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結果是所有權的重要性，也就是剩余權利的重要性（張維迎，1996）。在對產權權利束（或產權內容）的劃分上中西方學者表現(xiàn)出了不同模式。并以此定義所有權。一種代表性的觀點認為“企業(yè)產權”是企業(yè)作為法人所擁有的產權（黃少安，1995）。因此在產權的形成中，“物”或稱“財產”成為不可或缺的前提。當我們用同樣視角去觀察“企業(yè)的產權”時，相應的問題就是：在企業(yè)產權中作為前提性因素的“物”是否存在，表現(xiàn)為什么東西，“企業(yè)產權”的客體或對象是什么？如果“企業(yè)產權”這一概念成立，那么它的客體當然應是企業(yè)，但前文已談到，企業(yè)只是一個人力資本與非人力資本的契約組合，它在本質上是一種客觀存在的契約關系，而不是客觀存在的“物”或財產；反過來，即便我們把“企業(yè)”本身看作一種物質資本和人力資本混合為一體的“綜合財產”，那么對一種財產本身的產權來講又何來剩余的權利呢？又怎能將企業(yè)產權直接定義為剩余索取和剩余控制權呢？可見，現(xiàn)有理論在對“企業(yè)產權”的理解和認識上存在著混亂和內在矛盾。事實上這一問題曾引起過引起經濟學界的注意。 上面的分析給出的一個事實是：在對“企業(yè)的產權”概念的認識上，要么把剩余權與產權相分離，認為企業(yè)內存在的對不同具體財產的產權，但不存在“企業(yè)”的產權；要么對產權概念進行再認識，把“企業(yè)”同樣納入到產權分析的框架中去。前文已談到，企業(yè)是由若干不同要素所有者通過契約的方式，將不同生產要素組合起來形成的生產性組織。 如果我們把“財產”這一概念的外延擴大，企業(yè)的“契約權利束”同樣可以被看作一種財產，它符合作為財產必須具備的四個條件（黃少安，1995），即與主體相分離或相對分離，能夠被人們所擁有，對人具有使用價值，具有稀缺性?？梢赃@樣理解，在合同性權利中所有行為必須按照合同規(guī)定進行，因此所有者主體不可能擁有對這部分的實際控制權（他不可能按自己的決策來行事） 由人力資本的產權特征決定，在企業(yè)契約中人力資本所有者可以擁有對其人力資本的部分控制權，但他并不能擁有對不同生產要素交易形成的整體契約關系的控制權。一個顯見的事實是：某種單一“物”的產權中不可能存在剩余權力。德姆塞茨所曾說，“產權是個不斷變動著的概念，隨著社會技術的發(fā)展，組織結構、制度創(chuàng)新，社會就賦予產權以新的內涵”，經濟學的產權概念不是一成不變的，而是隨著社會經濟實踐發(fā)展和產權經濟學研究的深入而不斷變化的。 第三，產權客體具有廣泛性。認識任何一個法學概念的確切內涵離不開其賴以生存和發(fā)展的法律制度本身，對所有權、物權、債權、財產權這些傳統(tǒng)法學概念的理解，離不開對大陸法系和英美法系的財產法律制度的分析。于是，古羅馬社會的經濟基礎對財產法律制度的要求主要表現(xiàn)為兩個方面，即保證主體對財產的絕對控制權和財產的充分的可交易性。 在上述經濟和文化兩大背景作用下，古羅馬法中誕生了強調所有者“絕對支配權”的抽象的法學概念——所有權（dominium Dominium一詞出現(xiàn)在羅馬共和國晚期，他的出現(xiàn)意味著從有限的家父權轉化為對物的完全控制權，但在公元前２～３世紀以前它主要指“奴隸的所有人、主人”的概念，直到公元前１世紀，一些法學家多次將這一概念作為“所有人”使用，它才逐漸成為“所有權”一詞。的一般的實際主宰或潛在主宰”，實質上就是對物的完全的、絕對的支配權(,1986)?！庇谑橇_馬法進一步完善了財產法律制度，創(chuàng)造了以抽象所有權（proprietas Proprietas一詞產生在羅馬帝國第一世紀末期，該詞已具有了非常明確的概念，即所有權是在法律許可范圍內，對于物的占有、使用和濫用權。；其次，所有權的各項權能可以依所有人的意志分離，脫離所有權人由他人行使的權能稱“他物權”。古日耳曼人在北歐的部落集團——盎格魯撒克遜人在公元５世紀左右侵入英國，與古羅馬社會相比，當時的英國有兩點因素決定了其財產法律制度迥異于古羅馬法的特點。隨著私有制和封建土地分封制的形成和發(fā)展，古日耳曼財產法律制度在原始總有制度的基礎上發(fā)展形成了下述幾個特點：首先，進行權利的分配時，沒有抽象支配的觀念，而是根據(jù)對物的不同利用形態(tài)，分別認可對物的各種權利，同一物上設定的不同利用形態(tài)的數(shù)個權利之間是平等關系，沒有派生關系；其次，正是基于前一點，日耳曼法并未形成一物一權的規(guī)則，而形成了不動產之上的多重所有關系。最后，日耳曼法將管理、處分、使用、收益等各項權能進行分割，由不同的主體分享，分割后各部分相互獨立，而各部分的權利內容和價值并不是完全統(tǒng)一的，因此也稱所有權的質的分割。