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腦思維之中“閃過”的。它的目的是要把詞中一連串連續(xù)的聲音摹寫出來。譬如，即使進行最直觀的觀察或者稍加思考，我們立即會認識到，有著圖象文字的中國人更注重形意和文化的“內(nèi)功”，這包括在人事關系中靠非正式的禮俗關系來處理和“周旋”；而有著拼音文字的西方人更張揚地注重外表，注重人際間的抽象關系和規(guī)則約束。??所以西方文明已是我們的文化傳統(tǒng)，跟傳統(tǒng)文化已有很大斷裂。趙虹甚至認為，“在多佛多神的漢文化中，漢字之于華夏民族，猶如一個無形的上帝，眾佛之祖”。把這些特點作為參照系，不難發(fā)現(xiàn)在漢字構體上的人本觀念及其造型規(guī)律與之有著天然的同構模式。申小龍認為，這種建立在主客體統(tǒng)一、人與自然合一意義上的主體思維方式，在觀察和理解自然現(xiàn)象的具體運作中，很自然地將主觀理念和情感投射到自然界，視 自然具有人的特點。 由于漢字是構建漢語整體的單元材料或言華人思維 的“思想原子”，加上漢語如徐通鏘（ 1999）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5 頁 共 40 頁 和潘文國（ 20xx）教授所見的那樣是一種字本位的語言系統(tǒng)，那么，漢字生成時本身所潛涵的人文精神，自然會從原初形態(tài)上就影響了漢語以及中國文化的基本品格。以此來看，“官”的職責就是“管”，“管”的辦法就是“關”，即“鎖”。 14 這一點也為費正清和賴肖爾這些漢學家所注意到。這也使中國直到 20 世紀仍束縛在儒家的陳舊模式里一個因素。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8 頁 共 40 頁 內(nèi)部生活形式的構型與變遷路徑中的作用 除了從漢字系統(tǒng)這一圖象文字和西方拼寫文字這兩種語言系統(tǒng)與思維的關系及其與語言－文化－生活形式綜合體的關系特征的關聯(lián)機制外，漢語 和均質(zhì)歐洲語在語法上的差異自然也會在東西方的語言－文化－生活形式綜合體上映射出來。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9 頁 共 40 頁 語和中國古代禮俗社會的生活形式之間是 存在某種互相“映照”、互相維系、互相加強的內(nèi)在共生關系的。中國歷代都有在書法上下死工夫、以修身養(yǎng)性為樂的人。譬如，在“世紀中國” 20xx 年 6 月 17 日“世紀沙龍”上發(fā)表的一位叫“老田”的作者就有以下見解：“想想看，小孩子不學習干什么，難學的書寫，正好可以磨練和砥礪其意志和性情，這本來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17 頁 共 40 頁 漢字這種書寫語言系統(tǒng)與傳統(tǒng)中國禮俗社會的種種生活形式之間相互維系和相互作用的關系，也為費正清這位西方中國歷史專家所洞察出來?，F(xiàn)在看來，中國人缺乏獨立的自我意識和較 多人有俯首遵從上級和長官命令和意志的行為外征，可能都與他們少年時期學認漢字時的“強行灌輸”、“強化教育”和“ 強迫接受 ． ． ． ． ”過程有關。這個“群”字，難道不又是遠古中國農(nóng)業(yè)社會及其結構的一個惟妙惟肖的寫照？ 另外，從漢字“管”文字學語源考上，我們亦能解讀出來漢字所潛涵的文化意義。由此可見，天的概念是和人的概念聯(lián)系在一起的。這種主體思維方式不是把外在對象和思維主體對立起來，而是從思維主體的內(nèi)在意識出發(fā)，按照主體意識的評價和取向，賦予世界以某種意義。漢語考古學界一般同意，只是到了春秋戰(zhàn)國時期，漢文字語言才真正發(fā)達起來和普遍化起來。在這些探索中，申小龍教授在一個較廣闊的文化語言學的知識背景中對此做了大量探索。這顯然與英語是一種拼音文字而漢語是一種圖象文字有關。這些語言特征的差異可能寓意深遠。一個詞只用一個符號表示，而這個符號卻與詞賴以構成的聲音無關。趙虹還認為，“從廣角度說，漢字中無處不在的空間對稱原則，和 [中國 ]古典建筑尤其是宮觀殿堂群落的‘中軸線’一致，正是中國宗法制社會皇權一統(tǒng)的象征?！钡?，霍倫斯坦認為，各種文字的形成，并非經(jīng)過了在類型上截然不同的階段才完成，如經(jīng)過從具象的、表象的（依附于神話的）語詞文字 ，經(jīng)由音節(jié)文字，到抽象的（以邏各斯 理性為前提的）單音文字這樣一個過程。