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案例，有的是對敵忍辱以求最終滅敵——典型的就是我國古代越王勾踐的故事，有的則是通過依附于某個列強，“以夷制夷”戰(zhàn)勝敵人，甚至還有依附外力先擊敗自己的同胞，然后自己強大起來再把當初的“主子”干掉的。莫斯科大公投靠的蒙古汗曾經強大了很長時間，長到足以讓莫斯科在其卵翼下坐大，但后來蒙古人又“適時”地衰落了，坐大后的莫斯科得以反客為主。如果換到近代，假如某國依附于納粹德國而壯大，而且為虎作倀擊敗了民主國家，即便它像當年的莫斯科那樣成功，這種成功難道不可怕嗎？當年汪偽投靠的日本法西斯，正是這樣的邪惡勢力。不要說這是因為英國人的“奴化教育”比日本人成功，中國人其實最清楚兩者的區(qū)別。毫無疑問，日本法西斯遠比英法野蠻、殘暴，這不是泛言反殖民所能遮蔽，更不是什么“黃種反對白種”、“東亞反對西方”的日式“反帝”詭詞所能顛倒的。而基本處于“亂世”之中、國力相對更為孱弱的民國，在向西方列強“收回權益”和抵抗日、俄新的侵略這兩個方面，反而都成就卓著，對此不能不給予公正的評價。他們的領導人也希望獲得“友邦”的支持——包括支持自己打內戰(zhàn)和鎮(zhèn)壓國內反對派，但畢竟這些領導人不需要“國際”的批準與“遠方”的任命。而日本對北京政府、德國對南京政府的影響，也曾經非常大。這些潛在的因素也不容忽視。當時中國只是派出了華工，付出遠小于二戰(zhàn)，收獲也無法與二戰(zhàn)相比，但也很重要：中國借宣戰(zhàn)之機，一舉廢除了對德奧兩國的所有舊條約，不僅終止了德國在華擴張的勢頭，也開啟了此后廢約外交的先河。而隨著巴黎和會上被忽視的中國權益在華盛頓會議上得到重視，中國不僅確實收回了德國遺下的侵華權益，并且順勢開啟了持續(xù)的普遍“廢約”“改約”談判，取得了一系列成果。盡管在二戰(zhàn)前，這種同情顯得軟弱，但日本為此退出國聯(lián)，蘇俄對國聯(lián)也素有惡評（我們以前也跟著罵國聯(lián)，現在看來是不對的），反過來恰恰證明了，這種同情并非可有可無。正是這樣的選擇，使中國在民國時期兩次成為戰(zhàn)勝國之一，這對“中國站起來”具有重大意義。而第二次世界大戰(zhàn)中，中國如果被汪精衛(wèi)等親日派引入歧途，不要說當什么“兒皇帝”，即便是作為自主的盟國，與德意日法西斯搞到一起，那后果也不堪設想：如果日本獲勝，那么中國也不過與日治下的韓國相當，戰(zhàn)敗了，中國的下場會比奧斯曼帝國還慘！至于什么聯(lián)合國“五強”之一，那就更是想都別想了。共赴國難：抗日戰(zhàn)爭中的“正面”與“敵后”承認民國政府在兩次世界大戰(zhàn)中“站對隊”的重要性，當然不是輕視國人自身的努力。說起來，抗日戰(zhàn)爭和辛亥革命，這兩件大事，20世紀的中國人都引以為豪。相對其實力而言，或相對其損失而言，其作戰(zhàn)效率應當說是超過國民黨的。大陸曾強調說，美國人打海島扔原子彈都不管用，蘇聯(lián)人一出兵日本就投降了。這無疑是一大進步。沿黃地區(qū)設有神府、兩延（延川、延長）兩個河防司令部，兩司均隸屬于八路軍“后方留守兵團”。尤其是平型關之戰(zhàn)，國民黨軍在關門，正面阻擊敵主力；八路軍則奉命從側后伏擊日軍輜重隊，兩邊槍炮互聞，硝煙互見。整個太原會戰(zhàn)，從1937年9月11日持續(xù)至11月8日，空間則包括晉北、忻口、娘子關等地?！睋Q言之，中共真正放棄在戰(zhàn)役層面配合“友軍”的正面抗擊，而轉向“獨立自主的山地游擊戰(zhàn)”，是在太原陷落以后的事。所以中共抗戰(zhàn)中最著名的幾仗，其實還多是在“正面戰(zhàn)場”打的。算上它們，也不能說正面戰(zhàn)場就是中共主導，而如果把它們歸入正面戰(zhàn)場，那其后在敵后戰(zhàn)場就沒有什么大仗可說了。