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本，頁9B。若考慮到淳祐年間12000余萬貫的數據，則財政收入的增長率更為顯著。 駐軍人數減少，糧斛開支卻反而增加，這無疑是當時中央財政開支增加的一個重要側面。為了說明民戶稅賦增加的史實，拙作依文獻記載之所及，列舉了福州與連州兩地的例證，予以說明 參見拙作第六章，第242279頁。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4A。福州的稅則，正是如此：“（太宗時）始蠲異時諸雜沿征物色，再以官私田產稅均為中下兩等定稅，中田畝產錢四文四分，米八升；下田畝三文七分，米七升四勺；園畝一十文，丁人輸錢百，……紹興十九年行經界法，田以名色定等，鄉(xiāng)以舊額敷稅，……多者錢五文米一斗五升，最少者錢一分，米僅合勺。因此四川的稅賦征取，就有了兩個相差懸殊的折納價，一是自北宋相沿而來的折科價，另一是南宋新增的折帛錢價，兩者不應混淆。包偉民〈宋朝的酒法與國家財政〉，原載杭州大學宋史研究室編《宋史研究集刊》第二輯（《求索》雜誌1989年增刊），後收入拙作《傳統國家與社會：9601279年》，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第72122頁。今江淛福建，內郡多以產錢紐稅，此郡獨以田畝等第紐夏布為準。其次，劉君從《湟川志》“此郡獨以田畝等第紐夏布為準”之語，以及其下文所列不同田土的稅負依等級遞減的記載，斷言這反映了南宋連州推行了累進稅制，用以“保護佔地少、田土等級低的小農（即下等戶）”（頁241）。關於“田畝等第”：這也是傳統農業(yè)經濟中常見的現象。這也是常識。總之北宋後期以來連州地方因白銀生產的興盛，表明它的經濟繁榮與市場興盛，而從北宋末年至明代，當地卻因種種原因造成了經濟衰退，自經濟繁榮期所確定的稅負卻未見減少，且因市場價格的變動（即白銀市場價格上漲，連州卻仍須上供白銀本色），致使地方財政愈見困窘。單純依據自己的推算結果，就認定原文有刊誤，恐不合適，難據以立論?，F劉君既有此論，容下文再作一些解釋。乾道間（1165－1173）3,100萬177。，若按其中茶利佔15%計 據《宋會要輯稿南宋的酒課文獻中曾有一些記載，不如鹽利明確。雖然儒家傳統的解說，以為“酒止於行禮” 黃震：《黃氏日抄》卷七八〈六月二十八日禁造紅麴榜〉（咸淳七年）。啼鳥霜林暮，臥牛煙草昏。 鬻麯利入佔酒課多大的比例，未見記載，考慮到農村人口比例，同時也考慮到鬻酒利入中農村消費所佔的比例，若謂酒課主要來自城市，看來不再合適。某些歷史現象，表面看來似乎很“像”某些理論所歸納的情形，於是不暇深究，削足適履，以為在南宋歷史中真就存在著類似的現象。，用以說明榷利“負擔者不是農民”，並指責“一些研究者不願聽信”（頁272）。1132年（紹興二年）秋浙西常潤蘇秀等州2000熊克《中興小紀》卷十三（福建人民出版社1984年點校本，第159頁）：紹興二年七月己卯：“（呂）頥浩入奏都督府事，因言常潤蘇秀大稔，米價極賤?！敝^“歉歲斗值二百”，可能有因強調商稅影響糧價而過甚其辭者。1168年（乾道四年）紹興府3300《宋會要輯稿1181年（淳熙八年）衢州2000《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二一〈乞將衢州義倉米糶濟狀〉（頁5B）“……雖已勸諭及申尚書省，乞先撥義倉米五萬石，仍一面開場，每升量減作二十文足賑糶去後……?！币颉昂盗省?，價當高於常年?！币颉安伙保斅愿哽冻Ｄ晔袃r。”市價。