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據(jù)瑞士聯(lián)邦科技大學霍倫斯坦（ 20xx，頁 135）所言：“盡管不存在發(fā)生論意義上的親緣關系，在瑪雅、埃及以及中國的文字之間仍存在著結構上的可比性。語言也需 要直觀，但語言應把直觀性限制在借助語音聯(lián)系起來的詞的形式（ Wortform）上。譬如，在《中國：傳統(tǒng)與變革》這部名著中，費正清和賴肖爾（ Fairbank amp。創(chuàng)世紀》中所言的上帝以言創(chuàng)世的說法，上帝好像偏好于拼音文字？或者說，拼音文字更符合基督教的上帝創(chuàng)世論？因為，這里的記載是，上帝是以 言 ． 創(chuàng)世，而不是以 寫 ． 創(chuàng)世。 第二點，在比較不同的語言特征在東西方社會在近現(xiàn)代社會制序上的投射以及在制序變遷路徑差異上的影響時，我們這里也要指出， 在下面的理論論說中，我們所說的西方語言，是指沃爾夫（ Whorf， 1956，中譯本： 124）在“習慣性思維、行為與語言的關系”一文中所提出“均質(zhì)歐洲語”。首先，從哲學本體論和認識論的角度來看，作為漢語書寫語言的漢字系統(tǒng)這種圖象文字和西方均質(zhì)歐洲語（ 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 3 的拼音文字這兩類語言本身就有諸多差異。另外，如果這里默認從古希臘哲人到近代語言學的大師索緒爾（ F. de Saussure）的邏各斯中心主義（ Logocentrism） 1 —— 即文字是聲音符號的符號，聲音是事物的符號 —— 的話，我們就可以從上面這一點進一步認識到，人類語言的主要差異更容易從不同語言中的書寫語上顯現(xiàn)出來。民族精神和民族語言怎樣一起產(chǎn)生自我們的認識所不可企及的同一個源泉，這一點對我們來說是一個無法破解的謎。作為一種涂爾干（ 201。美國當代著名哲學家羅蒂對此曾總結到：“對海德格爾來說，正如對康德一樣，哲學的任務確實是帶來書寫的終結。”另據(jù)李梵（ 20xx，頁 12）所言，漢語中“文字”一詞最早見于秦始皇的狼邪臺石刻：“器械一量，書同文字”。春秋時，漢民族的共同語言被稱作為“雅言”（見孔子《論語在清朝以前的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主導”、維系、傳播和“發(fā)展”著中華文化的政府政治機構和宦官文人們在維系社會的制度性關系中所使用的語言，基本上也是用文言文為主來進行的。按照我國的語言學家徐通鏘（ 1999）和潘文國（ 20xx）等學者的見解，漢語是一種“字本位”的語言，這就與均質(zhì)歐洲語的以“ word”（詞）為本位的拼音或拼寫語言有著根本性的差異。這一見解應該說是很到位的，且令人很難不同意。因為，運用圖象文字的思維較注重“形”與“象”的 組合 ． ． ，運用拼寫語言的思維顯然更自然傾向引發(fā)人在邏輯鏈條中把握思維與世界的關系。據(jù)此，我國語言學家申小龍（ 1990，頁 17）教授提出洪堡特的見解相類似的見解：“圖象性文字越強的文字，它突破時空局限的功能就越大，它與思維的聯(lián)系也就越密切”。這樣不同語言運用的腦生理機制，對以拼音文字為其書寫語言形式的歐洲人和以方塊圖象文字為其書寫語言形式的華人和東方人（如日本人和朝鮮人）會產(chǎn)生什么樣的不同影響？這無疑是腦神經(jīng)科學、認知生理學、心理學以及（比較）行為科學所共同面對的一項值得進一步深入研究的問題。”從索緒爾的這一大段話中，我們可以解讀出，盡管從中國古代就有孔穎達和劉 勰的語音中心主義的語言觀，但至少從漢語發(fā)音和漢字的關系上來看，中國人與西方人在觀察和認知世界時的視角和途徑還是有區(qū)別的。從帕默爾這一見解中，我們也許能進一步推想出，直到晚清和民國之前，作為一種圖象文字的漢字，與拼音文字相比，更能從其直接存在的形意上內(nèi)蘊、保存和承傳更加久遠的中國文化 傳統(tǒng)，因而更可能含有維系傳統(tǒng)文化的內(nèi)在張力。由此，費正清和賴肖爾（ Fairbank amp。”根據(jù)這一點，申小龍認為，由于漢語是一種方塊表意文字。但整體看來是后者，而不是前者，盡管一個民族的語言是在一個民族長期文化和社會變遷中逐漸形成并不斷演變的。百工以治，萬品以察，蓋取諸 。據(jù)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的祁洞之（ 20xx，頁 36－ 38）教授考證，“我”字在古文字中曾呈“ ”。