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權，是手段而非目的。其行使指揮權的目的是充分聽取控辯雙方的控訴及辯護的意見，保證法庭審理的順利進行，而不是以追究被告人的刑事責任為目的。（2）控辯雙方的法律地位和相互關系。在我國的刑事訴訟教材和論著中，主張公訴人與辯護人在法庭審理中居于平等地位，是大家一致的觀點，也是辯訴交易制度得以建立的一個條件。然而要真正確立這種平等，還必須在法律上設立有關的訴訟規(guī)則來保證這一平等。A對于證據(jù)調(diào)查的范圍、順序和方法，控辯雙方享有平等的請求權。證據(jù)調(diào)查的范圍、順序和方法的決定屬審判人員，不過審判人員作出這種決定的根據(jù)，應當是控辯雙方的請求，而且審判人員必須平等的對待雙方的請求，而不應偏向于任何一方。B控辯雙方具有同等的問證和辯訴機會。公訴人和辯護人對己方和對方提出的證據(jù)，有權進行問證調(diào)查，而且這種詢問應當按照交叉詢問規(guī)則進行，使控辯雙方在詢問的秩序和次數(shù)上保持均衡，這樣才能使審判人員兼聽則明，公正下判。因而，除了控辯雙方的問證陷入枝節(jié)問題或與案件無關以外，審判人員不應限制乃至剝奪控辯以方尤其中辯方的問證機會。規(guī)定新的量刑制度。辯護交易中，控方換取被告人有罪答辯的條件之一，就是承諾向法官提出有利于被告人量刑建議。在實踐中，這種承諾應當能夠兌現(xiàn)，也就是說控方關于量刑方面的建議，除了明顯非法外，基本都能夠被法官所采納，從而使被告人獲得較輕的懲罰，這種交易才有可能進行下去。在這一點上，由于英美法系的檢察官有著廣泛的起訴裁量權以及法官的消極裁判，所以檢察官的量刑建議較易被法官所采納。因此，我國的現(xiàn)行法律應當作以下幾點補充：（1）辯訴交易中被告人的自白應是法定從輕情節(jié)。辯訴交易的關鍵就在于被告人作了有罪自白以后，能夠得到較輕的處罰。那么從我國現(xiàn)行法的規(guī)定來看，歸案后如實坦白自己的罪行的，只是酌定從寬情節(jié)，而不是法定從寬情節(jié)；這樣的規(guī)定，給了法官較大的自由裁量余地，不利于鼓勵被告人在犯罪以后主動坦白，反而可能會導致因被告人不交待而刑訊副供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2）注重非刑罰方法的適用。所謂非刑罰處罰，是指對免除刑罰處罰的犯罪人，給予刑罰以外的實體上的處罰。關于非刑罰處罰方法，我國刑法第37條規(guī)定：“對于犯罪情節(jié)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免予刑事處罰，但是可以根據(jù)案件的不同情況，予以訓誡或者責令具結(jié)悔過、賠禮道歉、賠償損失，或者由主管部門予以行政處罰或者行政處分。”隨著社會的不斷進步，刑罰總是由重變輕，實現(xiàn)刑事責任的方法總是由單一化向多元化發(fā)展，由生命自由刑向財產(chǎn)刑、勞務刑方法發(fā)展；而非刑罰方法也將由適用較少而發(fā)展為適用較多。對于辯訴交易中，檢察官提出給予被告人較輕處罰或者免予刑事處罰的，法官可以考慮多適用財產(chǎn)刑以及非刑罰處罰方法。在這里我們可以借鑒西方國家讓犯罪的人在所在社區(qū)進行無償勞動、對其科以較重罰金或讓其賠償民事?lián)p失等，以達到處罰犯罪的目的，同時也能起到一般預防的作用。五、辯訴交易在實踐中需要注意的問題正如一位哲人說過的，“有光的地方就有陰影”。一個合理的法律制度應該超越現(xiàn)存的經(jīng)濟、社會結(jié)構(gòu)的局限性去追尋更為崇高的價值，而辯訴交易也有著自身難以克服的局限性。因此，在法律允許辯訴交易存在的時候，還應當注意以下兩個方面的問題：“合意”的平等性問題。辯訴交易從制度上來說，是控方與辯方合意的結(jié)果，但是必竟這種合意是否真的平等呢？應該講是不完全這樣的。從制度上說，每個人都有獲得正式審判的機會，但僅僅從憲法上宣布這一權利是遠遠不夠的。