這樣把“敵后戰(zhàn)場”都算在中共名下，就可以與“正面戰(zhàn)場”并駕齊驅了。事實上，抗戰(zhàn)前期，國民黨在敵后的力量強于共產黨，但與正面戰(zhàn)場當然沒法相比。稍后的“百團大戰(zhàn)”，雖然主要是一次大范圍破路運動而不是一場殲敵作戰(zhàn)，并且這種行動方式隨即受到毛澤東的批評而沒有延續(xù)，但它確實是八路軍抗日斗爭的高潮，而且按我下面要講的定義，它也確實履行了敵后戰(zhàn)場的使命。實際上，確切的數字是很難搞清楚的?？谷张c摩擦：關于“積極”與“消極”的討論這里應該指出：游擊戰(zhàn)作為對抗入侵強者的作戰(zhàn)方式，弱者別無選擇，是無可非議的。因此這里的關鍵，還不在于“正面戰(zhàn)場”、“敵后戰(zhàn)場”戰(zhàn)果的孰大孰小，而在于國家主權體現者的態(tài)度。所以，如果重慶投降了，即便延安再抵抗，中國也難逃“日本勝則為其奴仆，日本敗則為其殉葬”的悲劇命運。也許讀者會說，法國維希政府投降德國后，盟國陣營不是承認了戴高樂的抵抗力量“自由法國”為法國主權代表，法國在二戰(zhàn)后不是也成為戰(zhàn)勝國了嗎？這里我要說，當初在這個問題上是有爭議的，而且維希政府雖然屈服于德國，卻沒有加入軸心國，而是聲稱中立，戴高樂也是前法國政府要員，不是反對派。相對而言，國民黨軍隊的實力強，對日作戰(zhàn)規(guī)模大，殲敵多，犧牲的官兵包括高級將領也多得驚人，但是另一方面，“國軍”戰(zhàn)敗降敵成為偽軍的，也不少?？傊?，兩黨在抗戰(zhàn)中各有長短。因為這些將領之投降，并非國民黨政府所授意。有趣的是過去我們的解釋卻采取“雙重標準”：國民黨在內戰(zhàn)中降將多，證明他們不正義，所以眾叛親離。與組織高度一元化的共產黨不同，所謂“國民黨”，當時是個多派系的龐雜復合體，在重慶眼里，其某些派系之異己，比共產黨好不到哪里?？箲?zhàn)中的雜牌軍、地頭蛇們，當然也有好樣的，但很多人的確是見風使舵，有奶便是娘，為國抗日固然消極，為蔣反共也不熱心。正如中共也是抗日、反國民黨都很積極一樣。高概率的降敵現象，則出現在那些為自利自保而擁兵，對抗日與反共都消極的地頭蛇中。把他們的行為記在國民黨或者共產黨的賬上，都是不合適的。但是日本人搶占了青島等德國侵華“遺產”，巴黎和會未能主持公道，這激起了中國1919年的“五四”愛國民眾抗議浪潮。但結果形成鮮明對比：19年前那場紅白臉的鬧劇，除了私心自用的老佛爺先殺了幾萬教民，后殺了幾萬拳民，使中國人流血成河之外，對外只招來了空前絕后的奇恥大辱、聞所未聞的巨額賠款，和國際社會的普遍嘲罵。在這次會議上, 中國還對所有列強全面提出修改不平等條約的要求，其中包括關稅自主、取消治外法權、撤退駐華軍警、退還租借地等。顯然，1900年與1919年，同樣是針對涉外問題的官民互動，過去的教科書把兩者都定位為“愛國運動”，但兩者結果卻完全相反。五四與庚子的對比，體現了民國以來中國的進步，盡管那時無論“民國”，還是“公民”，都還只是方向，“尚未成功”。其理由就是會議一般性表態(tài)多，具體成果則大都還要到會后討價還價，中國收回青島和膠濟路時，也答應了一些條件，如青島要開放為通商口岸等等。晚清的“被動開放”之屈辱和不平等，在于“被動”，而不在于“開放”。我們知道，蘇俄當時不僅發(fā)表了動聽的《卡拉漢對華宣言》，甚至還允許俄遠東“分離”，成立“遠東共和國”，但這與列寧的第一個外交杰作《布列斯特和約》一樣，只是基于臨時需要的姿態(tài)。而如下所述，除了那些已經永久化的侵華成果外，俄國從中國攫取的東西后來確實放棄了一些，為此我們應該感謝的，與其說是列寧，還不如說是赫魯曉夫和葉利欽。到抗戰(zhàn)時，中國已通過這一方式收回了青島、威海衛(wèi)、廣州灣（即湛江，法國于華盛頓會議后承諾交回，但未具體實施。