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L. Whorf）的文集所寫的“前言”中特別指出，與講霍皮語（ Hopi）的人自動把土地、房屋的“占有”（ occupancy）和占有的地方與用于這塊地方所做的事情區(qū)別開來不同，講英語的人則把二者混為一談。”但問題是，這經驗的行為規(guī)則，是指“ conventions”？還是指他所理解的“ institutions”？盡管肖特教授這里明確地說是指后者，但這一定義顯然更適合前者。 9 最后，這里特提請讀者注意的是，要把這部著作中譯本中的“社會制度”與 現(xiàn)代漢語． ． ． ． 中意識形態(tài)化了“社會制度”（在英文中對應的是“ social regimes”）區(qū)別開來。另外，從韋伯（ Weber， 1978）在其巨著《經濟與社會》中曾使用過的“ conventional institutions”和“ legal institutions”兩分法來看， 韋伯 顯然也是把慣例視作為一種“ institution”的，且我覺得韋伯的這一兩分法非常精確。這里預先告訴讀者的是，經筆者策劃，由美國 MIT出版社最近出版的舒貝克（ Shubik, 1999）教授的畢生之作《貨幣理論與金融制度》（三卷集），最近將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中譯本。這樣一種做法，正如哈耶克（ Hayek, 1955）在《科學的反革命》一書中所已經指出的那樣，是沒有多少理論意義的，且從經濟學上來說，這還將涉及到顯示性偏好 問題。實際上，從 微觀上和制度創(chuàng)生的那一瞬間． ． ． ． ． ． ． ． ． ． ． ． ． 來看， 人們所能區(qū)分的只能是制度是他人為當事人“外在”制定或強加的呢？還是當事人經過討價還價即雙邊或多變談判而自己制定的呢？當然，在一群當事人為約束每個人自己的共同行為而制定某些制度規(guī)則時，可能會參考已經形成和存在的他們自己的行為和社會選擇中的常規(guī)性（ regularities），而只有這種行為和選擇中的常規(guī)性，才可能是真正意義上的“自發(fā)生成”（包括當事人模仿他人的行為和選擇）的。如上所述， 在本書的第 節(jié)的第 2自然段 中， 肖特就把門格爾的社會有機論（ anic theory） 與 康芒斯的制度集體決定論（ collectivist explanation）這兩條研究進路明確地區(qū)別開來。這也是我決定在“有機”后面又加上“孳生”二字的另一個重考慮。 在制度經濟學的基本理論理論觀點已成了目前大學本科生的基本常識的今天，讀肖特教授二十年前所提出的這些觀點也許會感到已不新鮮了，但如果讀肖特（ 1981, p. 109）沿著這一分析理路所提出的以下一段話，讀者也許會感到其見解的獨到之處了： ?當競爭性價格不能為完全分散化和需要協(xié)調的經濟活動提供足夠的信息時，社會的與經濟的制度就成了為經濟系統(tǒng)增添信息含量的一些信息裝置（ informational devices）。然而，問題在于，盡管價格機制是一種市場活動的有效率的信息傳遞機制，但它畢竟不是市場運作的唯一協(xié)調機制。由此我們這里又可以得出一個似乎是同義反復（ tautology）結論：市場是建立在種種 institutions 基礎之上的，以至于市場體系本身就構成了一種 institution。從這句話中，我們可以解讀出來，在哈耶克的眼中，對市場的參與者而言 ，慣例與制度好像是某種“先在”的東西。甚至直到今天，還有學者認為“交易費用”這個概念本身就有問題，因而主張應該廢棄這個概念。 這一流派的理論探討所主要致力的方向，就是考察在慣序經濟（ sequence economies）種引入“貨幣”（也稱“阿羅證券”）這個變量后“交易費用”對“一般均衡”的影響。這就是新制度經濟學家們所常言的“ Institutions do matter”。這一學派在二十世紀九十年代前是西方當代經濟學中制度分析的主流。而正是因為有許許多多的這種非常規(guī)、違慣例和反制度的行為并大量存在人們違規(guī)博弈選擇的可能性和機會， 才產生了市場這種特殊的“ institution”內部種種其它“ institutions”（包括規(guī)制市場運行的法律、法規(guī)、條例、產權、契約、商業(yè)慣例、同業(yè)行規(guī)等等）來約束市場當事人的活動和選擇。從歷史上看，這一邏輯判斷也應該是對的?