課糴〉（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A）：“問差人五路和糴，據浙西平江府石價三十五貫文一百三十五合，至鎮(zhèn)江水腳錢每石九百文；安吉州石價二十九貫五百文一百一十合，至鎮(zhèn)江水腳錢每石一貫二百文；……其錢並十七界官會，其米並用文思院斛交量紐數。糯米一斗為錢八百，秔米為錢四百，使民又有倍稱之費。1192年（紹熙三年）淮浙25002600《定齋集》卷五〈論時事劄子〉（頁19B）：“臣所歷淮浙八郡，蘇、秀中熟，常、潤所收僅六七分。1180年（淳熙七年）處州2900《宋會要輯稿”指豐歲秋成之季的時價。又劄子（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32A）〉：“且如三萬石，以中價計之，自不下十萬緡……。本人衷心希望劉君對本人的批評能促成良好的學術批評風氣之形成。說到認識史實，就不得不談到如何解讀歷史文獻的問題。帝制後期的歷史如果確如劉君所論，從宋代的重商主義走向了明代的重農主義（未知元代為何“主義”），那該是何等重大的社會轉型，它的動因、表現、影響，等等，其錯綜復雜，絕非“財政資本主義”一端就能解釋清楚。這也就是宋廷做出如下規(guī)定的原因之所在：“諸人戶吉兇聚會，修造之類，若用酒者，聽隨力沽買，州縣及坊務不得抑勒。，無法要求農民都到城鎮(zhèn)官酒務或買樸酒戶購酒，以供日常之用，所以採取普遍征取酒稅的辦法來贏取酒利。本人完全同意茶酒征商幾項的負擔相對集中於城市的看法，亦即就人均負擔而言，城市人口要高於鄉(xiāng)村人口，但認為如劉君所論，這幾項課利差不多完全由20%的城市人口所負擔，則背離了史實。雖說南宋不少地方——尤其如福建、廣南——為“作法以取諸民”，在官鹽銷售中常採用按戶等或產錢抑配的辦法，上戶所消費的鹽在人均比例上較之中下戶略多，但當時征榷之利之主項實際上是按人頭均攤消費的，勿庸置疑。換言之，表6的統計中留供地方的鹽利僅佔極少一部分。若總計南宋時期各地歲收鹽錢，可見表6：表6 南宋歲收鹽錢表年 代歲收鹽錢（單位：貫）說 明紹興3年（1133）1,055萬177。他利用李華瑞先生對榷酒的研究，以及郭正忠先生對商稅的研究，得出結論，認為集中於城市的官酒務收入是分散於農村地區(qū)的坊場酒課收入的45倍；北宋商稅的征收則來自於集中在12條河流的沿線城市，其收入佔全部商稅收入的一半。兩字或因形近，或因音近，才最有可能致誤。田土等第不能直接等同于戶等（近似于社會階級分等）。”《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一九〈條奏經界狀〉，頁19A。只是，從連州田畝按等第紐折夏布，以及附郭上之上等田每畝征取苗米4斗的稅率，不免使人懷疑它實際上已非北宋初年所定兩稅的稅則本額，而應為折科之後規(guī)定的稅率。首先，本人應該感謝劉君糾正了拙作在換算過程中的一個錯誤：據宋代太府寺布帛尺，一匹為四丈，即42尺 參見郭正忠《中國的權衡度量：三至十四世紀》，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3年，第264270頁。問題是：按劉君的算法，就按每位兵卒年支40貫省錢計算，福州地方政府在歲貢後剩下的15萬貫省錢，也只能供養(yǎng)4166員兵卒。所謂萬戶酒制，就是在某一區(qū)域內，向民戶均賦酒稅，而聽民任便造酒沽賣的制度，故稱“不榷”。其中夏稅正額錢（即稅則本額）8148貫，%。存世宋代地方志所載各地一些兩稅本額的記載，正是如此。這是第二個階段。 基本是仍唐末五代之舊而略加整齊之，各地有很大差別。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21B。又如光宗時，陳希點（11441209）上言提到行都司農寺歲支糧斛，“乾道二年一歲，除馬軍一司二十二萬石之外，實支一百三十八萬余石。