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IMG=BB84503601 和其他書相比，本書使人感到它有一種編寫程序的風格。被稱為資料處理部(Data processing)的電子計算機中心，相繼在北美和歐洲發(fā)達資本主義國家的企業(yè)中成立了。 　 (《中國古代哲學的邏輯發(fā)展》上冊，馮契著，上海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三年十月第一版，)李志林/陳衛(wèi)平電子計算機和管理信息系統(tǒng)談國外的一本有關讀物 提起電子計算機，人們往往聯(lián)想起導彈的發(fā)射，原子彈的試驗，高深的數學運算，宇宙航行等等。而思想史則可以說是主要研究圍繞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關系而展開的各種社會意識、時代思潮的矛盾運動。 從意識形態(tài)發(fā)展的普遍根據來說，哲學史反映階級關系和經濟關系多半是間接的，往往是通過中間環(huán)節(jié)即政治思想(以及倫理思想)來實現的。它反映了我國學術界對中國哲學史這們學科，已從對歷史上的哲學家及其思想作分門別類的研究(當然也是十分需要的)，進而開始轉向綜合的整體研究的趨勢。打開上冊的目錄，就有別開生面之感。由此揭示出感性和理性、絕對和相對、直觀唯物論和唯心辯證法這些人類認識的必要環(huán)節(jié)是如何在先秦哲學中展開的，使人看到中國古代哲學在遵循人類共同思維規(guī)律過程中所表現的特色。例如先秦哲學表現為“天人名實”之辯，兩漢哲學表現為“或使莫為之爭”，魏晉哲學表現為形神之辯和有無動靜之辯，宋明哲學表現為理氣(道器)之辯和心物(知行)之辯等。例如在先秦社會大變革時期，政治思想領域中的古今禮法之爭制約著哲學上的天人名實之辯。 如何正確地貫徹哲學的黨性原則，這是哲學史研究中的一個重要的方法論問題。這在先秦表現為孔子開創(chuàng)的儒家所提倡的仁智統(tǒng)一學說。如《老子》提出的“反者道之動”的辯證法的否定原理，《易傳》提出“一陰一陽之謂道”的樸素的對立統(tǒng)一原理，荀子提出的“辨合”、“符驗”、“解蔽”的辯證邏輯的基本原理。而歐洲近代雖較多地考察了前兩個問題，但從德國古典哲學到馬克思主義哲學，也曾比較深入地考察了后兩個問題。因此，揭示出中國傳統(tǒng)哲學的特點，就成了哲學史工作者所關注的首要課題。首先，由于作者力圖把整個印度哲學史描述為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的斗爭史，不免有簡單化的傾向，例如，吠檀多“梵我同一”，大乘佛教龍樹中觀學說雖然是唯心主義，卻具有豐富的辯證法思想，作者對此未曾提及，其評價因而也失之偏頗。恰托巴底亞耶力圖從歷史唯物主義出發(fā)來探討印度哲學的特征。作者主要從順世論的論敵的攻擊中挖掘它的思想。 作者的這種方法集中反映在他對于吠檀多哲學和順世論的闡述上。而實際上，作者也正是依據這個標準對整個龐大的印度哲學體系進行剖析的。恰托巴底亞耶作為一位具有銳敏識見的思想改革家，他深刻地意識到，不批判這種盲目繼承的保守主義傳統(tǒng)，印度就不能繼續(xù)進步：“我們多少世紀來習以為常的東西不一定就是真理、‘古已有之’不是確認真理的充足理由”(第6頁)。從二十世紀二十年代始，印度人民的民族解放運動高潮迭起，站在民族主義立場上的印度資產階級分子開始對本國哲學進行系統(tǒng)研究，并逐漸取得了領先地位。如果自印度最早的較系統(tǒng)的哲學經典《奧義書》(約公元前一○○○年)算起，印度哲學思想的發(fā)展已歷經約三十個世紀之久了。恰托巴底亞耶()是當代印度著名的哲學家之一，在國際印度學界也久負盛名。在黨的統(tǒng)一領導下，這種口述歷史計劃在我國實行起來，估計困難不大，似可加以研究推廣。顧氏本人已屆九十六歲高齡，得見此書之SPS=1701譯成功，其心情之愉快自亦可以想見。 