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構建法治的治理結構，將推動我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改善黨的領導，從而有利于提高國家的政治合法性。黑格爾說過：“人的自由由于基督教的傳播開始開花，并在人類誠然是一小部分之間成為普遍原則以來，迄今已有1500年。如果缺乏發(fā)達的公民社會和市場力量，那么國家就必然承擔全能政府角色，因為它即使想放權，也沒有可以放權和委托的對象。這種國家壟斷的經濟結構導致財富從民間向國家轉移，容易造成“國富民窮”的局面 鄭永年：《民生經濟是中國和諧社會的經濟基礎》，《聯合早報》2007年5月1日。相應地，在中央與地方關系問題上，要扭轉財力過分向上集中的態(tài)勢，加強轉移支付力度，緩解基層財政的困難，增強基層政府提供公共服務能力。與經濟政策的效率優(yōu)先不同，社會政策以增進社會整合、促進社會進步和人的可持續(xù)發(fā)展為目的，以政府和其他公共機構為主體，主要運用立法或者制定行事規(guī)則的制度化手段，推動各類資源尤其是公共資源的合理配置，通過組織和提供社會公共物品與公共服務的方式，調整社會現行的生產與分配關系 楊團：《中國社會政策演進、焦點與建構》，《學習與實踐》2006年第11期。（一）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全面構建社會政策體系發(fā)展型國家的首要特征是它的發(fā)展主義，它的所有政策都圍繞著經濟發(fā)展而制定。所以，超越發(fā)展型國家的進程還遠沒有完成，甚至可以說，這一進程更加突出了超越發(fā)展型國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最后，這種挑戰(zhàn)還來自于國際非政府組織在中國的發(fā)展。這種國家合作主義的形成具有一定的歷史合理性。因此，地方主義盡管是某些地方經濟發(fā)展的主要動力，但這種動力有時候卻與中央政策相抵觸。以廣東省東莞市為例，19801993年，東莞市每年用于各種基礎設施投資約60億，1978年全市可通車公路僅1053公路， 1993年達到了2259公里，每百平方公里國土公路密度達911公里，達到甚至超過了韓國及臺灣水平。多樣化的地方政商關系，體現了中國地方政府發(fā)展經濟的積極性和靈活性。 陳錦華：“從實行宏觀經濟調控到‘軟著陸’成功”，《中共黨史研究》2005年第2期。第三體現在它的國家導向性。 中國財政年鑒編輯委員會：《中國財政年鑒2006》，北京：中國財政雜志社，2006年，第397398頁。 Ibid ,.與東亞發(fā)展型國家相類似，中國已經形成由具有相同社會背景、教育背景、意識形態(tài)的一組專家所組成的政治體系。 國家統計局：《中華人民共和國2006年國民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統計公報》，2007年2月28日，2007年10月27日。美國1995年、日本1993年、%、%、%。二、中國的發(fā)展型國家及其效應通過改革開放，中國突破和超越了傳統的社會主義發(fā)展型國家，成為一種新的社會主義發(fā)展型國家。由此，這種發(fā)展模式在“文革”結束后得到反思，并于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舉世矚目的改革開放。20世紀40年代末，這種“市場社會主義”首先在南斯拉夫付諸實踐。同時，它也反映了社會主義發(fā)展的獨特性，在那里，國家扮演著一種雙重角色：作為一種謀求發(fā)展的精英集團，它替代了資產階級；作為經濟協調的一種制度，它替代了市場。這種理論范式，主要包括了經濟發(fā)展的優(yōu)先性、產業(yè)政策的策略性、官僚的有效性、公私合作的緊密性以及政治合法性基礎的獨特性等內容。2002年以來，中國的國家角色正經歷著重大轉型。但這一進程還遠沒有完成，它更加突出了超越發(fā)展型國家的必要性和緊迫性。超越發(fā)展型國家，需要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全面構建社會政策體系；調整經濟結構，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培育公民社會，重構國家與社會關系；建立健全法治，在既定法理制度基礎上實現政府、市場和公民社會之間的良性互動。超越發(fā)展型國家，實現政府與市場、集權與分權、政府權力與公民權利、國家與公民社會之間新的平衡，是這種轉型的目標。嗣后，“發(fā)展型國家”概念在英國學者戈登在這種模式中，國家普遍滲透到政治和經濟領域，通過中央集權的強制性計劃和政府指標，控制著工業(yè)和農業(yè)的積累、生產和交換，市場作用被邊緣化了。此后，這種市場與計劃相互補充的觀點成為東歐20世紀50年代和60年代經濟改革運動的理論基礎。在反思過程中，那些早期的市場社會主義思想以及20世紀50年代為擺脫蘇聯模式所進行的探索為經濟轉型提供了某種理論基礎。這大致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朱之鑫主編：《國際統計年鑒2001》，北京：中國統計出版社，2001年，第3937395頁。經濟的快速增長在提高了人們生活水平的同時，也付出了巨大的社會代價和環(huán)境代價。其次，建構一組有效的經濟管理機構，提升經濟機構的管制能力。第三，金融改革。國家運用政策工具調整產業(yè)結構和協調供需平衡，包括運用中央財政和計劃、行政、價格、直接向主要產業(yè)投資、保護弱小產業(yè)以及限制外資企業(yè)等。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的爆發(fā)是東亞發(fā)展型國家模式的轉折點，在很多人那里，經濟國家主義從亞洲經驗變成了亞洲問題之所在。私人資本和國外資本在中國經濟發(fā)展中地位的提升，意味著中國經濟體系變得更具復雜性和游動性。這種具有靈活性的地方政府較大地推動了地方經濟的快速發(fā)展。 王樂夫等：《珠江三角洲：地方政府在經濟發(fā)展中的地位和作用》，《中山大學學報》1997年第4期。缺乏有效的中央控制和重新分配，不斷升溫的地方主義之間產生了矛盾，最終導致非均衡發(fā)展。在社會轉型時期，需要一種過渡性的政治權威來彌補內部整合力的缺失，國家合作主義可以承擔這種社會整合的職能。國際非政府組織在我國日益活躍，它們制定各種計劃，開展研討會及各種活動，對中國政府、學者以及民間組織的領導者和成員起到了積極的示范作用，有利于增強國內民間組織的自主性意識，它們本身也構成中國公民社會的一部分，從而有力地挑戰(zhàn)著原有的國家合作主義 Qiusha Ma, 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s in Contemporary China: Paving the way to civil society?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2006, .。從歷史上看，1997－1998年亞洲金融危機觸發(fā)了批判和反思發(fā)展型國家的浪潮。超越發(fā)展型國家，揚棄發(fā)展主義意識形態(tài)，首先需要改革政府管理體制，轉變政府行為，建設公共服務型政府。（二）調整經濟結構，重構政府與市場關系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要以“市場增進論” 參見青木昌彥：《東亞經濟發(fā)展中政府作用的新詮釋：市場增進論》，《經濟社會體制比較》1996年第6期。隨著公共事務日益復雜和不斷增多，有限的國家資源將無法應付。因此，強調大力發(fā)展公民社會，并不意味著政府必須放棄對公民社會的管理。但是所有權的自由在這里和那里被承認為原則，可以說還是昨天的事。2007年10月召開的中共十七大提出了深入貫徹落實科學發(fā)展觀的戰(zhàn)略部署，其中包括增強發(fā)展協調性，努力實現經濟又好又快地發(fā)展；擴大社會主義民主，更好保障人民權益和社會公平正義；加快發(fā)展社會事業(yè)，全面改善人民生活；建設生態(tài)文明，基本形成節(jié)約能源資源和保護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