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ui重慶模式-預覽頁
【正文】 方政府權限內的事情。富人買房一般不需要貸款，因此總體效果還是藏富于平民的。試想，如果用一般財政收入修建大劇院，還是要從企業(yè)和個人中征收，而用國資增值來支持的話，實際上就等于減輕了老百姓和企業(yè)的稅收負擔。其中一個批評是認為地方政府搞土地財政，搞天價地王，使地價高得不可思議，以地生財，形成土地財政。重慶市副市長黃奇帆說，必須嚴格控制國有土地出讓價格，降低商品房成本，藏富于民。二、地票交易促進城鄉(xiāng)統(tǒng)籌發(fā)展2008年12月5日，重慶市成立了全國第一家土地交易所，意義重大。就是說，我國的糧食不能主要依賴于進口，要有自給自足的能力，所以要保證耕地不少于18億畝。農村建設用地減下來來自兩個方面，一是農民的宅基地，二是鄉(xiāng)鎮(zhèn)企業(yè)等廢棄的廠房，將這些農村建設用地復耕為耕地，就可以減少建設用地數(shù)量，增加耕地數(shù)量。和全國其他一些地區(qū)相比，重慶城鄉(xiāng)建設用地增減掛鉤的試驗比較有特色。農民住進樓房之后，將騰出來的宅基地復耕為農田，就減少了農村建設用地。這是賑災救濟與增加掛鉤相結合的一種模式。這里涉及到周轉指標，周轉指標只是空轉指標，要求“總量控制，封閉運行，定期考核，到期歸還”。第一，重慶模式是“先補后占”，因此無需使用周轉指標。天津的宅基地換房示范小城鎮(zhèn)，是在天津的郊區(qū)，離城郊很遠的地方不能進入項目區(qū)。黃奇帆副市長說，如果重慶一年有1萬畝農村閑置建設用地復墾后取得地票進行交易，以目前每畝交易價格10萬元左右計，每年將有10億元從城市流向農村。現(xiàn)在回到一個更基礎、解釋性的問題：重慶國資為什么能增值？三、重慶國資為什么能增值？ 一般認為，國有企業(yè)代理問題嚴重，難以搞好，國資如何能實現(xiàn)增值呢？我初步總結重慶的國資增值得益于以下三個基本機制：第一個機制，重慶市成立的市級國有企業(yè)渝富公司，是重慶市國資經營和重組的“啜木鳥”。美國很多銀行的有毒資產不能從資產負債表中剝離。黃奇帆副市長2002年底由上海浦東調往重慶，當時重慶1000多家國有企業(yè)，欠工商銀行157億貸款。因此，重慶市國有企業(yè)能夠迅速剝離壞賬，能夠重振旗鼓，實現(xiàn)市場競爭中的增值。BT模式取消運營階段，政府一兩年內就可以全部買下來，這樣也加速了建設企業(yè)的資金流轉，政府也能夠獲得土地增值收益。這比”項目換土地”方式要好，但政府拿到的比例還是少。這里涉及到一個具體的操作工具是五大注資。重慶堅持國資經營與政府行為脫鉤，保證國資經營不靠政府行政命令，不靠政府財政擔保，主要是通過“三個不”和“三平衡”原則，建立了極為嚴格的風險控制體系，形成嚴密的防火墻。今年刺激計劃引起輿論對中國信貸激增的擔心，怕政府擔保使得壞賬大增。重慶市不用政府財政擔保，而是通過政策增加國有企業(yè)和民營企業(yè)的資本金，提高它們向銀行的融資能力。重慶正在準備出臺解決“微型企業(yè)”（ “大學生”、“殘疾人”和“下崗職工”的創(chuàng)業(yè)）的資本金問題的重大政策：如果原始創(chuàng)業(yè)者投入的資本金是10萬元，政府就給予10萬元的稅賦補助；如果投入的資本金是100萬元，就給予100萬元的稅賦補助；上限為500萬元。第三個機制是接下私營企業(yè)“自身掏空”的爛攤子，例如重組“西南證券”，“三峽銀行”上市。西南證券上市是2009年上半年最成功的上市事件，通過重慶市國資委注資已經被民營企業(yè)老板自己搞垮的企業(yè)，并重組上市，參與重組的國資和民營資本都實現(xiàn)了增值。羅默提出所有者掠奪的一般模型：在一定條件下，所有者也會掠奪本企業(yè)的總資產。這在實際生活中非常普遍。并不是所有的企業(yè)老板都這樣做，只是在一定條件下，存在這樣的可能性。重慶國資委的確有其他地區(qū)所不具備的一些條件。人事方面，除了國資委主任需要經過市里組織部門的批準外，國資委下屬或控股企業(yè)的總經理等人事任命，國資委即可任命，不需要組織部批準，只需要提交組織部備案。第三，2008年初，薄熙來調往重慶任市委書記，同時是政治局委員，他在政治大方向給重慶改革進行了把關。例如，土地公有制并不一定能保證土地增值一定歸公，項目換土地不能做到，期價也不能完全做到，必須做好土地規(guī)劃和土地儲備才能做到。孫中山在美國學醫(yī)時認識了亨利喬治是美國乃至整個西方土地改革理論的最重要的一個人，我們現(xiàn)在討論的物業(yè)稅，在西方稱為財產稅，就是根據亨利但孫中山對亨利中國人民大學周誠教授提出了一個問題，“漲價歸公”還是“漲價歸農” ？根據“漲價歸公”理論（英國的穆勒與美國的亨利在我國的現(xiàn)實經濟生活中，過去長期對于失地農民實行低補償政策的實踐表明，“漲價歸公”曾經是我國農地征收補償中實際上遵循的不成文的政策原則。喬治定理比較容易理解這個問題。喬治，或者斯蒂格利茨都認為，土地增值不是私人導致的，而是社會集聚效應產生的，主要的漲價確實要歸公。農民土地被國家征收開發(fā)后，實際上剝奪了農民自己開發(fā)土地的權力，補償是針對這種開發(fā)權的補償，因此，這種補償不是救濟農民，而是對農民基本權力的認可，即農民本身有開發(fā)土地的權力，這是亨利喬治思想的來源。我認為，重慶地票交易所是“開發(fā)權轉移制”的創(chuàng)新，兼顧了“漲價歸公”和“漲價歸農”。關于重慶經驗的思考，對我啟發(fā)最大的是197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詹姆斯企業(yè)除了債務以外，還有自有資本。國家如果不能依賴國有資產的市場收益，則只能依賴稅收。我們可以香港為例來直觀說明米德的“自由社會主義”中公有資產收益和稅收的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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