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行政問責的結果 就是承擔責任的種類與形式。承擔責任方式有：公開道歉、通報批評、記過、記大過、撤職、免職；進行損害賠償，給予行政處分。 二、 行政問責制困境所在 推行行政問責制無論對促進我 國經(jīng)濟發(fā)展、民主政治建設和社會進步，還是對重塑政府、優(yōu)化公務員隊伍、密切干群關系、加強黨風廉政建設、提高黨的執(zhí)政能力，都具有積極的作用，有著廣泛的影響和意義。行政問責制在中國啟動以來，已經(jīng)取得有目共堵的成就，但從政治文化、政治文明、政治體制改革等角度看，還存在著許多問題。主要包括以下幾個方面： （一） 行政文化的困境 目前，我國的行政文化正處于傳統(tǒng)行政文化與現(xiàn)代行政文化的交替和融合時期，各級政府行政人員的開放意識、效率意識、法制意識和競爭意識都不同程度地得到了提高，政府活動的透明度也不斷增強。但是行政文化畢竟是在社 會文化的基礎上形成的，必然受到社會文化的制約和影響，文化所特有的積淀性和持久 5 性難以在短期內(nèi)消除。從歷史上看，古代行政文化其精華與糟粕并存，既有統(tǒng)一性、嚴密性和實用性特點，又有專制性、封閉性和保守性特點，從而使現(xiàn)代行政文化在繼承古代行政文化優(yōu)秀傳統(tǒng)的同時，不可避免地受到其消極影響。由于文化所具有的歷史慣性，因此，行政文化在轉型的過程中，也必然面臨著沖突和矛盾，在建立新的行政文化的過程中，也不可避免地面臨著舊有行政文化弊端的干擾。 行政文化是在一定歷史條件下通過行政社會化所形成的行政思想、行政制度和行政觀念的總 和。它具有穩(wěn)定和變革行政體系，規(guī)范、引導和調(diào)整行政行為，構成行政體系和行政行為的深層結構的作用。要構建合理的行政問責機制，首先需要深入剖析我國政府工作中不同層面和范圍存在的責任缺失和問責乏力的行政文化原因，彌補行政問責制所需的行政文化之不足。 形式主義傾向 中國傳統(tǒng)社會是一個農(nóng)業(yè)社會，與農(nóng)業(yè)生產(chǎn)相適應的行政管理活動中存在著較為嚴重的形式主義。這種形式主義在當前行政文化中表現(xiàn)為文牘主義以及執(zhí)行過程中的主觀主義。它們在行政活動中表現(xiàn)為不思進取，固守常規(guī)，因循舊習；長官意志往往代替客觀規(guī)律，行政級別成為神圣的價值 標準。等級和依附使行政活動中個性喪失，思想保守，行為僵化，導致形式主義泛濫，重形式而輕效率，決策遲緩，辦事拖拉，惰性嚴重。它們已成為影響行政管理效率和質(zhì)量的重要因素。 官僚主義的傾向 我國作為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傳統(tǒng)文化觀念不可避免地在人們的思想中長期存在。這種文化的核心就是“官本位”思想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沖擊。但傳統(tǒng)文化的影響還根深蒂固，其中一些糟粕對人們的“官念”影響還相當大。一些黨政領導干部，一旦把自己的利益看得太重，就會缺乏為人民謀福利的積極主動性，如果出現(xiàn)工作上的失誤，讓他自己主動承擔責 任，放棄既得權力，這無異于虎口奪食。即使通過一定法定程序追究其責任，也會尋找各種理由為自己百般辯解，開脫責任。這對行政問責制的實際推行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思想上的 6 障礙。 行政人格化傾向 傳統(tǒng)行政活動強調(diào)“德治”，與“德治”相聯(lián)系，中國傳統(tǒng)行政文化突出表現(xiàn)為人格取向、人格因素被不適當?shù)姆糯螅唧w表現(xiàn)就是人格化的權威服從關系和人格化的人際交往關系。在行政活動中，“上行下效”、“唯上是從”，個人的人格權威高于職務權威。現(xiàn)代行政管理中存在的人格化傾向和形式主義，在很大程度上受傳統(tǒng)文化中的“官本位”思想影響。行政系統(tǒng)內(nèi)部 的許多成員不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而是以追求更高的職位和更大的權力作為其工作的根本，這些都嚴重地影響了我國行政管理的性質(zhì)與政府行政管理部門的形象。 （二） 職責不清和職能交叉，問責對象不明確 擁有清晰的權、責、利是問責的前提。在我國的傳統(tǒng)體制之下，政府、黨組織、權力機關、司法機關、第三部門的權力行為邊界還不夠清晰；中央政府與地方政府的職責權限存在重疊多變的現(xiàn)象；政府部門內(nèi)部權力范圍不明、正副職之間的責任模糊，政府部門及其官員的責權利不平衡，個人責任與集體責任難以界定。不清晰的權責關系常常使得問責主體出現(xiàn)權力沖突、利益 沖突，給行政問責有效實施和發(fā)揮作用設置了體制性的障礙。 職責不清和職能交叉，責任主體難以明確。 行政問責制的一個重要的政治基礎，就是對于每一個行政人員的權力與責任要有一個明確的劃分，擁有清晰的責、權、利，合理地配置和劃分行政權力。只有這樣，才能提高政府的責任意識和管理水平，真正發(fā)揮行政問責制的作用。 由于目前我國政治體制和行政體制改革不到位 ,導致當前我國黨政關系錯綜復雜，職責不清和職能交叉，使得責任落實和責任追究過程中責任主體難以明確。在追究責任時，相關部門相互推諉，出現(xiàn)誰都有責任，誰又都沒有責 任的情況；或者在問責中，問責客體具體應當承擔什么責任，模糊不清。突出表現(xiàn)在黨政之間、不同層級之間、正副職之間三個方面：一是黨政不分、以黨代政的現(xiàn)象還比較普遍，出了問題 ,責任究竟在黨委還是在政府難以界定；二是正副職之間的責任劃分不夠明確。名義上是 一把手 負責，實際上只追究分管副職的責任，問責 7 制在一些地方成了副職問責制。 以同體問責為主，異體問責相對薄弱。 根據(jù)世界各國問責制的實踐，問責制既需要同體問責，也需要異體問責，但關鍵在于異體問責。異體問責是一種更有效、更符合民主政治要求的問責方式，離開異 體問責的行政問責制是蒼白無力、缺乏持續(xù)性的。由于相關法律規(guī)定的缺失 ,我國目前的行政問責 ,以同體問責為主，主要是由黨委和政府來實施行政問責 ,問責的制度依據(jù)主要是黨的文件和行政機關的行政法規(guī)、規(guī)章及其他規(guī)范性文件，異體問責相對比較薄弱。雖有罷免制度 ,也主要是對已有違法犯罪行為的官員才實行等。這些都嚴重影響了行政問責的效果。 問責范圍過于狹窄。 時下的問責實踐，一些地方政府似乎更多停留在行政領導體系中，努力貫徹對上級負責、對權力負責的制度化，而在對法律負責、對公眾負責、對權利負責的努力上有所欠缺。從我國實 施行政問責制以來，追究了一大批行政官員，一些重大事故問責了相應的行政首長。但總的來看，我國的問責范圍太小，主要表現(xiàn)為：一是行政問責僅僅停留在人命關天的大事上，對影響力、破壞力大的所謂 小事 卻不問責。二是行政問責僅僅限于安全事故領域，對其他領域應擔負領導過失責任的官員卻不問責。三是行政問責只是針對濫用職權的違法行政行為，而不針對無所作為的行政行為。四是問責只是針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