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用、時間、精力的投入過于龐大，對普通公民而言，正式審判仍不是現(xiàn)實的選擇手段；在實際運作中，接受辯訴交易，放棄其應得的正式審判的權利的被告人往往能得到較輕的判決，而“在被控罪行大體相同的情況下，作出無罪答辯的被告人一旦被法庭定罪，就會受到作出了有罪答辯的被告人重一倍的刑罰處罰。一個合理的法律制度應該超越現(xiàn)存的經(jīng)濟、社會結構的局限性去追尋更為崇高的價值，而辯訴交易也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彪S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刑罰總是由重變輕，實現(xiàn)刑事責任的方法總是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發(fā)展，由生命自由刑向財產(chǎn)刑、勞務刑方法發(fā)展；而非刑罰方法也將由適用較少而發(fā)展為適用較多。那么從我國現(xiàn)行法的規(guī)定來看，歸案后如實坦白自己的罪行的，只是酌定從寬情節(jié)，而不是法定從寬情節(jié)；這樣的規(guī)定，給了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不利于鼓勵被告人在犯罪以后主動坦白，反而可能會導致因被告人不交待而刑訊副供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在實踐中，這種承諾應當能夠兌現(xiàn)，也就是說控方關于量刑方面的建議，除了明顯非法外，基本都能夠被法官所采納，從而使被告人獲得較輕的懲罰，這種交易才有可能進行下去。公訴人和辯護人對己方和對方提出的證據(jù)，有權進行問證調查，而且這種詢問應當按照交叉詢問規(guī)則進行，使控辯雙方在詢問的秩序和次數(shù)上保持均衡，這樣才能使審判人員兼聽則明，公正下判。然而要真正確立這種平等，還必須在法律上設立有關的訴訟規(guī)則來保證這一平等。我認為，審判人員運用指揮權，是手段而非目的。因此，我們應當規(guī)定起訴書一本主義（即公訴機關在起訴時，只能將起訴書送交法院，而不得進行證據(jù)說明，也不得記載足以使法院對被告人產(chǎn)生偏見的任何事項），使審判人員對案件事實的認識在法庭調查及辯論過程中形成，而不是開庭之前就形成。而審判人員的證明責任與調查是一樣的，其證明責任的性質就是核實和判斷控辯雙方及其他訴訟參與人向法庭提出的證據(jù)材料，而不是揭露犯罪。因此，我們一步明確三方的地位及關系：（1）審判人員的法律地位及其與控辯雙方的相互關系A審判人員的調查和證明責任。辯訴交易制度要求法官處于消極的、被動的裁判地位，僅對控方提出的指控進行審判，而不能超出控方起訴的范圍進行審查和裁判，控方與辯方在訴訟中處于平等的地位?！边@一規(guī)定看起來賦予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部分沉默權，但該規(guī)定恰恰賦予了偵查人員要求被告人如實供述的權利，因為法律并未規(guī)定偵查人員在訊問犯罪嫌疑人之前應告知他們享有這一權利。”可以說，我國法律沒有明確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有沉默權，相反卻規(guī)定其有如實陳述的義務，是我國司法實踐中刑訊逼供這種不文明現(xiàn)象的最本質的根源。最廣泛意義上的沉默權（the right of silence），是指公民自由地保持沉默，有權拒絕向警察或者其它機構提供與他們的本性、初衷、預料可能產(chǎn)生的影響及重要性相異的信息。我國法律規(guī)定，刑事簡易程序適用于依法可能判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單處罰金的公訴案件，事實清楚、證據(jù)充分，被告人對起訴指控的犯罪事實予以承認，人民檢察院建議或者同意適用簡易程序的公訴案件（簡易程序還適用于告訴才處理的案件和被害人起訴的有證據(jù)證明的輕微刑事案件，本文僅就公訴案件作研究）。（3）簡易程序制度。辯訴交易制度很重要的一方面，就是被告人向檢察官所作出的有罪供述，可以作為定案的證據(jù)。關于這一點，我國刑事訴訟法第12條規(guī)定：“未經(jīng)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而面對日益增加的案件，在我國經(jīng)濟發(fā)展水平尚不是很發(fā)達的情況下，除了采取措施預防犯罪和向社會轉嫁這筆巨額開支外，謀求一種更高效的訴訟處理方式就成為了必要。