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識念二政治的概念與憲法的概(完整版)
【正文】 ”到“法律化憲法” 在施米特和馬克思那里，政治概念與憲法概念具有同一性，但是中國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的特定歷史實踐最終走向了政治與憲法的二元化，憲法日益回歸其規(guī)范品格和法律屬性，“法治國家”最終取得了政治正當性。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沒有民主同樣也沒有社會主義政治的活力。(3)民主的日常性：從宏觀政治領域擴展之后的協(xié)商政治相對于選舉式民主政治而言，更加具備民主的參與性和日常性。合作性的政黨體制也是一種民主體制，即協(xié)商民主。國家的常態(tài)化要求政治概念也作出相應的變化，這主要變現(xiàn)為從敵我/階級政治向協(xié)商政治的轉變。所謂中國的執(zhí)政黨與參政黨的關系，其實就是協(xié)商關系，而政協(xié)所起的根本作用也在于此。雖然如此，我們所需要的也絕不是一種僵化保守的“黨的領導”，而是富有開放性和創(chuàng)新精神的“黨的領導”，協(xié)商政治模式就是推動黨的領導開放化與創(chuàng)新的新的政治概念。這種審慎的歷史理性與協(xié)商政治的基本精神暗合，或者說改革時代中國政治概念上的“協(xié)商”正是這種審慎的歷史理性的體現(xiàn)。人民民主專政構成新中國的“國體”，而這是新中國憲法三大基本結構——“國體+政體+權利”——中最為根本和關鍵的部分，也是解釋和說明這一時期一切憲法與國家現(xiàn)象的樞紐。因此，從歷史來看，社會主義憲法與自由主義憲法的區(qū)分是大致有效的，二者之間憲法的巨大差異來自于國家和國家理論的差異。這一時期的主要憲法成果(文本意義上)是1949年的《共同綱領》、1954年憲法、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 ‰m然五四憲法一般受到好評，并被認為是1982年現(xiàn)行憲法的基礎和范本，但是五四憲法與這一時期的另外兩部憲法(1975年憲法和1978年憲法)在基本精神結構上是一致的，即以嚴格的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理論為基礎?！ ∫陨系幕仡櫯c分析展示了1949—1978年中國憲法學傳統(tǒng)模式的理論基礎、基本特征與發(fā)展歷程。[22]無論后來的理論家如何過度闡釋盧梭，現(xiàn)代憲法的建構在邏輯上無法越過人民主權。這是一個由傳統(tǒng)的“關于國體的憲法學”向改革以來現(xiàn)代性因素不斷增加的“關于政體/權利的憲法學”的轉變過程。這本來是一個通識性的判斷，但由于改革之前左的錯誤，在教條主義的陰影下，實踐與真理的地位被顛倒。這使得新中國的憲法逐步由一種政治結構轉變?yōu)檎谓Y構與法律結構相混合的形態(tài)，且法律結構的比例日益增加，重要性日益上升，直至在2000年前后憲法學界明確提出“憲法司法化”[26]的要求——這標志著中國憲法的法律結構要求達到了極點。有趣的是，筆者以為這篇文章的具體論證已沒有多少人感興趣，但作為篇名的“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卻成為改革三十年的一個根本的邏輯基礎。改革時代憲法與憲法學遭遇了諸多全新的課題，這需要我們以“與時俱進”的學術眼光面對新時代的課題重構中國的憲法學體系。因此，我們今天的憲法學者在重新整體性地思考我們國家的憲法秩序安排時，特別是涉及對人民民主專政的傳統(tǒng)理論與實踐進行合理矯正時，不能夠失之過當以至于喪失建構現(xiàn)代國家所需憲政秩序的邏輯基礎。“國體”才是真正的憲法之“體”，“政體”與“權利”只是憲法之“用”，“國體”決定“政體”與“權利”的存在形態(tài)與作用空間。[21]五四憲法
試題試卷相關推薦
鄂ICP備17016276號-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