顧菊珍談到她讀了《回憶錄》以后，感想也很多。二十世紀初至新中國成立前正是中國多災多難的時代。當時住在泰山的馮玉祥將軍把這件事作為外國帝國主義者在中國傲慢跋扈的一例，頗為忿忿不平。他自己就拒絕過美國聯(lián)邦無線電公司的現金饋贈，直率地向對方指出：這樣做就是行賄。辛亥革命的爆發(fā)使他為國效力的心情再度活躍起來。 顧氏于一八八八年一月二十九日生于上海，原籍嘉定。這是一樁頗有意義的事情。放眼世界，一場新的技術革命正在蓬勃興起。在此基礎上，實現了生產管理的自主權。它要求社員制訂生產計劃，以此作為取得貸款的條件。它要求人適應這些原則而不以原則遷就人，而這些原則，正是作者用來制定現代人模式的“分析的洞察”的出發(fā)點。這種理論用人的生理驅力與社會環(huán)境的調適作用來解釋人格的形成，并且認為這種調適過程在人的兒童期即已完成，人格也隨之定型，成年以后的社會經驗不再對人格起作用。在民族文化中，既有與現代化不相容的各種糟粕，也包含著一個民族在長期改造自然和社會的過程中所形成的卓越智慧。 既然文化的影響構成個人社會化過程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那末，在制定某一民族的現代人標準，考察其形成過程時，就不能不注意到現代人的民族特點，考慮到文化的作用?，F代化是在不同民族、不同國家發(fā)生的世界性歷史運動，它在物質文明的水平上具有一體化的趨勢。 依據上述三種“洞察”提出的現代人定義的另一個缺點，是沒有考慮到現代人的民族特點。 這種方法有兩個優(yōu)點：第一，它致力于給出能夠分解為一組可資測量的指標的標準；第二，它揭示了現代人的形成是與現代機構，從而與社會化大生產相聯(lián)系的。 目前，現代化的宏偉事業(yè)正在我國遼闊的土地上如日方升般地行進。這些人雖然身在社會主義，但在觀念上、精神狀態(tài)上卻仍然停留在因循守舊、無所作為的小農心理的水平上。教育主要著眼于人的能力的培養(yǎng)，對知識和技能的掌握，而人的現代化則著眼于態(tài)度和觀念的轉變，著眼于激發(fā)千百萬人民的實干精神和進取心，兩者之間的關系并不是函數關系。要走出這種貧窮與落后的惡性循環(huán)，實現經濟的“起飛”，落后國家只有依靠兩種手段：組織和人才開發(fā)。這種一體化的過程至今仍在繼續(xù)。 　 現代化與現代人 　 十八世紀下半葉開始的英國工業(yè)革命，揭開了世界歷史嶄新的一頁。 書刊出錯，把責任推給魔鬼，這是一個不壞的主意。要避免在未來處于被動的局面，就要把這種對民族、對國家、對未來、對子孫后代負責的緊迫感，化為鼓舞我們前進的動力?！袄^續(xù)生存下去的基本要求，迫使他們白手起家，創(chuàng)造一切。但是給人印象最深的，還是它那堪稱體察入微的對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以后作為戰(zhàn)敗國的日本及當時日本國民精神的描述。筆者認為，如果我們實施著重智力開發(fā)的發(fā)展戰(zhàn)略和基本對策的話，首先應當致力的，不應僅僅是增加教育投資，更重要的是要探索建立一種有益于調動人的積極性、發(fā)掘出他們的潛在智力的人才激發(fā)機制。他們一方面對傳統(tǒng)發(fā)展戰(zhàn)略予以猛烈抨擊，一方面嘗試設計一整套的綜合對策選擇。以千百萬人民的“腦手”的高度開發(fā)為起點，來啟動一國的社會經濟的現代化發(fā)展，是在世界新技術革命形勢下，發(fā)展中國家進行對策和戰(zhàn)略選擇時應當考慮的。正如美國一家成功經營的公司的經理所說，即使他失去所有設備、資料和辦公大樓，但只要他的這班人還在，便能恢復一切。 按照傳統(tǒng)的西方發(fā)展理論，資金、資源和勞動力數量是資本的“三要素”。 正是通過以上的分析，《挑戰(zhàn)》為我們勾勒出一條信息化的戰(zhàn)略。每一個電腦控制下的機器人，固然會頂替掉幾十個或上百個從事直接勞動的工人，卻也會同時創(chuàng)造出幾百個或上千個從事為它服務的工作崗位，即在它的“上游”去從事制造軟件的工作。