步證明人們對于模糊性風險事件的厭惡程度更高，并傾向于高估這類事件所帶來的損失，這一特征進一步加大了巨災風險管理的難度，加劇了保險人的精算難度，同時從巨災保險的保險人和投保人兩方面降低了巨災風險的可保性。但是，隨著科學技術的發(fā)展，人類對于巨災風險的認知程度逐漸加深，尤其是巨災模型等現代工具的應用，模糊性這一限制在逐漸地放松。
(二)巨災風險發(fā)生頻率低，損失程度各異
對于不同的風險單位而言巨災風險發(fā)生頻率低，損失差異性大且難以準確厘定，這無疑加劇了道德風險、逆向選擇對巨災風險可保性的限制。巨災風險發(fā)生頻率低，在短期內往往呈現出隨機性的特征，即使在長期，通過建立巨災模型可以找出其內在的規(guī)律性，也難以進行模擬和預測。我們可以根據巨災風險發(fā)生的頻率的差異將其分為三類:第一，非重復性巨災風險。這類風險的發(fā)生頻率極低，而且再次發(fā)生的可能性更低，如美國的“911”恐怖襲擊事件，建筑物(橋梁等)的坍塌等。第二，無規(guī)律性巨災風險。一些次生災害往往體現出這一特征，比較典型的是海嘯，海嘯一詞來源于日語，本意是具有破壞性的海浪進入港口?？赡苷T發(fā)海嘯的因素有很多，如海震、大型地震、火山噴發(fā)、海底山體崖崩、雪崩甚至是巨石驟落、隕石碰撞等，無法把握其中的規(guī)律。第三，有一定規(guī)律性的巨災風險，包括地緣性規(guī)律和季節(jié)性規(guī)律兩種。地緣性規(guī)律，最典型的就是地震風險，全球有85%的地震發(fā)生在板塊邊界上［7］，可以根據其發(fā)生的地緣規(guī)律進行風險管理。季節(jié)性規(guī)律如颶風、洪水、干旱等。以我國為例，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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