自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經(jīng)濟迅速發(fā)展，但也隨之產(chǎn)生了一些負面的東西，而犯罪率的上升以及犯罪的多樣化成為社會的一大熱點問題。因此，我們說自白任意性規(guī)則為辯訴交易的成立提供了可能。檢察官想通過正常的渠道獲得這些證據(jù)非常困難或者根本不可能，使案件因證據(jù)不足而耽擱。自白任意性規(guī)則又稱自白自愿性（voluntary）規(guī)則，是指被告人基于自由意志，而作出的表示自己真實意思的有罪供述，可以作為定罪量刑的證據(jù)使用。在美國，沒有全國統(tǒng)一、上下隸屬的檢察系統(tǒng)，聯(lián)邦和各州的檢察機關各自獨立，自成體系。因此，只要有起訴，則審判便是處理刑事案件的必經(jīng)途徑。換句話說，審判在英美法系中僅是處理刑事案件的各個方法這一，而非屬必經(jīng)途徑，雙方當事人之所以自愿進行某種處分，是因為為了通過協(xié)商而達到到某種妥協(xié)，而且這種協(xié)商，妥協(xié)不僅可就罪名進行，同時也包含科刑。在英美法系中，法官處于消極的裁判地位，當事人是訴訟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正如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個判決中指出的：“如果每一項刑事指控均要經(jīng)受完整的司法審判，那么州政府和聯(lián)邦政府需要將法官的數(shù)量和法院設施增加不知多少倍。二戰(zhàn)以后，美國由于種種社會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關系復雜化，犯罪成為美國的一大社會問題。C、時間條件—開庭審理前。B、實體條件—案件存在爭議?！敖灰住钡囊粋€基本條件是交易雙方對交易客體具有處分權，即決定其法律上命運的權利。一、辯訴交易概述辯訴交易的概念及適用條件(1)所謂辯訴交易（pleabargaining）,是起源于美國的一項司法制度，指在刑事訴訟中，法庭開庭審理前，處于控訴一方的檢察官和代表被告人辯護律師進行協(xié)商，并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情況下，以檢察官撤銷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換取被告人的認罪答辯（pleaofguilty）。第二篇：刑事訴訟中適用辯訴交易規(guī)則的問題研究二00二年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實施的第四年，也是法院改革處于攻堅階段的關鍵一年。但是在辯訴交易中，由于交易是在兩大訴訟主體—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和檢察官之間進行，雙方對訴訟客體的交易與處分并不征求被害人的意見，被害人可能對辯訴交易的結果不滿。被害人的權益如何保障。從制度上說，每個人都有獲得正式審判的機會，但僅僅從憲法上宣布這一權利是遠遠不夠的。五、辯訴交易在實踐中需要注意的問題正如一位哲人說過的，“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關于非刑罰處罰方法，我國刑法第37條規(guī)定：“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jù)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辯訴交易的關鍵就在于被告人作了有罪自白以后，能夠得到較輕的處罰。辯護交易中，控方換取被告人有罪答辯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諾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量刑建議。B控辯雙方具有同等的問證和辯訴機會。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教材和論著中，主張公訴人與辯護人在法庭審理中居于平等地位，是大家一致的觀點，也是辯訴交易制度得以建立的一個條件。首先我們應當肯定審判人員在庭審中的指揮權，這是毫無疑問的，但關鍵是判斷指揮權的性質?？傊?，法庭調查時審判人員應當以冷靜聽取為主，以主動調查為輔。