如關稅自主，要與廢除厘金相聯(lián)系；取消治外法權，要與中國建立近代法治相聯(lián)系。今天看來，別人逼著我們進步，當然讓我們很不爽。到1930年，最后一個頑抗的國家——日本，也被迫接受改約，中國終于完全實現了關稅自主。1929年12月28日，國民政府公布《撤廢領事裁判權特令》，自行宣布從1930年1月1日起，廢除列強在華司法特權。1931年5月4日，國民政府再次自行公布《管轄在華外國人實施條例》，明確宣布，對在華外國人擁有司法主權。不過，只要這些照顧操之在我，就談不上是國恥。這一切都說明，在神圣的主權之上，確實還有若干更神圣的道義原則。由于這一時期存在著北京、廣東、武漢、南京等不同的民國政府，今人于是有北京政府的“修約外交”，廣州、武漢政府的“廢約外交”和南京政府的“改約外交”之說。今天，兩岸學界一般都承認，三個民國政府與1949年后的新中國，都為糾正不平等做出了貢獻。改訂新約，收回權益，是抗戰(zhàn)前歷屆民國政府前后相繼的目標，而這個目標的徹底實現，一直要到20世紀末我國收回港澳。為什么能夠如此？除了今人提到的種種原因，尤其是國內官民互動的紅白臉抗爭、成功利用了國際形勢和列強間矛盾的“站隊”外交等主要原因外，還有一個并非主要但人所未言，因此筆者認為值得提出來討論的原因，那就是辛亥以后，中國政治的多元化。 （維基百科/圖）如果說，1931年前的廢約外交、或者國民政府所稱的“革命外交”，在向列強收回權益方面，都取得了不小進展，那么惟一的重大挫折，就是在對俄方面。在“革命外交”的高潮中，易幟不久的張學良東北當局，在民國中央政府支持下，想要解決這一問題，先是要求兌現中蘇共管，遭拒絕后，試圖強行收回中東路。中國當局因此認為可以利用這種形勢，迫使蘇俄讓步。在中東路事件前，中國政府才剛剛與日本就一些懸案達成妥協(xié)，并恢復了邦交。對蘇俄來說，日本的聲明無異于一種暗示。蘇軍先后從同江攻陷富錦，從滿洲里進占海拉爾，從綏芬河侵踞密山。但這畢竟是在中國土地上發(fā)生的外交事件，蘇俄以武力解決外交沖突，在中國一槍未發(fā)的情況下，對中國發(fā)動大規(guī)模侵略戰(zhàn)爭，不僅強行恢復了蘇方壟斷中東路的事實，還強迫中國簽訂了《伯力協(xié)定》，推翻了原來《解決懸案大綱》中關于中蘇共管的文字，實際上是變本加厲地損害中國，這不能不說是極端的蠻橫?！敖饷摪倌昙湘i”：對日抗戰(zhàn)中廢約的實現中東路事件的惡劣后果，不僅是中國收回路權的失敗，更嚴重的是，暴露了東北軍的虛弱，摧毀了“少帥”的抵抗意志，“啟發(fā)”了日本放手蠻干，僅僅兩年后，日本就發(fā)動了“九一八”事變。這當然與中國在二戰(zhàn)中的貢獻與犧牲都比一戰(zhàn)時大得多有關。宋文引起的震動，迫使羅斯?？偨y(tǒng)出面與英國協(xié)商后，英美同時宣布廢除舊約，交還權益。日本此舉當然只是作秀，因為自中日兩國宣戰(zhàn)之日起，舊的條約關系就已經被中國廢除，只有在軍事上打敗日本的問題了。這些條約，有的雖留有若干尾巴（如港九問題仍未解決），但與晚清的舊約相比，已有根本的不同，舉凡海關、租界、駐軍、司法、郵政等等外國特權，一概取消，其平等條約的性質，世所公認?！倍影曹娒褚苍谝魳访野膊ê蛥误K創(chuàng)作的陜北秧歌《慶祝廢除不平等條約》的曲調下，進行狂歡：“我們歡騰，我們鼓舞，我們慶祝不平等條約的廢除?！督夥湃請蟆穼Υ私忉屨f：過去百年可以分為兩個階段：1921年以前，是“中國國際地位日益下降的階段”，以后則是民族覺醒、國權漸復的階段，終于在今天“使中國一躍為世界四強之一，而獲得了今日不平等條約之廢除與平等新約之簽訂”。過去，我們認為1949年以前的中國都屬于“半殖民地”。例如，19411944年間德軍占領著蘇聯(lián)部分領土，我們不能說這就表明蘇聯(lián)那時是“德國的半殖民地”。