電腦和信息技術的發(fā)展，便是遵循這樣一種“指數曲線”發(fā)展的形式，因而它的未來發(fā)展態(tài)勢是我們今人無法估量的，而它對人類的經濟與社會生活所觸發(fā)的空前影響，將使整個的人類生活的發(fā)展也進入“指數曲線發(fā)展”的時代。它頗為詳盡地記述了計算機的發(fā)展過程，計算機與現代通訊技術相結合產生的信息技術的飛躍，并著重論述了這類新技術對人類發(fā)展所產生的巨大影響和作用?！喾矗绻诳偨y(tǒng)的餐桌上，即使在接待外國要人時，寧愿上山藥而非土豆，如果人們善于用玉米、黍子、木薯或豆類來招待客人，那么可以斷言，當地資源一定受到重視，而農民也有可能參加到與他們真正有關的發(fā)展事業(yè)中來。無怪一位激進的西方經濟學者一針見血地指出，這是“不發(fā)達的發(fā)展”。從一九○○——一九五○年，每桶石油僅增加了五十美分，從一點二美元增加到一點七美元。它一方面揭示了發(fā)達國家靠掠奪石油資源起家，以及這種對資源的掠奪式開采所造成的災難，另一方面，又指出了發(fā)達國家的瘋狂掠奪給發(fā)展中國家造成的惡果，以及發(fā)展中國家因襲傳統(tǒng)戰(zhàn)略所造成的困境。當時那些正沉醉于“增長狂熱”中的寡頭和政客們，曾斥之為“危言聳聽”。 使人感到饒有興味的是，包括《挑戰(zhàn)》在內的前述幾個報告，就其作者身分而言，競不無雷同之處。因此，關于發(fā)展與未來的研究，比任何時候都更令人矚目。 在當前興起的這場世界性的發(fā)展研究熱潮中，有關的論著如過江之鯽，不可勝數。托夫勒與奈斯比特都是新聞界人士，塞爾旺施賴貝爾作為法國《快報》雜志創(chuàng)刊人和知名記者，也仍未出報人圈子。但是爾后發(fā)生的“石油危機”和遍及整個西方世界的經濟危機，卻如一盆盆冰水蓋面潑來，令當初的“增長狂”們不寒而栗。作者認為，“在我們生活的工業(yè)化社會里，石油是一切問題的中心”，“什么是消費社會？消費社會就是大量消費石油的社會”。從一九五○——一九七五年的西方經濟繁榮石油消費猛增的年代里，每桶石油卻只增加了十美分，一直維持在一點八美元的售價上?！短魬?zhàn)》還列舉了下列數字：第三世界三十多億人口之中，有十億在挨餓！在一九七九年這一所謂的“兒童年”之中，五歲以下兒童因饑餓死亡的達一千二百萬！第三世界的四億人棲身于貧民窟中！五億亞洲人，一億四千萬非洲人，九千萬拉丁美洲人的飲水得不到保障！此外，據最新材料，發(fā)展中國家的負債總額已達到驚人的地步：第三世界平均每人要負擔約二百美元的外債，這個數字大約相當于最窮的發(fā)展中國家在兩年里的全部人均收入?！边@番話，也是值得人們玩味和參考的。在《挑戰(zhàn)》看來，這種影響和作用是全新的，革命性的。 其次，上述這種全新的發(fā)展態(tài)勢，要求并決定一個國家或地區(qū)今后發(fā)展的關鍵不再是工業(yè)化，而是比工業(yè)化更為優(yōu)越和重要的信息化。當前，與電腦的硬件發(fā)展相比，軟件的發(fā)展遠遠落后。盡管作者否認他提出了“某種思想并規(guī)定某種行動路線”，并稱：“如果這樣做的話，那又是搞過去的一套。經典的生產函數理論集中表達了這一觀點?！短魬?zhàn)》所集中表達的這一重要思想，對于發(fā)展中國家努力擺脫因襲的傳統(tǒng)發(fā)展戰(zhàn)略，制定在新的世界技術革命形勢下更符合自己國情的正確對策，意義極為重大。對我國來說，高度開發(fā)十億人民的智力資源，并以此出發(fā)來制定一系列有關政策，當是回應世界挑戰(zhàn)的可行選擇之一?！短魬?zhàn)》的作者們就屬于其中的佼佼者。說起開發(fā)人的智力資源，培養(yǎng)人才固然主要，而激發(fā)人們現有的潛在才能，卻更加重要。《挑戰(zhàn)》寫道：“……寂靜和黑夜籠罩著日本。”“正是由于這一事變所引起的精神上的變化，被迫進行再創(chuàng)造的日本人的智力這種取之不盡的原料發(fā)生了連鎖反應”。