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訴訟刑事審前程序合法性的證明下(文件)
【正文】 否運用違法方法收集了該項證據(jù)等程序事實產(chǎn)生了合理懷疑，那么，控方收集該項證據(jù)的程序事實就成為證明對象。如前所述，實踐中控方一般是通過提交偵查機關或檢察機關偵查部門出具的《情況說明》來證明其審前程序行為的合法性。據(jù)《檢察日報》2007年11月14日第1版報道，截止2007年8月，全國有2829所檢察院辦理職務犯罪案件實行了訊問同步錄音錄像，對34973件職務犯罪案件實施了訊問同步錄音錄像。通過同步錄音錄像，“不僅固定了訊問內(nèi)容，為法庭對證據(jù)的質證和采信提供了依據(jù)，還提高了訊問效率，規(guī)范了偵查行為”{20}，尤其是可以有效地證明控方審前程序的合法性。考慮到審前程序違法行為主要發(fā)生在偵查階段，可以通過確立偵查人員出庭作證制度，讓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以證明偵查行為的合法性?！眥21}實踐中偵查人員以證人身份出庭證實偵查行為的合法性在美國很普遍。在立法上，法律并未確認偵查人員具有證人資格，更未規(guī)定對偵查行為的合法性有出庭作證的義務。然而，讓偵查人員出庭作證證明偵查行為的合法性，無論如何比提供《情況說明》之類更具有合理性和公正性。我國現(xiàn)行立法沒有規(guī)定偵查人員出庭作證的制度，司法實踐中偵查人員出庭作證也只出現(xiàn)在個別地方的嘗試性案例中。大陸法系國家一般主張證人是獨立于控辯雙方以外的第三人，而偵查人員處于控方的訴訟地位，所以否定偵查人員的證人資格。當然，同步錄音錄像制度本身必須完善，必須能夠客觀真實地記載每一次訊問的全部情況，這是同步錄音錄像成為最佳證據(jù)的最重要的條件。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共在法庭上出示訊問同步錄音錄像資料4802次，絕大部分犯罪嫌疑人在法庭上的翻供理由都被依法認定不成立。當然，這種“證據(jù)”缺乏公信力和證明力的問題顯而易見，又不屬于法定的證據(jù)形式，所以這類《情況說明》不應該具有證據(jù)的資格，也不應該成為法官調(diào)查認定控方審前程序中訴訟行為是否合法的依據(jù)?？胤綄Ψ缸锵右扇瞬扇∠拗苹蛘邉儕Z人身自由的措施是否符合法定條件、是否符合法定的審查批準程序、是否遵守了法定期限、剝奪或限制其人身自由期間是否對其實施了法律禁止的行為或剝奪、降低了其應當享有的基本待遇(如不讓其睡覺、休息)、控方對其他訴訟參與人是否存在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問題、控方搜查、查封、扣押、凍結財產(chǎn)是否必要、合理、適度、是否造成了權利人不應有的損失等等，如果因被告的異議使法官對這些事實產(chǎn)生了合理懷疑，那么這些事實就應當成為證明對象，由控方承擔合法性的證明責任。所以，我們主張審前程序合法性證明的對象不包括可能存在程序瑕疵的行為，而只限于那些與被追訴者有實體上或程序上重大利害關系的程序事實。不同種類的程序性違法的性質和后果不盡相同。明確了審前程序中控方行為合法性證明的責任承擔主體后，我們還必須界定需要證明的對象范圍以及采用何種證據(jù)方法。辯方對于控方審前程序行為的違法性事實有證明的權利，但不承擔證明責任，因而當其行使證明權利的時候并不適用證明標準。 控方審前程序的合法性作為一個程序事實由控方予以證明，其證明標準是排除業(yè)已存在的對控方程序行為合法性的合理懷疑?！眥18}嚴重的程序性違法行為的危害后果并不亞于實體錯誤的后果，而且程序違法一向是造成刑事錯案最為常見和最主要的原因?！眥16}也有學者主張，“程序問題雖不同于實體問題，但程序問題涉及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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