這一思想，與數(shù)千年來一直延續(xù)下來的中國人心目中那種總是期盼著有賢君明相來以德和依禮治理國家的美好愿望，顯然是相通的。要看懂簡單的教科書，至少也必須記住二三千字。因而，在傳統(tǒng)中國社會中，中國 知識分子學識字和受教育的過程本身，就是被傳統(tǒng)中國文化尤其是孔孟之道所濡化的過程?！焙楸ぬ亟又赋?，“盡管近代漢語的官話和文學語體雖然努力要使語言在語法上變得更加明確，但也沒有任何真正意義的語法形式。”正因為古漢語的這種幾乎沒有西方現(xiàn)代語言學中“規(guī)范”（顯性）的語法形式，詞的意義和用法也非常靈活多變，作為一種特定的社會制序（ social institutions） 17 的中國古漢語的這種特征，無疑會給中國古代社會的習俗和慣例的制度化（即法制化或憲制化）進程帶來許多的困難和障礙（參韋森， 20xx，第 7 章）。這一點看來是理所當然的” （ Fairbank , 1948，參中譯本，頁 44）。這套復雜的文字與那些在文化上比較簡單的文字相比，自然增加了識字的難度，這樣也就使只有相當少的和有時間用于 長期苦讀的人才能進入上層階級社會。 談到以字為本位并以字的相關、“粘聯(lián)”來組詞造句并進而構成思維體系這一語言特征，這里還有一點值得我們注意的是，由于漢語書面語是一種字本位的語言系統(tǒng)，是通過字的隨意“碰撞”和粘聯(lián)造詞、組句，這也可能從根本上影響并型塑了中國人的思想習慣，使中國學人通常有一種從現(xiàn)有概念中拼湊其它概念的思維習慣，并自然傾向于直觀感悟，而不宜于進行邏輯分析和推理。胡厚宣先生對此曾形象地解釋到，在古漢語中，“我”并不是與別人相區(qū)別的作為英文“ individual”意義上的那個“我”（相當于中文的“己”，即英文中的“ I”），而是一個人群中的最有威望者（相當于英文中的“ chairman”）。但從這一源于《易經(jīng)》的一段中國古人造字的傳說來看，無論天上的“象”，還是地上的“法”，都需要人的仰“攝”俯“取”。他還認為，“不管社會怎么變，漢字的模塊沒有變，它本身的信息內(nèi)涵沒有變”。申小龍進一步指出， 盡管古漢字是以象形為基礎的，即許慎所言的“畫成其物”，但從許多古漢字中可以識出，“象形漢字在表意的過程中，為了克服‘畫成其物’的局限，早已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對事象進行分析，根據(jù)事象的特點和意義要素的組合，設計漢字的結構，每一個字的構形，都是造字者看待事象的一種樣式，或者說造字者對事象內(nèi)在邏輯的一種理解”（申小龍， 1999，頁 203）?！辈坏珴h字在數(shù)千年來維護中華族國的統(tǒng)一和文化精神的一致性上有著重要的 —— 或言起著根基層面的 —— 作用，費正清和賴肖爾甚至還認為，東亞文明之所以形成一個較大的統(tǒng)一體，在很大程度上也有賴于漢字。在 1958 年以后的漢字簡化方案全面推行之后，尤其是伴隨白話文的全面普及，中文的書面語顯然更進一步抽象符號化了（或言一些漢字更遠離原來對象的外征的“象符”而更加變得是一種純粹形聲化的“意符”），隨之，簡體字、白話文與繁體字和文言文相比所潛涵的保持傳統(tǒng)文化的張力是否更“弱”一些或者說更“稀薄”一些？另外，由于近代以來現(xiàn)代漢語的語法和詞義、詞匯許多就受歐洲語言和語法的影響，這無疑使現(xiàn)代漢語與傳統(tǒng)中國文化的距離顯然要比文言文和繁體字 要間接一些，或言“遠”一些。 以上我們是在書面語的意義上討論一個“字”或“ word”與所涵指的對象（性）之間的關系。后者不必與語音相聯(lián)系，這從漢字可以看得很清楚”（轉引自潘文國， 20xx，頁 90）。單從這一點，我們也可以進一步推斷，漢語作為一種圖象文字，會通過型塑華人的思維方式和藝術感覺（ sense）與中國繪畫、建筑等其它藝 術形式而與中華文化的總體特征密切關聯(lián)，并進而潛移默化地影響并型塑漢民族的“ ethos”（精神氣質(zhì)）和華人的行為品格。在作者用漢語輸入中文字的那一瞬間，運用五筆形輸入法和拼音輸入法的那一瞬間，思維方式是應該有一定的差別的?，F(xiàn)在看來，如果說漢字是一個象形文字，就有許多問題了。 在這方面，自近代以來西方許多著名哲學家和語言學家都曾發(fā)表過一些深刻的論述和見解。理解這一點，對下面我們分析和探究語言對社會生活形式的型構、維系與變遷的作用機制，十分重要。到了漢代，漢民族的共同語言被稱作為“通語”（見西漢楊雄《方言》）。 3 這是美國著名語言學家 Benamin L. Worf（ 1998，中譯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