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知識重構論司法體制改革與司法解釋體制(存儲版)
【正文】 另有觀點認為，由于客觀上有些司法解釋乃法律漏洞之補充，依之定案的文書如不引用該解釋，則使裁判失去了依據(jù)。具體解釋與之相對，指司法機關在審理案件過程中針對具體案件如何適用法律問題所作的解釋。社會關系的急速變動與日趨復雜，使法律的發(fā)展面臨諸多具對抗性的要求?！ ?一級解釋體制下的解釋權高度壟斷導致法律解釋與法律適用的分離，使司法解釋在一般情況下不可能存在于具體案件的審判過程并針對具體的案件事實進行，從而使司法解釋更多地表現(xiàn)為帶有立法意味的抽象解釋。隨著法解釋理論研究的深入，解釋方法的恰當運用既提高文本可操作性，又有利于司法解釋規(guī)范化系統(tǒng)化，擴充司法解釋的生存空間。司法解釋規(guī)范化是伴隨司法改革與完善法制建設而生的命題，但現(xiàn)實中包括許多法官在內(nèi)的人們對于司法改革的理解都處于一個膚淺層面，甚至是錯誤的思路。而且規(guī)范化在很大程度上也意味著將現(xiàn)狀包括不合理的現(xiàn)狀固化。除上述制度上的原因外，現(xiàn)實困境的成因中還存在技術原因和司法理念滯后的情形。司法解釋條件是指司法解釋主體在何種情形下才能作出司法解釋，此亦為司法解釋權正當行使條件。究其成因，源自歷史慣性與制度缺陷的相互作用。雖然相對于1986年的最高法院批復而言，后來的法律文本放松了限制，但是以下問題仍無答案：第一，1997年《若干規(guī)定》與1993年《會談紀要》相比，所指司法解釋范疇是否同一?如是，則所許可引用的只能為最高法院作出的司法解釋，檢察解釋的援引缺失；第二，1997年《若干規(guī)定》限制司法解釋的引用條件，則補充法律漏洞的司法解釋(即無“有關法律條款”時)，其能否引用又如何引用?上述一系列法律文本并未使司法解釋援引力真正明晰。對此，有觀點主張司法解釋僅是如何適用法律的解釋，本身不是法律，自不應同法律并列為裁判的根據(jù)。1993年3月3日國務院辦公廳發(fā)布《關于行政法規(guī)解釋權限和程序問題的通知》確定行政法規(guī)“本身需進一步明確界限或作補充規(guī)定的問題”由國務院作出解釋，而具體應用仍由行政主管部門負責解釋?！弊罡叻ㄔ簩@一問題未作相應解釋，而實踐中大多數(shù)法院拒不接受同級檢察院提出的民事、行政訴訟抗訴案件或以各種形式交由原審法院再審，限制了最高檢察院該項解釋效力的發(fā)揮。1981年決議將司法解釋分割為審判解釋與檢察解釋的規(guī)定意在厘清二元主體間的解釋權限，但這一做法在實踐中卻屢受沖擊，其具體表現(xiàn)為： 1審判解釋與檢察解釋內(nèi)容上的沖突。將法律解釋從法律適用中剝離出來是不可能的，因此應給予其合法生存空間9。如在1980年至1990年10年間，最高法院共制發(fā)152個刑事司法解釋，其中有62個是與沒有司法權的單位聯(lián)合制發(fā)的。筆者認為，檢察機關作為行使偵查權和公訴權的職能部門，如被授予司法解釋權，其所作司法解釋應具普遍約束力，包括適用于審判機關裁判具體案件。自1981年決議出臺，最高檢察院始享有司法解釋權并單獨或參與制作印發(fā)了大量司法解釋文件。學理研究對此予以關注，但主要是針對如何在現(xiàn)行規(guī)定的基礎上使司法解釋規(guī)范化，忽略了在現(xiàn)行體制下司法解釋能否規(guī)范化。二、當代中國司法解釋的現(xiàn)實困境及法理詮釋 自1979年以來，我國進入立法的蓬勃發(fā)展時期，司法解釋也相應日趨活躍。實踐中，非正當主體如地方法院、地方檢察院、非司法機關等行使司法解釋權已呈正當化趨勢；正當主體間權限交叉導致解釋沖突也屢見不鮮?！睋?jù)此，我國司法解釋體制是以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檢察院作為法定解釋主體，以審判權和檢察權為限分割司法解釋權，解釋內(nèi)容為審判/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問題的二元一級司法解釋體制。而對于我國當前正在進行的司法體制改革而言，從制度層面上來規(guī)范司法解釋，以構建司法解釋體制更具實務價值。本文擬通過對我國司法解釋現(xiàn)狀的分析，以司法改革為依托，探求規(guī)范司法解釋的最佳途徑。司法體制是司法權配置的結果狀態(tài)，而司法解釋權乃司法權之附屬，司法解釋體制是在司法權一級配置之后進行的再次配置或稱二級配置。但是，如果司法權的一級配置存在不合理狀態(tài)，或稱“體制不順”，其二級配置的合理性即值得懷疑。自建國至七十年代末期的長期實踐中，司法解釋現(xiàn)象雖然廣泛存在，但其內(nèi)容主要屬政策法律化的范疇，在主體、程序、解釋權限上也一直處于無序狀態(tài)。非司法機關不具司法解釋權，處于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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