這些年來，我國為“招商引資”，曾給予不少外國公司稅收優(yōu)免等所謂“超國民待遇”，這類政策是否合適，也可以討論，但同樣不能說我國因此就成了這些外資所在國的“半殖民地”。根據上述標準，我們似乎可以說，自1942年不平等條約廢除后，中國就結束了“半殖民地”狀態(tài)。以中國當時的實力，充當這“三、四、五”，能否名至實歸，當然有爭議。聯(lián)想到，雅爾塔會議蘇聯(lián)如此坑中國，19491950年毛澤東第一次訪蘇如此不痛快，俄國人要平等待我，還得假以時日。但是由于戰(zhàn)后中國陷于內爭，美國又為避免蘇軍進入日本而改變主意，決定單獨占領，原案便未實現。這次華軍出國接受敵國投降，不僅是近代以來空前絕后之舉，而且直接導致了中國當時支持的越盟在中國受降區(qū)內因中國軍隊的暗助而坐大，后來終于打敗法國支持的力量，使越南民主共和國獲勝。中英分別在越南北南兩方受降的結果，是后來出現了北越與南越，正如蘇美分別在朝鮮38度線北南受降的結果，是出現了兩個朝鮮一樣。重慶政府當時對法國印象惡劣（不僅對維希政府，對“自由法國”評價也很差，其原因與法國戰(zhàn)前遲遲不履行交還廣州灣的承諾等殖民主義態(tài)度有關），支持越南戰(zhàn)后獨立的動機明確，因此權衡利弊，還是決定暗中阻礙法國勢力重返，因而對與中國宣布入越受降幾乎同時宣布成立的越盟政府，實際上樂見其成。在那里，法國軍隊幾乎是隨同英國受降軍一道重返，越盟因而沒法立足。大陸易手時，國民黨敗軍退入越南后，受盡法國虐待，后來法國在西方列強中首先拋棄臺灣，與新中國互派大使，都與這一段歷史有關。所謂外軍一般都指來自社會主義國家的蘇軍。我國今日在南海主權斗爭中持有的態(tài)勢，仍然要拜托抗戰(zhàn)后的遺產。而自己的人民首先不受“自己人”的欺負，才能談得上真正不受外國人欺負。1942年以后，中國雖然在法理上抹去了“半殖民地”色彩，但從事實上收回國權，還是抗戰(zhàn)勝利的結果。西沙、南沙，雖然一向有我先民活動，官府卻不在意。近年，網上有人全盤否定民國時期維護國權的努力，把當時我國無力實爭、只能在地圖上標示主權的情況，一概譏為“地圖開疆”。但抗戰(zhàn)后就不同了。這當然就不是什么“地圖開疆”了。至于南沙，雖經大陸政權更迭，但主島太平島一直由國軍臺軍駐守至今，成為今天中國人在南沙惟一實際控制的自然可居島嶼——盡管惟一，但由于是最大島嶼，仍是堅持主權的有力根據。所謂“東沙群島”，其實就是一個東沙島，加上幾處暗礁，雖非輿論焦點，但卻是南海諸島中自然面積最大、離大陸最近、經濟與國防價值也最高的島嶼。1945年5月29日，太平洋戰(zhàn)場的美軍擊敗日寇，攻克東沙，隨后交還中國。但一年半后，這個面積等于西沙南沙總和（5平方公里）、位居北部灣海權中心基點的島嶼，被交給越南（越南改名白龍尾島）。中國取得邊界爭議地區(qū)的主動權海疆而外，我國自晚清以來還有大量的陸地未定邊界地區(qū)，抗戰(zhàn)前也只能處于“地圖開疆”狀態(tài)。當然，在抗戰(zhàn)以前由于國力孱弱，中國政府實際無力控制這片地區(qū)，也只能“地圖開疆”而已。而在實際控制方面，中國遠征軍不僅在戰(zhàn)時一度控制了大部分爭議地區(qū)，而且由于果敢漢族土司宣布內附，重慶政府予以接受和正式委任，中國軍隊進入佤邦，以及1946年中國軍隊為修建第二中印公路（又稱新中印公路，即今騰密公路）留駐密支那及克欽地區(qū)等情勢，抗戰(zhàn)后，中國對這些地區(qū)仍保有著強大的影響力乃至控制力。一是戰(zhàn)前舊觀本來就沒能通過條約獲得法理支持；二是不僅很多地方仍有中國軍隊留駐，另一些地方也在戰(zhàn)時亂局中為地方民族勢力控制；加上戰(zhàn)后不久，緬甸就于1947年獨立，英國倉促退出緬甸，其在緬北控制的一些地方也未能完成移交，更何談其他地區(q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