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存在哪些類型的利益關系、以往對這些利益關系進行協(xié)調的手段是什么、其績效如何。正是在這種意義上，筆者強調價值判斷問題是民法問題的核心。　　[9]舒國瀅：代譯序《走出“明希豪森困境”》?！　14] 〔德〕羅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第21頁。參見鄭成良：《法律之內的正義》，法律出版社2002年版，第9091頁。梁慧星：《從近代民法到現(xiàn)代民法》，載梁慧星主編：《民商法論叢》第7卷，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　25] 蘇永欽：《私法自治中的國家強制》，載《中外法學》2001年第1期。第2項確認“惡意串通，損害國家、集體或者第三人利益”，合同無效。不妨在我國未來民法典中直接使用“私法自治”或“意思自治”來取代“自愿”。　　[38] 何增科：《市民社會概念的歷史演變》，載《中國社會科學》1994年第5期?！　46] Robert Alexy,Theorie der Grundrechte,p458f.　　[47] 〔德〕哈貝馬斯：《在事實與規(guī)范之間》，第495496頁。確認某類個人利益為國家利益或社會公共利益，從而使其能夠在沖突的利益關系中處于優(yōu)先地位，并得到確認和保護，是民法協(xié)調利益沖突的重要策略。　　出處:本文原載《中國社會科學》2004年第6期。　　[50]應當指出，得以限制民事主體自由的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必須最終能夠落實為個人的利益?！　44] 鄭玉波：《民法總則》，三民書局股份有限公司，1979年版，第11頁。18世紀以前，人們通常就是在這種古典意義上使用市民社會概念的，它指的是人類的文明狀態(tài)?！　33] 胡康生主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釋義》，法律出版社1999年版，第8990頁。關于體系強制的具體內容，請參看王軼：《民法典體系強制》，載《中國民法百年回顧與前瞻學術研討會文集》，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7385頁。” 〔日〕北川善太郎：《民法總則》，有斐閣1993年版，第1316頁?！　22]所謂近代民法，是指經過118世紀的發(fā)展，于19世紀歐州各國編纂民法典而獲得定型化的，一整套民法概念、原則、制度、理論和思想的體系。這種價值判斷的領域不再是一片任由討論者各種相同或不同情感自由馳騁的領土，而轉變?yōu)橐粋€理性和邏輯占據(jù)主導地位的王國?！　12] 〔德〕羅伯特?阿列克西：《法律論證理論》，第1920頁?！　6] 〔奧〕維特根思坦：《邏輯哲學論》，第105頁，7。就諸種類型的民法問題而言，事實判斷問題屬于價值判斷問題的前提，同時在“反思型”法治之下，事實判斷問題的討論還可以發(fā)揮檢證民法所包含的利益協(xié)調策略(即價值判斷結論)績效如何的功能。關于這一問題稍微詳細的分析和討論，請參看王軼：《物權優(yōu)先效力的問題屬性與討論方法》，載崔建遠主編：《民法9人行》(第1卷)，金橋文化出版(香港)有限公司2003年版，第327332頁。恰恰相反，在進行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的過程中，立法者和裁判者也應當在特定的時限內，依據(jù)前述論證規(guī)則，遵循作為程序性技術的論證規(guī)則和形式，運用妥當?shù)恼撟C方法，去論證自己所持守的價值取向的正當性。這兩項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充其量是提供了民法學者討論價值判斷問題最低限度的學術平臺：它一方面力圖避免學界有關價值判斷問題的討論成為自說自話的領域，成為純粹的個人情感、個人偏好的宣泄和表達。正是這一點，為認可保護交易安全的法律制度，認可所有權神圣原則的例外提供了正當性。不難看出，善意取得制度正是基于保護社會公共利益的需要，證成了對所有權神圣原則的限制，這一理由可謂是足夠充分且正當。該制度之所以能夠在法律上得到確認，乃是基于如下考量：近代以來的市場經濟，建立在市場主體是在信息不充分的背景下進行市場交易這一基本判斷和假定之上，這就使得如何解決物權變動中交易安全的保護問題顯得尤為迫切。 [51]不同的保護策略，會導致當事人之間不同的利益安排，在這種意義上，學界爭論的這一問題屬于典型的價值判斷問題?，F(xiàn)代民法，各個國家和地區(qū)普遍將最低限度的道德要求上升為法律要求，從而相繼認可誠實信用、善良風俗為民法的基本原則，并將其落實到民法的各個領域。在現(xiàn)代社會，它承擔著派生禁止性規(guī)范限制私法自治，以維護國家利益和社會公共利益的使命。而反對限制民事主體自由的討論者只須有效反駁對方提出的理由即可?！?[47]　　可見，自由及其限制問題是民法的核心問題，民法的價值判斷問題大多也都屬于自由及其限制問題。但絕對合同自由的實現(xiàn)，要求人人必須在社會經濟生活中立于絕對平等地位。因為民法上的公平、正義是建立在意思自愿的要素上，而非任何一種內容合理或正確性的要素上，所以法諺云“對心甘情愿者不存在不公正”。對于本人自己，對于他自己的身和心，個人乃是最高主權者。沒有對于自由的信仰和崇奉，民法就沒有存在的必要和可能。這里所謂市民社會，并非古羅馬思想家西賽羅所表達的傳統(tǒng)意義上的市民社會 [37]，而是指近代意義上的市民社會。公平原則，意在謀求當事人之間的利益衡平。私法自治原則，又稱意思自治原則，是指法律確認民事主體得自由地基于其意志去進行民事活動的基本準則。同樣，如果一方實施欺詐、脅迫行為，損害國家控股、參股公司利益時，不作絕對無效處理，僅將損害國有獨資公司等國有企業(yè)利益的合同作絕對無效處理，這又不符合體系強制的要求，違反了類似問題類似處理的法治原則，與建立法治社會的理想背道而馳。