；谶@一認識，哈耶克發(fā)現(xiàn)，正是價格體系（ the price system），才構成了具有分立、分散甚至獨一無二的私人知識的市場當事人之間交流和溝通信息的有效率的社會機制。一旦有一條經驗性的或制定出來的交通規(guī)則 —— 如“拐彎必須讓直行” —— 的存在，那么在路口要左轉彎的甲就必須等待迎面開來的乙先通過后再左轉，這里也不必 再． 產生任何協(xié)調成本了。后來，陸銘和陳釗博士接受了我的這一建議，故在這個譯本中，凡肖特用“ anically”一詞的地方，我們一致把它譯為“有機孳生地”了。這里區(qū)別開這兩者，是十分重要的。它的存在是被一致地接受的。 Tullock, 1962）在他們的經典著作《同意的計算》中所展示出來。首先， 如果一個社會反復地面臨某種囚犯困境博弈弈局，那么，一個有效率的做法自然是，它應該演化出某種行為的規(guī)則，以避免反復出現(xiàn)的非效率的均衡策略的采用。同樣，慣例也具有（非正式）規(guī)則和結構安排兩重性。一個明顯的問題是，盡管每周工作六天還是五天可以是每個國家法典化了的，但一周七天這一習俗是否法典化了？塞爾該如何回答呢？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7 頁 共 28 頁 序． ”（即由規(guī)則調節(jié)著的秩序）這一點了。 6 經過多年的反復揣摩，我覺得最能切近或精確界定西方文字中的“ institution”一詞的還是《牛津英語大詞典》中的一種定義：“ the established order by which anything is regulated”。這個解釋最簡單，卻一下子道出了這個英文詞的最基本涵義。其原因是，在以中文“制度”相等價涵義上理解并依此界定“ institution”時，他并沒有認識到“ institution”與“ convention”的主要區(qū)別在于前者是一種“ formal rules” 即“正式規(guī)則”（常常是以書寫語言寫下的規(guī)則）；而后者則是一種“ informal rules”即非正式規(guī)則（至少他在這部著作中沒明確地這樣做）。這實際上意味著“ institution”（的存在）就意味著對市場博弈局中人的一種行動的“（潛）規(guī)則約束”（當然，正如我們下面將要展開討論的那樣，這種理解也還有許多問題）。至于在這些總體中時空伸延程度最大的那些實踐活動，我們則可以稱其為‘ institutions’。很顯然，現(xiàn)代均質歐洲語有一個共同“祖先”拉丁語，因而有著大同小異的語法。那么什么是一種“ social institution”呢？模仿劉易斯的這一定義，肖特（ Schotter, 1981, p. 11）是這樣定義“ social institution”的： ? 定義 ， A social institution: 在一人口群體 P 中，當其中的成員在一重復出現(xiàn)的 境勢 Γ 下，作為當事人常規(guī)性的 R 只有在下列條件下而成為人口 P 中的共同知識時，它才成為一種 institution：（ 1）每個人都遵 同 R；（ 2）每個人都 預計他人會 遵 同 R； 并且（ 3）因為 Γ 是一個協(xié)調問題，而一致遵同又是 Γ 中的一種協(xié)調均衡，或者在他人遵同 R 的條件下每個人又樂意遵同它， 或者（ 4）如果任何一個人偏離了 R，人們知道其他人當中的一些或全部將也會偏離，在反復出現(xiàn)的博弈 Γ中采用偏離的策略的得益對于所有當事人來說都要比與 R 相對應的得益低。換句話說，肖特心目中的“ institutions”，基本上對應漢語“制度”一詞所涵指的現(xiàn)實對象性。從塞爾的這一研究進路中，我們也可以清楚的解讀出，他本人所理解的 “ institutions”，也恰恰相等于古漢語中本來涵義的“制度”。但是問題是，一旦把“ usage”（習慣）、“ custom”（習俗）、“ practice”（慣行方式或慣例，這個英文詞在西方人的實際使用中常常等價與另一個詞“ convention”，而較少指馬克思 主義哲學中的“實踐”概念）和“ convention”（慣例）等包括進“ institutions”概念之中，那么像肖特和塞爾那樣只把“ institutions”僅僅理解為與中文“制度”相等價的 正式規(guī)則． ． ． ． 和由這種規(guī)則所界定的社會結構安排（ structural arrangement）或構型（ configuration）這種 雙重存在． ． ． ． 就有問題了。