（二）大陸法系與英美法系的財產法律制度 古羅馬法簡單商品經濟條件下的財產法律制度不能適應中世紀封建土地制度的需要，日耳曼人在征服西羅馬帝國以后，建立了以封建土地雙重所有權為核心的財產法律制度，基本沿襲了古日耳曼財產法律制度的主要特點。盡管英國的財產法也曾受到古羅馬絕對所有權觀念的影響 如“普通法之父”布萊克斯通曾宣稱“財產權是一個人能夠在完全排斥任何其他人的權利的情況下，對世間的外部事物所主張并行使的那種專有的和獨立的支配權。，但由于歷史的原因 英國法之所以能獨立發(fā)展，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北京大學的沈宗靈教授將其概括為三方面：第一，英國法律與歐洲大陸國家的傳統(tǒng)不同；第二，由于歷史背景的重大區(qū)別；第三，英國法院管轄權也阻礙了對羅馬法的接受。 債是一個古老的概念，古羅馬的《民法大全》對債就有明確的界定，但按照當時的社會制度，不論債務人是否存在故意或過失，只要其不履行債務，債務人的整個人身就被置于債權人的權力之下，“債權純粹體現(xiàn)債權人與債務人的人身關系，一般的經濟關系的性質甚微” 見我妻榮（1999），第20頁。但債權體現(xiàn)的經濟關系中，仍然帶有一定的人身性，債權人權利只是針對債務人而言的，對債務人以外的其他人并無拘束力。，特定當事人之間訂立的契約，有可能具有對抗第三人的效力。該原則成為物權和債權之間的一道鴻溝，嚴格控制著一個國家一定時期內物權的種類和產生方式。這樣，英美法系財產法律制度一方面借助普通法以財產法和合同法相互獨立調整對物權和對人權的方式，實現(xiàn)了大陸法系物債分離的功能；另一方面，通過衡平法實現(xiàn)了二者的溝通。 債權作為人們對預期利益、對未來財產的請求權，逐漸產生了轉讓的需要，為了保證債權的流通，使債權與人身徹底脫離，各種形式的債權憑證應運而生，以債券為表征，以債權為客體的各種財產權利出現(xiàn)了。即，若承認無體物，尤其是債權可以作為物權的客體，則對人權與對物權的劃分便名存實亡，也會造成權利與權利的客體的混亂；若不承認無體物權，那么現(xiàn)實中大量存在的無形財產權便無法定性，無法保護。我國尚沒有物權法，有學者認為無體物不能成為所有權的客體，可以考慮成為他物權的客體，但作為物權客體的權利應該是債權以外的權利 參見王利明（1998），第29頁。前一個經理可以申請禁令，以防止表演行業(yè)的競爭對手的不正當干涉。 四、結論性分析 在分析了產權概念的經濟學含義和所有權、物權、債權、財產權這些傳統(tǒng)法學概念產生的歷史背景及各自的內涵外延之后，我們再來觀察前文介紹的四種觀點。大陸法系所有權有著明確的含義，所謂“廣義所有權”的含義無從確定，并不是規(guī)范的法學概念。因此，所有權的出發(fā)點是物的歸屬，而產權的出發(fā)點是物的利用，并且所有權的外延遠小于產權，也許這正是許多經濟學家所謂“廣義所有權”概念的由來?？陀^地講，他物權與產權具有很多的相似之處。我們認為，物權與產權同屬財產權確實是兩者的相同之處，但這種相同是兩個概念具有可比性的基礎，因此強調這種相同似乎意義不大。自物權和他物權從內在規(guī)定性上都有與產權根本相悖之處，所以從內涵上看物權與產權根本不同，況且盡管物權的外延已比較寬泛了，但債權和知識產權仍被排斥在外，因此物權的外延仍小于產權。 最后，產權是否等于財產權，不能一概而論。與英美法系松散靈活的財產法律制度相反，大陸法系將對人權與對物權的差別絕對化，強調絕對所有權觀念和所有權的中心地位，較多關注財產的歸屬而較少地關注財產的利用，用抽象的有體物、無體物概念來限制財產權利形式的多樣化，用物權法定原則來過多地干預契約自由、限制契約自由，在保障交易安全的同時犧牲了交易的便捷等等，這些都是與誕生在美國的現(xiàn)代產權研究不相符合的。 如果中國經濟學界和法學界早在這一點上達成共識，法學界不會因為經濟學界提出“債轉股”這種在法學上無法解釋的改革思路而感到難以理解，經濟學者也不會再以“企業(yè)產權”無“財產”客體為由而否認“企業(yè)產權”的這一概念。高德步，1999《產權與增長：論法律制度的效率》，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劉寶明等，1999：《論中西方產權研究的不同范式及產權殘缺》，《清華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王利明，1998：《物權法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張維迎，1996：《所有權、治理結構及委托—代理關系》，《經濟研究》第９期 周林彬，2000：《所有權概念新探》，《貴州大學學報》第５期。沈宗靈，1998：《比較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