如果費用、時間、精力的投入過于龐大，對普通公民而言，正式審判仍不是現(xiàn)實的選擇手段；在實際運作中，接受辯訴交易，放棄其應得的正式審判的權利的被告人往往能得到較輕的判決，而“在被控罪行大體相同的情況下，作出無罪答辯的被告人一旦被法庭定罪，就會受到作出了有罪答辯的被告人重一倍的刑罰處罰。”在這種情況下，很難說合意達成是基于純粹的意思自治，被告人會在罪輕與罪重之間作出選擇。這種并非建立在當事人自由合意基礎上的合意形成機制導致兩個后果：一是通過交涉而得到的合意內(nèi)容受規(guī)范約束的程序降低，加劇了法律適用上的不平等；二是違反當事人自愿原則把把“合意”內(nèi)容強加于被告人的可能性增大。被害人的權益如何保障。保護～是世界各國法律所注重的大問題，也是實現(xiàn)國家法制化、民主化建設的重要標志。刑事訴訟法是保證準確懲罰犯罪、保護～的重要法律之一，因此也應當起到保障～的作用。在刑事訴訟中，被告人是受犯罪行為直接侵害的人，是刑事訴訟的啟動因素之一，又是刑事訴訟要保護的中心人物。但是在辯訴交易中，由于交易是在兩大訴訟主體—被告人及其辯護人和檢察官之間進行，雙方對訴訟客體的交易與處分并不征求被害人的意見，被害人可能對辯訴交易的結(jié)果不滿。在對被告人的懲罰并不能從心理上及物質(zhì)上實際補償被害人的情況下，被害人的救濟途徑較少。盡管我國法律規(guī)定了被害人有權對檢察院的不起訴決定及法院的判決有申訴的權利，但是由于被害人只能向人民檢察院提起申訴，因此就實際把救濟的途徑寄托于人民檢察院。而人民檢察院作為辯訴交易的一方，通常情況下，他會理所當然的維護自己所作出的交易決定，被害人的權利就可能得不到有效的保障。第三篇：刑事訴訟中適用辯訴交易規(guī)則的問題研究二00二年是《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綱要》實施的第四年，也是法院改革處于攻堅階段的關鍵一年。公正與效率，是法院改革的主題，也是改革的方向。而程序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重要組成部分，而刑事訴訟法作為三大訴訟法中最完整、最嚴格的訴訟法，它的完善與發(fā)展，無疑對我國訴訟制度的完善與發(fā)展有著重要的意義。本文講就我國刑事訴訟中辯訴交易的可行性問題作一些探討研究。一、辯訴交易概述辯訴交易的概念及適用條件(1)所謂辯訴交易（pleabargaining）,是起源于美國的一項司法制度，指在刑事訴訟中，法庭開庭審理前，處于控訴一方的檢察官和代表被告人辯護律師進行協(xié)商，并在征得被告人同意的情況下，以檢察官撤銷指控，降格指控或要求法官從輕判處刑罰為條件，換取被告人的認罪答辯（pleaofguilty）。(2)辯訴交易規(guī)則的適用條件A、程序要件—控方提起權與辯方參與決定權?！敖灰住币辉~，從字面上理解，平等主體之間就某項標的物進行平等協(xié)商，討價、還價，并達成一致意見，從而最終決定標的物的價值或其歸屬的一種行為。那么，辯訴交易中，控辯雙方的地位是否真的平等呢？當然不是?！敖灰住钡囊粋€基本條件是交易雙方對交易客體具有處分權，即決定其法律上命運的權利。在辯訴交易中，這一交易客體就是罪與非罪、罪輕與罪重、此罪與彼罪。很顯然，在現(xiàn)行的中外司法制度中，對被告人不予起訴、降格起訴和撤銷起訴的決定權在檢察官，而不在被告人及辯護人，所以也只有檢察官才有權根據(jù)案件的實際情況，向辯方提出進行“交易”，辯方無權自己根據(jù)案件提出這樣的“交易”。但是，在控方提出這樣的交易以后，控方與辯方就處平等地位，只有辯方同意控方提出的交易請求，交易才能夠成立，這就是辯方的參與決定權。B、實體條件—案件存在爭議。辯訴交易的規(guī)則決不是在任何案件中都適用的，其適用的案件有特定性。設立辯訴交易制度的目的就是為了節(jié)約司法成本和訴訟資源，所以只有對那些經(jīng)過偵查及檢察官的審查，案件部分事實清楚，且有相應證據(jù)支持，而其他雖然實際存在的部分事實，但卻沒有證據(jù)證實或者證據(jù)不夠充分，被告人對犯罪事實也予以否認的案件，可適用辯訴交易規(guī)則，被告人對檢察官指控的事實予以承認，換取檢察官對其較輕的指控，從而減少檢察官復雜的取證、認證過程，使案件得以迅速解決。