如果折換成銅錢，每匹不過3貫（建康府）。如果考慮到嘉定元年（1208年）湖州每石米4貫50文會子的記載——這裡暫將會子市價完全等於銅錢——也只是略有增長而已，增長指數不過在15%上下?！?李覯：《李覯集》卷二八〈寄上孫安撫書〉。同時，由於南宋時期地方財政總收入數據實不可知，我們也無法依據李心傳所載，另加上地方財政歲入緡錢數，通過調整數據來展開分析。；拙作也花了較多的篇幅，分析了在北宋與南宋時期，由中央計司所掌握的財政數據涵蓋范圍的變化。渡江之初，東南歲入不滿千萬，逮淳熙末，遂増六千五百三十餘萬焉。如劉君謂南宋大量發(fā)行的會子等紙鈔，本非貨幣，而是“某種具有流通性質的政府債券”。的社會，具有高超的財政管理水平，它的賦稅征取借助於市場經濟的手段，已高度貨幣化了 第253頁?！词袌?、戰(zhàn)爭和財政國家——對南宋賦稅問題的再思考〉充分體現了劉君的學術思想與學識水平，讀來頗受啟發(fā)。劉君此文論點新穎，體系宏大。嘉祐間，又増至三千六百八十餘萬緡。但如果我們遵從劉君的指示，“回到具體的歷史環(huán)境”（頁223），問題如果真就那麼簡單，史學研究也就不可能構成對學人智力的挑戰(zhàn)了。只是現今史家如欲依據這些數據以作北、南宋間前後比較分析，則必須小心控制自己的想象力才好。但是，由於南宋朝廷不像現代國家，設立專門的統計機構，定期發(fā)布具有一般意義的物價指數，傳世文獻中並無現成的數據可供利用，學者們多依據存世的糧價數據，來估算當時的物價指數。如據表2，其中關於淳祐四年（1244年）慶元府官糴價的記載為每石17界官會26貫825文，若折合成銅錢，則僅為1貫878文。如慶元四年（1198年）建康府每匹2貫200文的數據，當屬偏低者。百司吏祿又靡耗特甚，蓋居兵費四之一。顯著例證可舉折帛錢之征斂，如鄭興裔（11261199）之所論：“自昔軍興，絹價踴貴，朝廷方當乏用，始創(chuàng)為折帛。 其徵發(fā)有一些全國統一性的規(guī)定。中華書局宋元方志叢刊第八冊影印明崇禎十一年（1638）刻本，第7879頁。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點校本，第291頁。接下來，讓我們具體討論福州與連州兩個案例。但“……福建路廣南等處，以煙瘴之地，許民間自造服葯酒，以禦煙瘴，謂之萬戶酒”《宋會要輯稿可是，據劉君的統計，南宋福州各類番號的兵員定額9245員，見管7752員，缺額17%。重之則為同官鄉(xiāng)、鑾首鄉(xiāng)，以曩日坑場發(fā)而人煙稠也?！瓰榻裰?，莫若將見在田土打量歩畆，一槩均產。正如當代社會，下等收入者有可能在城市甲類地段擁有一套小小的居室，而富家也許將豪宅建在偏遠之處。但劉君認為這裡的“上供銀錢三百文足”一語，若按畝為單位來攤征，按“累進稅制”推算起來，不能與總額相合，因此他認為這裡的“一畝”，當為“一匹”的刊誤，並據自己的這一推斷，建立起了對《湟川志》這則記載的總體解釋。以此而論，南宋20%的人口承擔了5070%的稅賦，而剩餘80%的人口卻共負擔了另外的一半或不足一半……。孝宗乾道5年（1169）500萬乾道6年（1170）501萬甯宗嘉定11年（1218）430萬177。乾道、淳熙間，廣南鹽利在120140萬貫之間，而當時廣南上供朝廷的鹽鈔錢歲額基本在110130萬貫左右 參見郭正忠前引書第665頁。，洵非虛言。南宋商稅未見全年收入總額的記載，從局部的案例看，似乎比酒利為低 參見《傳統國家與社會：9601279年》第118頁。這是宋代官酒務以及買樸坊場設置得以集中於城鎮(zhèn)的重要原因。北京：中國書店1986年影印世界書局1936年本，第三冊，第1071頁?？傮w而言，本人淺見：兩宋時期與中國帝制時期其它各時段在性質上並不存在明顯的差別，以至於應該被視為“異端”。