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束的個人利益最大化的人格特征）對社會制序化（ institutionalization）進程和制序變遷 (institutional change)路 徑意味著什么？換句話說，是否人人都選擇 H型策略而不選擇 C 型策略在社會的進化中就是好的？這是否就自然會產生更多的合作剩余從而衍生出一個比 C 類型文化信仰的社會更加優(yōu)越的 H 類型的社會？ 在《文化娛制序》的小冊子中，筆者（韋森， 20xx）已經指出，廣義社會制序 —— 即維特根斯坦哲學話語中的“生活形式” —— 從某種程度上來看就是一個社會的既存文化在社會過程中的外化，或者說，人類社會的生活形式從一個視角上來看即是在一定歷史時期的既存文化的“載體”或“歷史積淀”。按照演化博弈論的經濟分析進路，我們可以認為，在社會傳統(tǒng)中所延續(xù)下來的文化信念和倫理道德與處在一定社會背景和文化濡化機制中的個人的博弈策略選擇中“凝聚點”（ focal point） 1 和“合作預期”密切相關，從而直接影響到人們社會博弈的均衡，以致對社會博弈規(guī)則的型構以及其實施機制形成發(fā)生作用，從而最終在社會制序安排上固化下來或者說外化出來。 2 按照美國匹茲堡大學的哲學教授 David Gauthier（ 1988, p. 385） 的解釋，審慎推理（ prudential reasoning）是要解決“ What is it in my interest to do?‖ 而道德推理（ moral reasoning）所關注的是“ What ought I to do?‖ 3 比較以色列人對待在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他們所遭受德國納粹的屠殺和迫害的態(tài)度（尤其是以色列情報機關在戰(zhàn)后在全世界范圍內追捕緝拿納粹戰(zhàn)犯的努力）與戰(zhàn)后我們華人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期間所長期遭日本軍國主義者的血腥蹂躪的態(tài)度，就會非常明確地看出各族國的傳統(tǒng)文化對人們在社會博弈（包括外交）策略選擇上的影響了。另外，在個人主義的 C 類型社會中，合約的實施又主要通過一些專業(yè)化的社會組織（包括法院）來進行。在公元七世紀左右，曾有過“ 馬格里布”國家。由于不同的文化信念，這兩個貿易群體在解決他們所共同面臨的“單方囚犯困境”（ oneside prisoner’s dilemma）上采取了不同的策略選擇，也就因而型構出了不同的商業(yè)組織網絡形式、不同的社會結構、不同的制度安排，并導致了不同經濟后 果。這意味著 κ r –α 。因此，這個公式實際上意味著，確保代理商不欺詐的最底傭金函數(shù)隨決定誠實（即 H 類型）代理商的長期預期收益的因素增加而遞減，而與決定不誠實（即 C 類型）代理商的長期預期收益的因素的增加而增加。由于這一機制的存在，如果一個代理商欺詐了一個商人，其他商人也不再會雇傭他。 在集體或社群主義商業(yè)文化和個人主義商業(yè)文化中不同的博弈弈局和博弈機 制安排，會導致如下幾個社會后果： 第一，由于在集體主義商業(yè)文化中雇傭其他經銷商作代理商的傭金比雇傭一個沒有任何資產的純代理商要低，每一個經銷商更樂意請其他經銷商作代理商。在實際商業(yè)貿易活動中，馬格里布商人之間的交往主要靠私人友誼和熟人關系來進行，而他們往往在地中海周邊的不同地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料下載中心 (收集 \整理 . 大量免費資源共享 ) 第 8 頁 共 12 頁 區(qū)相互代理經銷同行們的商品。從這里也可以看出，在自私、不講誠信和不講道德的商業(yè)文化中，社會內部的結構、制度和組織變遷的張力（ strains）較?。欢v求誠信和道德的集體主義社會內部制度、結構和組織變遷的張力較大。在考慮是否在外地、外族或外國經濟建立自己商品的經銷網絡時，有個人主義文化觀的商人不大有對當?shù)卮砩踢^去是否有欺詐行為的顧慮。第三個方面，由于在集體或社群主義文化觀的商業(yè)群體內部對欺詐行為的集體懲戒機制也自然適應于跨經濟或社會間的代理關系，在同樣具有兩個集體或社群主義文化觀的經濟體之間的代理關系的最優(yōu)傭金應該高于在同一個經濟內部的代理關系所支付的傭金。 第四，由于講誠信的集體或社群主義文化信念會導致水平的經銷代理關系、人際關系的個人化和熟人化、內部離散的社會結構，以及社群或社會內部交往的“關系網絡”，在這種社會中，社會主要是通過一種非正式的經濟懲戒機制來誘導每個人不采取“不合宜”的行動策略選擇。加之，這種垂直 整合的社會結構和同行間的疏離關系以及人際間信息交流網絡的匱缺也自然阻礙道德倫理和社會規(guī)范對人們經濟活動的約束作用。相反，在個人主義社會中，文化和社會規(guī)范鼓勵人們更加自由地、公開地從而也更加放心地追求個 人的幸福、快樂、自由、欲望、效用和利益（最大化）。 Gauthier, D. (1986), Morals by Agreement,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Greif, A. (1992), ―Institutions and International Trade: Lessons from Commercial Revolu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Papers and Proceedings), vol. 82, pp. 128133. Greif, A. (1993), ―Contract Enforceability and Economic Institutions in Early Trade: The Maghribi Coalitio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83, No. 3, pp. 525548. Greif, A. (1994), ―Cultural Beliefs and Organizations of Society: A Historical and Theoretical Reflection on Collectivist and Individual Societies‖, Journal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 102, No. 5, pp. 912950. Hayek, F. A., 1979,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The Political Order of a Free People (III),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Hayek, F. A. (1982), Law, Legislation and Liberty, Consolidated Ed., London: Routledge amp。 韋森 (20xx)，《社會制序的經濟分析導論》，上海三聯(lián)書店。由于在個人主義社會中，社會的倫理原則和道德規(guī)范并不趨于阻抑而毋寧褒揚個人對自己的幸福、快樂、自由、欲望、效用和利益（最大化）的追求，這就更有可能使每個人更趨近于一種表里如一的“單向度”的人。因此，在具有個人主義文化觀的社會中，為了保證人們的交易、交換與交往，這種 C類型的不講誠信的文化基因就要求社會生發(fā)出一定的正式法律框架來規(guī)約人們的行為，來協(xié)調和解決商人和商人以及商人和代理之間的經濟糾紛。加之，由于經濟交往和商業(yè)貿易多在同一個內部離散的族群中進行，這種經濟的集體懲戒機制又被文化中的人情和倫理所強化，因而這種集體或社群主義社會更有可 能是基于一定非正式約束機制（如口頭傳統(tǒng)、禮儀、慣例）的習俗經濟或慣例經濟。從上述最優(yōu)傭金的函數(shù)中可以推知，這將會增加最優(yōu)傭金。相反，講誠信的集體或社群主義文化傳統(tǒng)則會在商人平衡 可獲利 的經銷代理關系和 有效率 的經銷代理關系上加上一道“楔子”，從而使跨經濟、跨地 中國最大的管 理 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