而對于其他事實清楚、證據(jù)確實充分的刑事案件，法官、檢察官不需要再花時間和精力去調(diào)查、取證，法官根據(jù)現(xiàn)有證據(jù)就能夠?qū)Ρ桓嫒硕ㄗ锪啃?，此時就不能適用辯訴交易，否則就是檢察官違背事實與法律，變相放縱犯罪，這既違背了合法性原則，也不符合設立辯訴交易規(guī)則的本意。C、時間條件—開庭審理前。辯護交易有嚴格的時間限制，控方與辯方之間關于定罪量刑方面的協(xié)商，必須的在法庭開庭審理前達成。一旦法官開庭審理案件，則案件的裁判權就由法官行使，對被告人的定罪量刑也就只能依據(jù)法庭審理所查明的事實、證據(jù)來進行認定，由法官裁判被告人無罪或有罪、此罪或彼罪、罪輕或罪重，控方與辯方再無協(xié)商的可能。辯訴交易產(chǎn)生的根源（1）社會原因。二戰(zhàn)以后，美國由于種種社會原因，犯罪率居高不下，而且隨著經(jīng)濟的發(fā)展和社會關系復雜化，犯罪成為美國的一大社會問題。犯罪日趨智能化、組織化、犯罪手段與先進科學技術相結(jié)合，犯罪數(shù)量以驚人的速度增加。為了以有限的人力、物力解決日益增多的案件，一些大城市的檢察官開始用協(xié)議和交易的方式，換取被告人的“認罪答辯”。由于這種結(jié)案方式迅捷而靈活，因而在聯(lián)邦和各州得到廣泛采用。正如美國聯(lián)邦最高法院在1971年的一個判決中指出的：“如果每一項刑事指控均要經(jīng)受完整的司法審判，那么州政府和聯(lián)邦政府需要將法官的數(shù)量和法院設施增加不知多少倍?！庇纱丝梢姡瑥奈镔|(zhì)的角度來看，辯訴交易的產(chǎn)生最初的目的是為了節(jié)約人力、物力、財力，以應付堆積如山的案件。（2）法律原因A當事人主義訴訟理念。眾所周知，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一個很重要的區(qū)別就在于法官在訴訟中所居的地位如何。在英美法系中，法官處于消極的裁判地位，當事人是訴訟的中心環(huán)節(jié)。在當事人主義中，由于雙方當事人對訴訟標的均有處分權，所以不僅追訴人對起訴與否有自由裁量權，而且也允許被告人承認起事實而服罪。因此，在當事人主義之下，就當事人而言，通常在審判前，有一道“罪狀認否程序”（arraignment）,使被告人對起訴事實作承認與否的答辯。如被告人答辯有罪，則不舉行審判，直接對被告人就其所答辯之罪科刑，這就是被告人對訴訟標的進行處分的結(jié)果；就法官而言，它的審理范圍受原告人提出的主張所限制，審理和判決不能超出控方主張的范圍，只有當事人提出并加以主張的事實，法官才能予以審查，如果被告人已經(jīng)承認犯有檢察官所指控的罪行，亦即雙方對指控的真實性已不存在爭議，法官便可據(jù)此直接對被告人定罪和處刑。換句話說，審判在英美法系中僅是處理刑事案件的各個方法這一，而非屬必經(jīng)途徑，雙方當事人之所以自愿進行某種處分，是因為為了通過協(xié)商而達到到某種妥協(xié)，而且這種協(xié)商，妥協(xié)不僅可就罪名進行，同時也包含科刑。而辯訴交易正是建立在雙方當事人對訴訟標的有處分權基礎之上的。而在大陸法系中，所采取的是職權主義原則，該原則不承認當事人對訴訟標的有處分權，故不設“罪狀認否程序”，即使被告承認有罪仍須舉行或繼續(xù)進行審判。被告人之所以被認定有罪，是基于審判調(diào)查證據(jù)的結(jié)果，而不是基于被告人承認有罪的結(jié)果。因此，只要有起訴，則審判便是處理刑事案件的必經(jīng)途徑?！稗q訴交易”被視為不道德行為甚至犯罪行為而加以禁止。B、檢察官廣泛的起訴裁量權?！敖灰住钡囊粋€基本條件是交易雙方對交易客體重具有處分權，即決定其法律上命運的權利。在美國，沒有全國統(tǒng)一、上下隸屬的檢察系統(tǒng)，聯(lián)邦和各州的檢察機關各自獨立，自成體系。檢察官是特定的司法管轄區(qū)中真正的主要的執(zhí)法官員，行使一種獨特的準司法與行政權力相混合的權力。他可以自由地把法律適用于他的管轄區(qū)并享有獨立的，幾乎不受限制的裁量權。1883年的“人民訴瓦已什?圣路易和太平洋鐵路”案，1930年的“威樂森訴馬歇爾邵案，1965年的“州訴嚴當斯”案和1974年的“人民訴伯林”案，幾乎一致確認了檢察官在刑事追訴方面不可分割、不受監(jiān)督的權力。