特別是像財政史這樣“技術性”相對較強的領域，任何滿足於表面現象的企圖，都無法觸及真正的史實——尤其在處理財政數據時，更是如此。這不僅是因為他指出了拙作的一些不足之處，使之完善；即便他那些本人不能認同的觀點，也能引發(fā)思考，頗有益處。食貨》四○之二三：紹興八年九月四日，侍御史蕭振言：“……臣嘗詢浙西，凡秋成米賤之時，其價概以官斗，每一斗民間率用錢三百足，亦有三百已下。1167年（乾道三年）臨安府及浙西地區(qū)12001300《宋會要輯稿”官府置場和糴價，或當接近市價。11901194年（紹熙年間）臨安府2300《定齋集》卷六〈乞賑濟劄子〉（頁17A）：“……臣妄意擬于樁管米內且借三十萬石，減價賑糶。1227年（寶慶三年）慶元府（明州）2660羅濬《寶慶四明志》卷五〈酒〉（宋元方志叢刊第五冊影印宋元四明六志本，第5048頁）：“……糯米九千六百八十五碩三斗六升五合，每碩錢三貫九百九十文，計三萬八千六百四十四貫六百七文。官糴價，當略低於市價。”官田田租折納價。1239年（嘉熙三年）湖州40,000謝采伯《密齋筆記》卷五（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頁10B）：“嘉熙己亥，吳興人云來春米價必踴，年時竹簍捕蝦，率以所得占米價。1208年（嘉定元年）湖州4050（會子）王炎《雙溪類稿》卷十六〈申請樞宻院公劄卻據衢州繳到諸縣所申米價，每升皆四十文上下。乞降付戶部，許令紐折施行。1159年（紹興二十九年）東南地區(qū)1666王之道《相山集》卷二一〈乞賣度牒糴軍糧劄子〉（紹興二十九年）（宋集珍本叢刊第40冊影印清乾隆翰林院鈔本，第478頁）：“今兵食計之，大率不達三百萬斛，略論中平之直，為錢不過五百萬緡。1134年（紹興四年）行都（米麥）2000《宋史》卷一九四〈兵志八自序》中總論征榷時之所說：“蓋昔之榷利曰取之豪強商賈之徒以優(yōu)農民，及其久也，則農民不獲豪強商賈之利，而代受豪強商賈之榷。本人相信劉君在討論南宋征榷之利時，肯定意識到鹽利在其中的重要地位，卻從未見他論及，估計正是由此種心態(tài)所致。不過考慮到南宋農村人口的比例，農村經濟在賦稅貨幣化的推動下越來越被卷入市場交換，以及南宋時期所出現的商稅的“雜稅化”現象 參見了拙作第300306頁。北京：線裝書局出版社2004年影印清道光刻本，第36冊，第275頁。實際上經過數千年的歷史演進，它已經演化為人們日常生活所不可或缺的飲品，滲透到了古人生活的方方面面，不僅僅止於行禮而已。北京：中華書局1995年點校本第8202頁。若加上建康、鎮(zhèn)江兩處，當時鹽利總收入估計達到三億 據李心傳《建炎以來朝野雜記》乙集卷一三〈四提轄〉（第727頁）：寧宗時，“行在、建康、鎮(zhèn)江三務場歳入凡二千四百萬緡（原注：建康一千二百萬，行在八百萬，鎮(zhèn)江四百萬）”，按此比例，則行都歲入僅佔三分之一。僅淮南、蜀井兩地說明：據郭正忠《宋代鹽業(yè)經濟史》，第65879頁“表四十五”。這也是常識。拙作原初關於連州案例所反映的、南宋民戶實際稅負較之兩稅原額十余倍上升的結論，雖應略作調整，基本正確，並無大錯。其實在本人看來，南宋朝廷之所以堅持連州上供白銀本色而非的上供銀錢，無非是想借此賺取上供銀錢與白銀市場價之間的差價而已，這與折帛錢之高定折納價同出一轍。按田畝等第差異規(guī)定不同稅率，雖然會導致稅額的增加，但這是因為等級高的田土產量（收入）也高，在同等的稅率之下，也理應交納更多的稅賦。既然田畝的產量有高低，兩稅稅則當然也必須依此分等，算不得稀罕。劉君特別強調“此郡獨以田畝等第紐夏布為準”一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