歷史表明，緊迫感所促發(fā)的冷靜、沉穩(wěn)和明智，將會以一種料想不到的方式與規(guī)模召喚出一個民族潛在的活力，而這正是偉大民族自立于世界之林的不朽力量所在。補白樊英娥邁向完整的現代化評英克爾斯等著《走向現代化》 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美國阿歷克斯它“仿佛用法術一樣”，從社會勞動中喚起了巨大的生產力。 所謂現代化，就是在這樣一種歷史背景下發(fā)展起來的世界性歷史運動。 首先，落后國家必須掙脫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枷鎖，進行民族革命和社會主義革命，推翻本國和外國的一切剝削壓迫勢力，建立起能夠有效地推進現代化的社會組織、管理和制度，并依靠這種制度的強大組織力來調動本國的各種資源，創(chuàng)造出發(fā)展所需的條件。費孝通教授在江蘇省所做的小城鎮(zhèn)調查發(fā)現，在鄉(xiāng)村工業(yè)十分發(fā)達的江蘇農村，文盲的比率卻高于全國平均水平(見《社會學通訊》一九八三年第四期)。而一旦人們沖破傳統(tǒng)觀念的束縛，轉變到勇于創(chuàng)新、有所作為的現代精神上來，就會煥發(fā)出排山倒海般的能量。事業(yè)在呼喚人。所以，由此提出的現代人的標準具有一定的普遍性。這乃是由調查者的理論方法所決定的觀察角度使然。但各民族又都具有自己獨特的歷史，形成了自己獨有的文化，即包括語言、風俗、價值觀和待人接物的社會準則在內的共同的意義體系。對個人來說，文化是超越于個體，為整個民族或其中某一群體所共享的意義體系。因此，如何利用我們本民族的固有文化，從中生長出一種與現代化的大生產相適應而又切合本國國情的組織形式，如何利用固有文化的強大影響力造就出千百萬具有中國氣派的現代人群體，這是一個值得我們下大氣力認真研究的問題。作者則堅持認為，兒童期形成的人格之所以穩(wěn)定不變，應歸因于受試者環(huán)境的恒定性；當環(huán)境發(fā)生劇烈的改變，例如當一個傳統(tǒng)農村的農民進入工廠成為一名工人時，這必定會使其人格發(fā)生深刻的改變。 學校和工廠對現代人的形成作用的證實，似乎說明“分析的洞察”的主張，即現代組織機構的原則對個人的內在化是現代人形成的一個根本途徑。通過這種方式，合作社為當地農民注入了三個全新的要素：組織、資源和參與(或者按我們熟悉的說法，叫做“自主權”)。正是這種面向商品生產，而又具有充分自主權的生產方式以及社會制度，提供了具有開放性、效率感和企業(yè)家精神的現代人的生長環(huán)境。在這激動人心的偉大變革時代，會出現許許多多我們過去未曾遇到過的問題，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戰(zhàn)，也會出現無數各種各樣的發(fā)展機會。本書正如卷首出版說明所說，主要記述了我國高級職業(yè)外交家顧維鈞(少川)先生的長期外交生涯，也正是一部從民初以來五十年間包括北洋政府與國民黨政府時期對外交涉的歷史實錄。在第一卷中，讀者就可以看到他從少年時對身邊各事就有自己的看法，許多故事讀后不禁頗有同感。 在第二卷和第三卷中，我們讀到，顧氏飽經舊政界的滄桑，又經常代表當時政府在外交方面為國家挽回了不少損失。顧氏此舉難能可貴，但在舊社會陋習成風的官場中，顯然未必能起多少作用。眾所周知，后來李頓調查團的報告就不敢承認“九一八事變”是日本對華侵略，當然更令人氣憤了。顧氏在此期間歷任外交要職，親身參與折沖，所以在許多重大外交事件中，他是一位最有資格的歷史見證人。她說：“過去國家亂，經濟靠外債過日子，站不起來，事事聽外國人擺布。 近年來，我國在搶救革命史料方面也已做了大量工作，成績極為可觀。 　 一九八四年二月 　 (《顧維鈞回憶錄》，第一分冊，中華書局一九八三年五月第一版，)辛笛賦予思想遺產以新的活力讀恰托巴底亞耶《印度哲學》 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