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于非貨幣的易貨交易，價格體制的運行就會更加不完善。 　　一方面，不言自明：向市場經濟轉軌的好處并沒有達到那些對轉軌備加熱情推崇的人們所承諾的那樣突出。如此多的試驗失敗令人無所適從，更加令人憂郁不安，特別是當經濟學理論對于失敗所帶來的后果預期明確肯定時，更是如此：象價格扭曲，中央計劃，和由于沒有明確的產權所造成的激勵弱化，也就意味著資源分配效率低。一個答案就是產出衡量不夠準確。相關的損失應該通過看產出價值相對于資源的機會成本計算出來。 　　可以肯定的是，如果說轉軌國家進行了較好的投資的話，它們的生產可能性曲線水平要比現(xiàn)在的水平高。而這種情況沒有發(fā)生。盡管創(chuàng)建機構基礎設施需要時間，但如果沒有這些設施，私有化會更可能導致資產的瓜分，而不是財富的創(chuàng)造。 　　我在ABCDE演講中主要集中討論了以下幾個問題： 　　?由于缺乏公司治理，加之資本自由流動和緊縮的宏觀政策，對那些已經掌握了俄羅斯大量生產制造和自然資源的人來說通過資產瓜分將財富轉移到海外比投資在國內更加有利可圖。 　　? 中國和俄羅斯的另一個根本差別在于前者強調創(chuàng)立企業(yè)和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而不單純集中于重組現(xiàn)有的資產。某些錯誤觀點下隱含的是對幼稚的科斯程序（Coasian processes）的相信，即一旦所有權進行了適當?shù)姆峙?，那么有效的機構安排將會應運而生。s Law）的信任（這一觀點早在75年前就受到了懷疑）：如果工人在目前的工作中工作量不足，只能被解雇成為公開失業(yè)，市場可以對此作出反映并給他們創(chuàng)造就業(yè)機會。 在今天的講話中，我想更集中地討論一下公司治理問題，同時也將涉及到其它與公司治理相關的問題。因此，利益出現(xiàn)分歧。 　　?這些問題即使是在只有一個所有者并將經營管理的責任下放給他人的情況下也存在。管理層可能會承擔很大的個人法律義務。但這又會產生一個新的代理問題，我們如何能夠保證大股東的 決策不是代表了他個人的利益，而損害了小股東的利益。一會兒我將討論一下銀行的作用，但現(xiàn)在我只想說對銀行和債務融資的過度依賴將使企業(yè)非常容易受到需求和成本的影響，由于其極高的交易成本和管理成本也就極大地增加了企業(yè)破產的可能性。因此，從某種意義上講，這種保護比第一種保護要“弱”。圖 13顯示結論證實了這一假設：沒有任何法律保護弱的國家擁有分散所有權制度。 　　還有另外一種控制機制：真正控制企業(yè)的并不是股東（名義“所有者”）而是銀行。如果貸款是短期的（或者如果是一系列貸款，那么借款人必須一再地尋求銀行幫助），那么銀行就有控制權，至少是說如果借款人不按照銀行的意愿行事，銀行就可以強迫企業(yè)償還貸款或強迫企業(yè)破產。 　 　 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可以從許多轉軌國家所遵循的私有化戰(zhàn)略中發(fā)現(xiàn)另一種問題。而轉軌本身的一個真正的任務就是創(chuàng)建真正的銀行。曾經一時沒有任何合法的財富持有人能夠購買資產。（實際上，在九十年代初我曾經參加了在布拉格舉行的一個有關這個問題的討論會。事實上，共同基金的封閉性質（closeended mutual fund）加劇了這個問題。在標準理論中，封閉性共同基金永遠也不能折價出售（相對于相應的股權價值），因為一個簡單的操作就可以增加市場價值，即解散基金直接分配股權。實證研究也證實了這些預測。而如果銀行是真正意義上的銀行，那么銀行就可以自己發(fā)揮一些監(jiān)督的作用。更糟糕的是，擁有一個企業(yè)提供了一個巨大的偷盜的機會。后果也是可以預見的，也可以說是不可避免的。在許多轉軌國家中，這確實是正在發(fā)生的事實。在這里我想提兩個方面：第一個與資本帳戶的可兌換性相關。但在封閉的經濟中， 這些新的財富擁有者可能受激勵將他們的財富投在收益率最高的活動中。但允許這些強盜貴族把他們的現(xiàn)金帶 出國外則大大改變了他們的機會模式。