另外，我 們也必須看到，無論再西方語言背景中，還是再漢語背景中，“習俗”、“慣例”和“制度”常常是很難確定。并且，由于“ constitutions”和“ conventions”均內涵著“ social orders”的涵義，“ institutions”（制序）也自然把社會秩序（如習俗，人們的行事和交往方式即 practices）內涵在其中了。 現(xiàn)在，我們就來簡略回顧以下肖特教授是如何用博弈模型來展示制度的生成（他較多地使用“ creation”即“創(chuàng)生”一詞）機制的?！? 在得出上述結論后，肖特又指出，在當今世界，當然有很多社會制度是被社會計劃者設計出來，或者是被社會當事人以面對面的方式就他們想要看到的將被創(chuàng)造出來的制度類型進行討價還價而一次性創(chuàng)生出來的。 更為可貴的是，肖特教授不但在這部著作里非常精美細致地用博弈模型展示出 了哈耶克自發(fā)社會秩序的生成機制，而且在一個假定的 自然狀態(tài)的背景下，通過一個精美的博弈模型展示了諾齊克的國家創(chuàng)生理論，即令人信服地模型出了一個沒有任何個人甚至集體的設計而創(chuàng)生出來的最小國家的出現(xiàn)和其演化機制，且非常深刻地洞察出 國家的實質無非是自然狀態(tài)下偷 ． ． ． ． ． ． ． ． ． ． ． ． ． ．竊博弈的一個． ． ． ． ． ． “ 核． ”（ core）。結果，當事人并不需要抱著創(chuàng)造一個國家以使之出現(xiàn)的明顯目的而坐在一起。但是，在把“ anically”這個詞用在制度的生成上，把它直譯為漢語的“有機地”，顯然不甚合適。即使這是可能的，而且拍賣的過程也是極端有效率的，但這種機制也顯然是既麻煩，又成本甚高。實際上，這也反映出我們中國人不大注意遵守規(guī)則的文化傳統(tǒng)，這甚至成了我們中國人的一種民族秉性。從這種意義上我們也可以進一步說，市場運行以及其中的價格機制的工作（ working）是建立在種種社會慣例和制度規(guī)則基礎之上的?！痹谘凶x過肖特教 14 這里應該注意，當我們說市場本身作為一個復雜的社會運行體系是 一種“ institution”時，也許這一說法與《牛津英語詞典》對“ institution”一詞的界定有些矛盾。 自二十世紀六十年代以來，經濟學的制度分析逐漸成了當代經濟學的一種主流意識，影響并逐漸滲透了新古典主流學派和當代各主要經濟學流派的理論思維。正是因為新古典一般均衡理論的框架假定了市場交換中的交易費用為零，并假定市場體系在一個非常理想（以至于理想到在現(xiàn)實中 根本不存在）的環(huán)境（包括完全排除了生產和消費函數(shù)的非凸性、非連續(xù)性，以及不存在外部性和不確定性等等）中運作的，作為現(xiàn)實市場運行約束的慣例和制度在理論上就變得可有可無得了。雖然到目前為止這一理論進路從總體上來看還進展甚微，但這卻無疑有著極其廣闊的發(fā)展前景。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7 頁 共 28 頁 當代制度分析的第二大潛流是指自二十世紀七十年代以來以 Kenh Arrow（阿羅）， Frank Hahn, J252。當然，這里哈耶克所提出的“價格體系只是市場運行中慣例和制度中的一種”的洞見是非常深刻并在當時是極富開創(chuàng)意義的。這即是說，肖特不但認同哈耶克所言的價格機制是一種市場運行的信息裝置，而進一步發(fā)現(xiàn)市場慣例和制度本身也是一種為經濟活動當事人提供大量信息的有效率的信息裝置。這樣一來，市場中的慣例和制度就給原來可能處于無序狀態(tài)中的策略相互依賴的情形添入了結構與秩序 。這一轉換大大提高了信息的效率，因為，它使經濟當事人能夠在博弈中采取穩(wěn)定的行動策略，而這些策 略在信息上是高度有效率的。譬如，這部著作中的第一個博弈模型就是“交通博弈”，而“交通博弈”的理論映射，恰恰在于昭示制度的功用。在為這部中譯本做序而閱讀他們的譯稿時，我發(fā)現(xiàn)陸銘的這一理解顯然是有道理的。 哈耶克 還接著在注腳中說：“使用‘ formation’一詞，比‘ institution’一詞更妥切”。 在排除了經由上述兩種路徑所創(chuàng)生出來的社會制度而不加以研究外，肖特認為，那些用以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0 頁 共 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