因而這種調查的性質不是揭露犯罪，否則就是變相地行使控訴職能。查證什么，怎樣查證，均由其一手決定，并親自實施，從而使裁判活動不可避免地帶著追訴的成份，因而實際上或多或少地帶有控訴職能；公訴人由于審判人員對其控訴職能的行使所給予的強有力的協(xié)助，故與審判人員達成一種“默契”，自覺或不自覺地在一定程度上把本應自己獨立行使的職能委于審判人員，致使控訴與裁判融為一體，似分非分；被告人及其辯護人由于審判人員對法庭調查的控制和控審的結合，辯護的機會和辯護的力量均十分有限，而且即使辯得有理有據(jù)，也難以有其實效，從而使辯護成為缺乏力度的“請求”。確立控、辯、裁三方新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但是對與本案無關的問題，有拒絕回答的權利。有些學者指出“刑訊逼供是司法落后的主要標志之一，時至今日我國仍無法消除這一我國歷史上的惡劣傳統(tǒng)，實在與我們所處的時代格格不入。四、需要完善的部分以上我們闡述了辯訴交易在我國產(chǎn)生的可能性，但是要真正地在刑事訴訟中確立辯訴交易制度，我國現(xiàn)有的法律制度還有所欠缺，至少在以下三個方面需要進一步完善：賦予被告人沉默權。雖然從性質上說，我國的簡易程序根本不同于辯訴交易制度，但是兩者對于科學性、經(jīng)濟性、效率性的追求卻是統(tǒng)一的，而且兩者關于案件事實、證據(jù)方面也有相似之處。因此，我國在關于被告人自白能否采用的問題，適用的是自白合法性原則。（2）自白合法性原則。前面我們講過，無罪推定原則是辯訴交易制度存在的理論源泉，因此是否確立了無罪推定原則，是我國能否采用辯訴交易的基礎。但是，另一方面，即使不能支付審判的高昂代價，人民仍然的把獲得審判作為自己的憲法權利加以要求，對于這些權利要求，國家很難以利用者的支付能力為理由加以拒絕?，F(xiàn)實狀況。在這種情況下，檢察官通過向被告人承諾提出有利于被告人的量刑建議，或作出比被告人原來罪行更輕或較少罪名的指控，來換取被告人的自愿作出的有罪“自白”，辯訴交易得以成立，而法官也會認可這樣的“自白”。前面我們講過，辯訴交易存在的實體要件就是案件存在爭議，從證據(jù)學的角度來看案件的爭議，也就是案件還缺少某些證據(jù)，不足以確定涉案的全部事實。（2）自白任意性規(guī)則。其基本精神就是，政府對于公民罪行的控告，負有提供罪證的責任，即舉證責任；而有關犯罪的證據(jù)的收集，必須嚴格遵守憲法的有關規(guī)定，不得使公民在“被迫”的狀態(tài)下提供不利于己的證據(jù)。那么如何正確理解自白合法性原則呢？我認為自白合法性原則應當包含以下兩方面的內(nèi)容：自白排除法則和自白任意性規(guī)則。辯訴交易規(guī)則中很重要的特點，就是檢察官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并不能完全認定被告人有罪或罪刑輕重時，以作出對被告人較為有利的指控，來換取被告人有罪答辯?！薄耙驗槿魏稳?，當他的罪行沒有得到證明的時候，根據(jù)法律他應當被看作是無罪的。我認為辯訴交易制度存在，不僅因為其具有現(xiàn)實的價值性，而且亦符合法律的根本精神和原則。尤其是在“辯訴交易”中，當事人通過對自己權利的適當處分不僅避免了正式審判程序中的不確定發(fā)生，而且被告往往能獲得較為寬大的處理，使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勝訴與敗訴，避免了兩敗俱傷的結果，也避免了接受刑事審判可能帶來的情感負擔，符合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而另一方面，“那種最大限度地減少不確定性與沖突的欲望實際上固有于人的天性之中。一方面，自從人類解決社會沖突的方式由私力救濟發(fā)展到公力救濟以來，司法審判一直以其和平性和非自助性被視為文明的標志。正是因為檢察官擁有了自由決定降格起訴和撤銷起訴的權力，才有了與辯方交易的資本，以換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辯或滿足控訴方的其他要求，從而以較高的效率應付堆積如山的案件。檢察官可以根據(jù)一定時期刑事政策的要求或者與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決定對犯罪人不予起訴或者降低起訴的規(guī)格。在美國，沒有全國統(tǒng)一、上下隸屬的檢察系統(tǒng)，聯(lián)邦和各州的檢察機關各自獨立，自成體系。因此，只要有起訴，則審判便是處理刑事案件的必經(jīng)途徑。