因此，凡是在認定合同絕對無效的地方，就不存在合同自由原則的貫徹和體現(xiàn)。依據(jù)前述的論證規(guī)則及其派生的論證負擔規(guī)則，主張國有企業(yè)以及國家控股、參股公司的利益屬于國家利益的討論者，應該承擔相應的論證責任。所謂形式上的正當性，是指承擔論證責任的討論者確實能夠證明，采用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符合體系強制的要求， [28]因此并不違背類似問題應該得到類似處理的法治原則。這種意義上的平等原則，包含著民法上價值判斷問題的一項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在沒有足夠充分且正當理由的情況下，應當堅持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在生產經營領域內，將民事主體區(qū)分為雇主和勞動者，分別設置相應的法律規(guī)則，側重對消費者和勞動者利益的保護?，F(xiàn)代民法上的平等原則在側重強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的同時，更加重視兼顧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第二個基本判斷，是互換性。即從按社會成員的不同身份賦予不同權利的立法，轉變?yōu)椴粏柹鐣蓡T的身份如何，對同樣行為賦予同樣法律效果的立法。因此，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既意味著平等對待，也意味著差別對待――同樣的情況同樣對待，不同的情況不同對待。在民法諸基本原則中，平等原則是民法的基礎原則，也是私法自治原則的邏輯前提。　　本文就力圖從民法的基本原則出發(fā)，提出民法學者討論價值判斷問題的兩項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并闡明與其相對應的論證負擔規(guī)則。即使針對某項法律規(guī)范涉及的具體價值判斷問題，討論者可能會就立法者究竟在該法律規(guī)范中表達了何種價值取向產生爭議，但他們至少可以在法律認可的基本原則的層面上達成最低限度的價值共識，以此作為進一步討論的平臺。恰是這一點，使得法律論證理論無法圓滿回答本文提出的問題。 [10]這一思路當然可以用于討論民法中的價值判斷問題。” [5]而“對于不可說的東西我們必須保持沉默。但在價值取向多元的社會里，討論者由于社會閱歷、教育背景以及個人偏好的不同，而持守不同的價值取向，討論價值判斷問題難免“眾口難調”，價值判斷問題就成了困擾人類智慧的難解之題。作為社會治理的工具，民法就是通過對特定類型沖突的利益關系設置相應的協(xié)調規(guī)則，來維護社會秩序的和諧。 文章來源：中顧法律網(wǎng)上網(wǎng)找律師 就到中顧法律網(wǎng) 快速專業(yè)解決您的法律問題民法價值判斷問題的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以中國民法學的學術實踐為背景王軼 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 教授 　　關鍵詞: 價值判斷/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平等原則/私法自治原則　　內容提要: 價值判斷問題是民法問題的核心。——作者題記　　問題與方法　　民法問題是民法學問題的核心 [1]，價值判斷問題是民法問題的核心 [2]。　　在價值取向單一的社會，面對價值判斷問題，討論者“心有靈犀”，極易達成共識。倫理是超驗的。 [9]法律論證理論的代表人物阿列克西(Robert Alexy)就認為，理性不應等同于百分之百的確實性，只要遵守了一定的討論(論辯)規(guī)則和形式，那么規(guī)范性命題就可以按照理性的方式來加以證立，討論的結論就可以稱為理性的結論。” [13]但他卻基于這樣的理由，即“截然不同的規(guī)范性確信、愿望和需求解釋均有可能作為出發(fā)點” [14]，從而放棄了對于討論者“先入之見”的必要分析和考察。從解釋論角度出發(fā)進行的討論，須以現(xiàn)行的實定法為背景展開，討論者必須尊重立法者體現(xiàn)在實定法中的價值取向?！?[17]以該認識為前提，民法學者運用理性討論價值判斷問題的可行途徑，可以在最低限度上表述為：以討論者關于民法基本原則的價值共識為前提，確立相應的實體性論證規(guī)則，經由理性的討論，尋求相互的理解，并在此基礎上盡量就具體的價值判斷問題達成新的價值共識。平等原則集中反映了民事法律關系的本質特征，是民事法律關系區(qū)別于其他法律關系的主要標志。另一種是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它要求按照一定的標準對人群進行分類，被歸入同一類別或范疇的人才應當?shù)玫狡降鹊摹蓊~’。 [23]正是借助這一點，民事立法實現(xiàn)了從身份立法到行為立法的轉變。因此立法者對當時的社會生活作出了民事主體具有平等性的基本判斷。　　現(xiàn)代民法與近代民法不同。具體表現(xiàn)為在生活消費領域內，將民事主體區(qū)分為經營者和消費者。只要民法尚未喪失其調控社會生活的正當性，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就永遠只能作為例外而存在。所謂實質上的正當性，是指承擔論證責任的討論者必須能夠證明，如果不采用弱式意義上的平等對待，會導致處于分化和對立狀態(tài)中的社會群體利益關系嚴重失衡，以至身處弱勢地位的一方無法自由地表達意志，從而使得建立在民事主體普遍平等假定之上的私法自治原則無法發(fā)揮作用。不難看出，面對同一個價值判斷問題，兩種對立的觀點反映了兩種不同的平等觀：前者主張弱式意義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