但如果私有化進程（或更廣泛地說是轉軌進程）沒有最少的合法合理性， 要達成社會共識是十分困難的。 三、替代性的企業(yè)理論 　　整個辯論中，有兩種十分對立的企業(yè)理論。據(jù)此這個理論有一個顯然的推論：假定其他利益相關者的權利被很好的界定，則股東會使自身利益最大化，這樣一來，他們就使社會效率最大化了。（值得關注的是，在許多國家法律體系內，企業(yè)目標并不是股票市值最大化，而是有更寬的一系列目標，包括要考慮其他利益相關者的利益。因為地方政府部門可以征收高稅（以及做出執(zhí)行或降低這些稅的選擇）,進行自主管理，地方政府部門所擁有的控制權和收益權并不比股東們少。對“股東理論”的信仰——國家所有權被轉移給新的所有者，新的所有者接著就會致力于使企業(yè)股票市值最大化——未免過于天真。事實上，在新的環(huán)境下企業(yè)的重建需要他們的充分合作，因為沒有如此，許多新的股份所有者于是簡單地轉向了肆無忌憚的掠奪。中國消除了層層代理問題，這個問題是捷克私有化遇到的主要問題，中國也解決了俄羅斯遇到的最大困難——公司治理問題。如果一個國家同時具備競爭和私有制兩個條件，那是再好不過了；但是形成鮮明對比的中國和俄羅斯的實踐表明，如果一個國家兩者不可能兼得的話，競爭可能比私有制更為重要，對人為推進私有化的國家更是如此。在“多重委托代理模型”中，存在多重利益相關者，股東在其他利益人行動之前，會盡其所能的掠奪。私人企業(yè)的二級市場幾乎不存在，公共收益市場甚至更少。破產是控制權轉移的手段，因為這個簡單的原因，破產當然是屬于公司治理的范疇。Grossman和Hart（1980,1981）在很久以前指出了這個理論的謬誤，在企業(yè)擁有廣泛分散所有者的情況下，每一個股東，當相信一個升值的收購或接管即將發(fā)生時，將保留所有權，成為管理者接管、企業(yè)升值活動的“免費搭便車者”。 　　事實上，公司治理者當然會在自己判斷下，采取廣泛的行動以阻止收購接管，這就提高了他們自身的談判力量，包括增加了局內人（現(xiàn)在的管理者）和局外人（不僅僅是股東，還有潛在的收購者）之間的信息不對稱 。自愿重組和債務轉移的頻率可能依賴于經濟的不穩(wěn)定性和初始進入時的不確定性，在私有化之初，人們可能會預見到會有許多這樣的重組。其道理很簡單：標準理論假設一套完全價格體系，包括每一個 狀態(tài)下的價格和每個時點上的價格，并且（暗含）信息是完全的——也就是說，在每種狀況下（這種狀態(tài)是自然狀態(tài)定義中的組成部分，或則至少是理性假設的一個推論，這些假設是用來理解均衡狀態(tài)性質的），利潤（投入、產出、價格、市場等等）都存在完全一致意見。從他們的觀點來看，即使市場（反映在邊緣局外人的收入上）認為債權人的要求超過了企業(yè)的市場價值，股權所有者收入流的貼現(xiàn)值也可能非?？捎^。擁有抵押的債權人得到抵押的價值。不同債權人的利益和判斷是不同的——在他們中間不存在完全一致性，就象在股東之間不存在完全一致一樣。例如，在許多國家，法律承認其他利益相關者，比如工人的法律地位；法庭這樣規(guī)定以保護他們的利益，并限定管理者的活動范圍。 　　若要進行國有銀行方面的辯論，問題就會變的更為復雜。 　　在許多國家，法庭自身扮演著曖昧的角色。即使法庭并不腐敗，但是對托管人意見的過度信賴，也會拖延問題的解決?？扑苟ɡ怼绻覀儍H僅關注效率，重要的是產權被清晰界定，至于初始產權如何分配則無關緊要——為這種意見提供了理 論上的支持。另一個破壞性的動力也加入進來：改革中日益崩潰的信心導致了更少的投資（或則更確切的說，是投資失敗的開始），這反過來又鞏固了信心的缺乏。 五、社會資本 　　在關于企業(yè)的所有者—管理者理論中，決策及其延伸結論是相當簡單的，即作為所有者的管理者將采取最大化市場價值的決策。此時，或許有其他勞動者愿意接受雇主所提供的條件，但這并不會產生太大差別。和發(fā)達的市場經濟一樣，在新的“后社會主義市場經濟”（postsocialist market economies）里，關于日常生活中廣泛的（亦即超出家庭范圍的）社會合作的主要例子，實際上也可以同樣在勞動領域找到。