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識法上鄉(xiāng)土社會中的國家法與民間(完整版)
【正文】 俗、宗法、習慣或有明文規(guī)定或相定約俗而成，它具有多樣的形態(tài)，“它們可以是家族的，也可以是民族的。國家法強調對社會事務、國家事務進行控制和規(guī)范，民間法則與民眾日常的事務、身邊的勞作生活緊密相關。如哈耶克所講的“我們幾乎不能被認為是選擇了它們。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再精細的法律規(guī)章也不能做到對社會進行完全的涵蓋，對市場化過程中的種種交易或者交換活動給以精確的規(guī)定，我們得承認社會結構存在彈性空間，法律規(guī)范存在著“真空”區(qū)域，因而民間法的存在能彌補現(xiàn)行國家法的不足。針對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的性質不同，我提出如下國家法與民間法的限定范圍： (一)屬于最基本、最主要的社會關系，必須要由國家法運用強制性規(guī)范予以確定和調整，如刑法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就是如此，對這類社會關系，國家法必須不折不扣地站穩(wěn)立場，歸于國家法調控的范疇，如殺人、嚴重違法和犯罪等這類社會關系，民間法是無權干預與分享，更不能用民間法去規(guī)避、私了國家法。具體說來主要表現(xiàn)為下列二種情況：(1)對這類糾紛，國家法與民間法都具有適用的可能和條件，如何適用，當事人擁有選擇權。事實上，在一個主要以城市社會的交往規(guī)則為主導的國家法律體系被確定為標準的、現(xiàn)代的參照系之后，這本身就蘊藏著地方性規(guī)則與全國性規(guī)則，民間法與國家法的沖突的可能。蘇力先生也有同樣的感嘆：由于種種自然的、人文的和歷史的原因，中國國家權力至少對某些農村鄉(xiāng)土社會的控制是松弱的。一個權力要離開自己的權力基地或中心地區(qū)，以外來力量進入一個相對陌生的社區(qū)，本身就有風險，現(xiàn)代法律及其運作的前提是假設在一個陌生人社會或個體主義社會，在“熟人社會”，法學家所主張的法律的嚴肅性勢必減弱，熟人之間一般無需法律，或只需要很少的法律。比如在農村就有很多諸如“牲畜下田，打死不賠”、“祖業(yè)宅基，買賣由已”、“出嫁之女，繼承無份”、“偷雞摸狗，吊打屁股”“外來女婿，不得分紅”等違反國家法的規(guī)定?？梢娫凇暗谌I域”空間，國家法與民間法兩者具有適用的可能和條件，它們之間不存在價值判斷上的高低之分，在保證國家法律制度對某些案件具有最終解決權地位下，到底選擇適用何種救濟機制，由當事人從本身利益出發(fā)作出決定。這部分社會關系更多的是與民眾的基本生活有關，它可以依靠人們在長期交往過程中形成的風俗、習慣、人情、倫理來解決，當然，在這類社會關系中，國家法并不是不在了，而是隱退的、第二等好的，它不強求干預和追尋主動出擊，而是實行不告不理，把握住最后一道防線。民間法往往是根據(jù)習慣、傳統(tǒng)等制定和創(chuàng)立的，它通過被人們反復適用、采納而逐漸被人們認同，因而在一定條件下它很管用，民間法如使其合法化、成文化、規(guī)范化后，就能轉變?yōu)閲艺椒?，推動和保障國家法的順利實施，正所謂民間法是國家法的重要淵源。它們使我們得以生存” [3]如此說來，善待一些好的、被大家公認的有效的民間法就是任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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