機制上淺議中央與地方關系法制化的法律保留原則和糾紛解決(存儲版)
【正文】 方的權力，給地方更多的獨立性，讓地方辦更多的事情。筆者在此無意對具體的制度一一作評，只想提出一點，即目前討論的重點過分偏重于事權的劃分問題了，恨不得所有涉及央地關系的文章都“言必稱事權”。所謂分散型，是指將涉及到央地關系的法律條文分散在各個相關的法律文本中，而不謀求統(tǒng)一的央地關系法的制定。目前，我國尚無真正意義上的此類立法。[⑥]目前已有學者建議盡快制定《地方制度法》或《中央與地方關系法》，從而“對地方與中央的關系，地方實行地方自治的權限，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的性質、組成、任期、職責權限和工作程序等，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的性質、地位、組成、任期、權限職責和工作程序等以及民族區(qū)域自治地方制度的有關事項等作出專門的規(guī)定。協(xié)商民主主要包括這樣一些基本要素：協(xié)商參與者、偏好及其轉換、討論與協(xié)商、公共利益、共識。[⑩]其中的“商量辦事”，更是成為了協(xié)商模式的直接思想淵源。在央地糾紛的過程中，中央政府所代表的往往是全國人民的利益，而地方政府代表的則是本地方人民的利益，毫無疑問，特定地方的人民是全國人民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特定地方人民的利益與全國人民的利益在本質上又是相一致的。也就是說，協(xié)商模式非但不會違背央地關系法制化的精神主旨，反而會令央地關系法律規(guī)范的在具體實現(xiàn)的過程中煥發(fā)出更加蓬勃的生機。其最大的特點就在于能夠是雙方盡量心平氣和地詳盡表述己方的現(xiàn)實情況、基本立場和讓步尺度以尋求雙方對矛盾的認識達成新的一致，最終在避免新糾紛出現(xiàn)的前提下解決問題。在此之后，毛澤東緊接著又提出了幾條具體的措施，并進一步明確指出：“我們要提倡同地方商量辦事的作風。這主要是指在政治共同體中，自由與平等的公民通過公共協(xié)商而賦予立法、決策以正當性，并經(jīng)由協(xié)商民主達至理性立法、參與政治和公民自治的理想，其核心是公共協(xié)商。目前我國這方面的立法以《地方組織法》為主干，但是規(guī)制范圍的狹隘和具體條文的粗疏已經(jīng)使這部本已單薄到獨木難支的法律顯得更加捉襟見肘。其三，我國目前采用分散型的方式是一種經(jīng)驗式的、臨時性的選擇，這并不必然意味著分散型模式對我國法制現(xiàn)實的有著最佳的適應度?！ ∑浯?，法律保留實現(xiàn)的方式。其二，就法律而言，其主要任務是在憲法所確定的大方向下對具體的央地關系制度進行構建和充填，以形成較為完善的央地關系法律規(guī)范體系。除了前文提及的空具政治宣示意義而缺乏實際操作價值的弊端之外，我們還應當注意到該條的表述實際上就是對毛澤東關于央地關系講話的直接翻版?！ ?二)法律保留的實現(xiàn) 法律保留的實現(xiàn)，易言之就是憲法和法律應當對央地關系中的哪些問題作出規(guī)定，以及怎樣作出規(guī)定。其二，我國一直是以單一制為主要特征的國家結構，地方權力的產(chǎn)生是源于中央的層層授予。應修改的理由在于它實際上幾乎沒有任何實踐操作意義，或者說它的政治宣示意義要遠遠大于法律規(guī)范意義。簡言之，法律保留要求以法律作為核心手段，以其他手段作為輔助性措施，構建一個多元化、全方位的央地關系調(diào)整體制。從某種程度而言，這一現(xiàn)象是導致我國中央地方見權限劃分陷入“一統(tǒng)就死、一放就亂”惡性循環(huán)的直接誘因。鑒于此，本文欲從中央與地方關系法制化的法律保留原則和糾紛解決機制兩方面著手，以期令這方面的研究更加全面、深化。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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