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慎行非驢非馬的“河南陪審團”改革-全文預覽
【正文】 果被告選擇有罪答辯，而且法官認為其已經(jīng)完全明白答辯的后果，便不必再召集陪審團進行審判。1930年的“巴頓案”則明確賦予重罪案件的被告人享有選擇由陪審團還是獨任法官審判的權利?；谶@一信條，各國在陪審制度的設計上無疑都將其定位為被告人的權利規(guī)范，在具體的刑事審判中，被告人享有要求陪審團審判的權利。更進一步說，因為資料所限，我們甚至無法知道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等是通過何種渠道被選拔組成陪審團而參與到死刑案件二審過程中的。正是從這一點出發(fā)，盡管陪審制在世界范圍內(nèi)幾歷興廢，各國在陪審員代表性問題上始終保持著高度的警惕，不敢掉以輕心。陪審員在產(chǎn)生上的隨機性使得其代表性大大增強?！ ≌强紤]到這一點，無論是英美法國家還是大陸法國家，在選拔陪審員時都對其代表性予以高度關注，一致要求陪審員應當從普通民眾中產(chǎn)生并提供制度上的保證。但問題在于，這種變革是針對陪審制在中國的具體適用而產(chǎn)生的，還是為改革一元制的裁判結構而進行的呢? 三、陪審員構成的單一——“河南陪審團”是普通大眾型還是社會精英型 作為司法民主化的象征性制度之一，陪審制的優(yōu)勢即在于為民意在刑事審判中發(fā)揮影響提供制度支撐，同時維系著社會主流價值觀念同司法的互動關系。雖然他們所表達的意見“將作為二審合議庭的合議依據(jù)之一”，但是這種意見是否能對刑罰的確定產(chǎn)生影響，能在多大程度上產(chǎn)生影響以及這種影響的作用路徑等問題都有待進一步明晰。在我國，人民陪審員和法官一起組成合議庭，共同對案件進行審理。大陸法國家所適用的參審制所面臨的情況與此類似。 [4]即便法官認為該無罪裁決可能有誤，也只能對之加以確認，宣告被告人無罪。這就使得英美法國家的裁判結構呈現(xiàn)出明顯的二元化色彩。 現(xiàn)代陪審團制源起于古代的“同儕審判”，經(jīng)過中世紀的發(fā)展，成為極度珍視個人自由的英美國家限制政府權力以使人民免受政府無端指控的制度保障。在這里，由人大代表、政協(xié)委員等所組成的所謂“陪審團”在未對案件事實加以認定的基礎上僅僅就案件的量刑問題發(fā)表意見，顯然與陪審制下陪審員通過斷定案件事實對案件進行處理的模式相去甚遠。 由上可見，無論是陪審團制還是參審制，陪審員發(fā)揮作用的空間都需要以參與認定案件事實的過程為基礎。而職業(yè)法官則在陪審團認定被告人是否有罪的過程中，對陪審團進行指示，一方面確保法律程序得以正確運行，另一方面防止陪審團成員受到不必要的誤導從而對案件事實形成錯誤的認識。為此，筆者經(jīng)過慎重思考，撰寫此文，以期拋磚引玉，推動對這一改革的理論爭鳴。非驢非馬的“河南陪審團”改革當慎行 汪建成 最近，在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出現(xiàn)了一個值得關注的動向：河南省高級人民法院在一起死刑案件的二審過程中，邀請當?shù)氐娜舜蟠怼⒄f(xié)委員等組成“陪審團”參加庭審，并在庭后就一審定罪量刑發(fā)表意見供合議庭參考，“以確保死刑判決的最佳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為方便論述，在下文中將這一改革簡稱為“河南陪審團”)。其中，接受理論上的挑戰(zhàn)和拷問便是必不可少的環(huán)節(jié)。陪審團負責認定案件的事實，進而集體評議被告人是否構成控方所指控的罪名。在大陸法系，盡管也有陪審員 [2]和職業(yè)法官的區(qū)分，但是這種區(qū)分只具有分類學上的意義，在案件的具體審理過程中，陪審員和職業(yè)法官共同組成案件的裁判機構，負責認定案件事實，確定被告人是否構成犯罪并決定其應當適用的刑罰?！ 》从^“河南陪審團”改革，我們無法在制度性質(zhì)上為其找到準確的定位。 二、功能定位的模糊——“河南陪審團”處理定罪問題還是量刑問題 無論是陪審團制度還是參審制，陪審員均在定罪問題上發(fā)揮著積極作用，而在量刑問題上能否發(fā)揮作用，則因裁判結構之差異而表現(xiàn)迥異。作為這種訴訟理念的承載體，陪審團以人民的名義對刑事訴訟施加影響的結果便是陪審團和職業(yè)法官在功能上的分野以及定罪和量刑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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