在此意義上，這種交易實際上和許多其他市場交易頗為類似，這種交易并不涉及定義精確的具有近乎完全信息的兩種商品間的即期交換。這兩種機制都是有成本且不完善的。另一方面，法律機制在轉型經濟中也很薄弱，而法庭在作為市場經濟關系仲裁人的經驗上的缺乏則又加劇了這一情形。 因而，即使新的制度不必要建立，僅僅是轉型過程本身就將產生有礙于市場經濟良好運行的阻礙因素。雖然，關于如何保存和創(chuàng)造社會資本，我們所知甚少。）另外一種可能的情形是，社會資本——和組織資本一樣，一旦被消耗殆盡，則將很難再重新聚合。 　　政治動力是相當復雜的。在有些情形中，權力的重新劃分——以及政治知覺的改變可以使改革具有可能性。那些嘗試性的艱難改革可 以在這種短視中進行。伴隨著私有化將產生對經濟重組的強有力的經濟激勵，范圍不經濟則將導致非聚積的產生（可能類似于發(fā)生于美國的每一次兼并浪潮之后的情形），而且，一旦經濟重組發(fā)生，則對于競爭和管制的政治壓力就將隨之而來。 　　在我看來，并不存在支持關于制度變遷的這一樂觀派見解的理論——也幾乎沒有這一方面的歷史證據(jù)。然而，現(xiàn)在看來，這一斷言業(yè)已失敗，俄羅斯的工薪階層和納稅人將承擔其中的代價。沒有證據(jù)表明，他們確切地預測到了工業(yè)投資的匱乏、資本的外逃、對市場化改革的支持的衰竭等現(xiàn)象。 　　還存在另外一種政治動力：民主化的過程表明，政治和經濟權力的集中代表了一種對于可行的民主社會的最強的威脅。在私有化之后，針對壟斷（特別是自然壟斷）的管制性機構的創(chuàng)建將比前述的私有化更加困難。如果政府承諾將實施私有化，則產業(yè)部門從對管制的抵制中將獲利甚少——它僅僅影響了隨之而來的私人部門。 七、習俗、混淆和誤解 　　回顧過去十年的經歷，值得注意的是：適宜的經濟轉型路徑的論斷的作出是如何自信——有些分析家得出其預測的準確性的結論的速度是如何之快。這些經驗提供了一個羅斯凱克實驗（Rorschach test）——不同的觀察者在數(shù)據(jù)庫中看到了其想要看到的東西。但是，當波蘭將其由政府控制的國有投資基金的股份在華沙股票市場上出售時，這是否意味著包含在基金股份中的工業(yè)企業(yè)都被私有化了呢（恰如曾經爭論多年的那樣）？或者，證券公司是否只有在其被全部出售給戰(zhàn)略性購買者或在股票市場上進行自身資產轉移時（恰如現(xiàn)在所斷言的），才能被稱為是私有化了？這一問題的答案對于一項實證分析而言是相當重要的，因為，我們如何回答這一問題將決定我們將波蘭視為快速私有財產還是慢速私有化的看法。 　　從某種意義上講，下述經驗結論和經濟計量學的研究結論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公司治理是重要的，那些未能很好解決公司治理問題的私有化（不管其失敗是源于銀行業(yè)的管理還是源于股權方面的管理）的前景將是暗淡的。這一理論分析的問題在于，即將私有化的企業(yè)冗員充斥，廢棄的資產設備大量集聚。一旦外資撤走，則原先的軟貸款負債就突然間變成了企業(yè)對國有銀行的硬性“法律上的義務”。但這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因此，早期的理論分析導致了幾乎沒有外國直接投資進入現(xiàn)存企業(yè)中去的死胡同。企業(yè)的資產和負債的混合所導致的不確定性降低了業(yè)購并者所愿意支付的價格。 八、結論 　　古語云：人不能兩次踏入同一條河流。 　　在許多轉型國家，對于市場經濟規(guī)則的一個嚴格解釋將很快導致政府對過去十年里業(yè)已被被私有化了的現(xiàn)存資產中的大部分重新實施接管。 　　在一定程度上，這是一個好消息，因為政府現(xiàn)在擁有對這些資產進行重新私有化的又一次機會，政府可以采用更加關注公司治理問題以及今天我所討論過的其他問題的方式去推進這一過程。日益加劇的腐敗和治理方面的問題既是經濟轉型失敗的原因又是其結果。然而，十年之后，這些渴望在很多情形中都破滅了，代之而來的則是對未來任務艱巨性的憂郁的現(xiàn)實主義心態(tà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