檢察官可以根據(jù)一定時期刑事政策的要求或者與犯罪作斗爭的實際需要，決定對犯罪人不予起訴或者降低起訴的規(guī)格。而且在美國，檢察官通常由選舉產(chǎn)生，有自己獨立的權力來源—選民，只要他認為能最好地為選民服務，他的決定實際上就是不可推翻的。根據(jù)這一原則，如果被告人能夠滿足一定的條件（如在經(jīng)濟上賠償，正常就業(yè)等），符合多數(shù)選民的利益，檢察官就可撤回起訴。因此，檢察官的廣泛裁量權，為辯訴交易的盛行從制度上提供了便利條件。正是因為檢察官擁有了自由決定降格起訴和撤銷起訴的權力，才有了與辯方交易的資本，以換取被告人作有罪答辯或滿足控訴方的其他要求，從而以較高的效率應付堆積如山的案件。（3）心理原因。在美國廣泛盛行的辯訴交易，也有其深刻的心理根源。從心理因素上來探究辯訴交易存在的必然性，至少與以下兩個要素有關：刑事判決的“非合意性”和人們追求未來生活確定性、避免沖突的欲望。一方面，自從人類解決社會沖突的方式由私力救濟發(fā)展到公力救濟以來，司法審判一直以其和平性和非自助性被視為文明的標志。但是刑事司法審判也有其自身不可克服的局限性，由于爭端不是由雙方協(xié)商解決，而是提交給作公共權力機構(gòu)的第三方，而第三方的裁判并不取決于雙方的共同意愿與選擇，而是基于法官的裁判。所以審判結(jié)果對當事人來說是不可預測的，要么被告人被判有罪即控方的指控成立，要么無罪即控方的指控不成立。這種“非合意性”對當事人而言，必然會帶來不確定性和不可預測性。而另一方面，“那種最大限度地減少不確定性與沖突的欲望實際上固有于人的天性之中?！毙睦韺W家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普遍成年者，一般都傾向于安全的、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有組織的世界；這個世界是他所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個世界上，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它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fā)生?！比说倪@種天性不僅存在于日常生活之中，而且在刑事訴訟領域也同樣存在。為了最大限度地增強判決的可預測性及獲得有利于己的判決，控辯雙方一般都積極地充分地參與到審判程序中。尤其是在“辯訴交易”中，當事人通過對自己權利的適當處分不僅避免了正式審判程序中的不確定發(fā)生，而且被告往往能獲得較為寬大的處理，使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勝訴與敗訴，避免了兩敗俱傷的結(jié)果，也避免了接受刑事審判可能帶來的情感負擔，符合人類追求美好生活的愿望。因此，辯訴交易的產(chǎn)生與人類之天性亦有相當?shù)年P系。二、辯訴交易的理論依據(jù)、合法性辯訴交易作為英美法系中的一項訴訟制度，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是，如果一項制度僅僅因為其有現(xiàn)實價值性及合理性而存在，卻與法律之根本精神相悖，那么這項制度就不是一種合法的制度，其存在也只能滿足部分法律主體的需要，卻會損害社會公眾的根本利益。我認為辯訴交易制度存在，不僅因為其具有現(xiàn)實的價值性，而且亦符合法律的根本精神和原則。下面，我將從以下兩個方面來說明這一制度存在的合法性。無罪推定原則。所謂無罪推定原則，意大利的著名法學家貝卡利亞在《論犯罪和刑罪》一書中解釋為：“在沒有作出有罪判決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稱為罪犯。”“因為任何人，當他的罪行沒有得到證明的時候，根據(jù)法律他應當被看作是無罪的。”無罪推定原則對于辯訴交易制度至關重要，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