換句話說，審判在英美法系中僅是處理刑事案件的各個方法這一，而非屬必經(jīng)途徑，雙方當事人之所以自愿進行某種處分，是因為為了通過協(xié)商而達到到某種妥協(xié)，而且這種協(xié)商，妥協(xié)不僅可就罪名進行，同時也包含科刑。在英美法系中，法官處于消極的裁判地位，當事人是訴訟的中心環(huán)節(jié)。正如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個判決中指出的：“如果每一項刑事指控均要經(jīng)受完整的司法審判，那么州政府和聯(lián)邦政府需要將法官的數(shù)量和法院設施增加不知多少倍。二戰(zhàn)以后，美國由于種種社會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關系復雜化，犯罪成為美國的一大社會問題。C、時間條件—開庭審理前。B、實體條件—案件存在爭議?！敖灰住钡囊粋€基本條件是交易雙方對交易客體具有處分權，即決定其法律上命運的權利。一、辯訴交易概述辯訴交易的概念及適用條件(1)所謂辯訴交易（pleabargaining）,是起源于美國的一項司法制度，指在刑事訴訟中，法庭開庭審理前，處于控訴一方的檢察官和代表被告人辯護律師進行協(xié)商，并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情況下，以檢察官撤銷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換取被告人的認罪答辯（pleaofguilty）。第一篇：刑事訴訟中適用辯訴交易規(guī)則的問題研究二00二年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實施的第四年，也是法院改革處于攻堅階段的關鍵一年。本文講就我國刑事訴訟中辯訴交易的可行性問題作一些探討研究。那么，辯訴交易中，控辯雙方的地位是否真的平等呢？當然不是。但是，在控方提出這樣的交易以后，控方與辯方就處平等地位，只有辯方同意控方提出的交易請求，交易才能夠成立，這就是辯方的參與決定權。而對于其他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刑事案件，法官、檢察官不需要再花時間和精力去調查、取證，法官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就能夠對被告人定罪量刑，此時就不能適用辯訴交易，否則就是檢察官違背事實與法律，變相放縱犯罪，這既違背了合法性原則，也不符合設立辯訴交易規(guī)則的本意。辯訴交易產(chǎn)生的根源（1）社會原因。由于這種結案方式迅捷而靈活，因而在聯(lián)邦和各州得到廣泛采用。眾所周知，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一個很重要的區(qū)別就在于法官在訴訟中所居的地位如何。如被告人答辯有罪，則不舉行審判，直接對被告人就其所答辯之罪科刑，這就是被告人對訴訟標的進行處分的結果；就法官而言，它的審理范圍受原告人提出的主張所限制，審理和判決不能超出控方主張的范圍，只有當事人提出并加以主張的事實，法官才能予以審查，如果被告人已經(jīng)承認犯有檢察官所指控的罪行，亦即雙方對指控的真實性已不存在爭議，法官便可據(jù)此直接對被告人定罪和處刑。被告人之所以被認定有罪，是基于審判調查證據(jù)的結果，而不是基于被告人承認有罪的結果?！敖灰住钡囊粋€基本條件是交易雙方對交易客體重具有處分權，即決定其法律上命運的權利。1883年的“人民訴瓦已什?圣路易和太平洋鐵路”案，1930年的“威樂森訴馬歇爾邵案，1965年的“州訴嚴當斯”案和1974年的“人民訴伯林”案，幾乎一致確認了檢察官在刑事追訴方面不可分割、不受監(jiān)督的權力。因此，檢察官的廣泛裁量權，為辯訴交易的盛行從制度上提供了便利條件。從心理因素上來探究辯訴交易存在的必然性，至少與以下兩個要素有關：刑事判決的“非合意性”和人們追求未來生活確定性、避免沖突的欲望。這種“非合意性”對當事人而言，必然會帶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強判決的可預測性及獲得有利于己的判決，控辯雙方一般都積極地充分地參與到審判程序中。但是，如果一項制度僅僅因為其有現(xiàn)實價值性及合理性而存在，卻與法律之根本精神相悖，那么這項制度就不是一種合法的制度，其存在也只能滿足部分法律主體的需要，卻會損害社會公眾的根本利益。所謂無罪推定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