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條件差……特殊的生存環(huán)境容易形成該區(qū)域與城市主流文化相抗衡的“亞文化”，形成犯罪價值觀，加大移民融入城市的難度，增大了他們犯罪的可能性。留守兒童一般是與母親或父親中的一方，或上輩親屬，或其他親戚朋友一起生活。20世紀90年代的城市產業(yè)結構調整和城市化的巨大牽拉力使大量的農村剩余勞動力向城市遷移，而傳統(tǒng)的“城鄉(xiāng)二元結構”使進城農民在就業(yè)、就醫(yī)、社會保障、子女就學等方面無法享受“同城待遇”，為降低城市生活成本，許多農民工讓子女留守農村，由老人和親屬撫養(yǎng)。留守兒童中57．2%的父母一方外出打工，42．8%的父母雙方外出打工。這些農村留守兒童生活在缺少父愛或母愛的環(huán)境中，以父母為核心的家庭教育環(huán)境缺失，社會化過程受阻?！迸c農村留守兒童問題相伴隨的還有流浪兒童問題。民政部每年救濟流浪兒童51萬人以上，推算全國有100萬～150萬的流浪兒童。（二）“相對貧困”與財產犯罪的關系貧困與犯罪的關系是犯罪學的研究主題。2007年中國人均GDP首次超過3000美元，當年曾有學者斷言：中國“社會矛盾的多發(fā)期行將進入尾聲 。但社會矛盾和犯罪率并未如人們所預料呈現(xiàn)出緩解和下降的趨勢，以2009年為例，當年全國的刑事立案數(shù)繼續(xù)增長14%，其中以獲取財產為中心的犯罪上升最快，%，%，%，% 。筆者用1991～2009年全國的萬人刑事案件立案數(shù)與基尼系數(shù)之間進行相關分析，就是說，貧富差距越大與犯罪率增長的關系越密切。為什么貧富差別的拉大會帶來犯罪率的上升呢？國際犯罪學界的研究表明，貧富差別的拉大會使低增長群體滋生“相對剝奪感”，或“相對貧困感”。他認為，“相對貧困”不是事實上的貧困，而是一種感受到的貧困，是源于心靈深處經比較而產生的貧困感。特別是貧富兩極分化，使更多的人感受“相對貧困”，也刺激著一些人不擇手段攫取財富的欲望，刺激著“相對貧困”心理，為了填補心理的不平，擺脫心靈上的貧困感而走上犯罪之路。分析近年來發(fā)生的一系列惡性暴力犯罪的原因，我們能夠清晰地感受到社會沖突或社會對立與暴力犯罪的關系。原因為企業(yè)倒閉、拖欠工資等，艾緒強在法庭上稱“我要報復社會，報復富人”，“10個城里人有9個都是黑心的” 。原因是半年前因騎無牌無證自行車被閘北警方盤查6小時，確認自行車系“租用”后放行。更為值得關注的是該事件后眾多網民稱其“楊佳英雄”、“楊佳義士”，成為“楊佳案網絡事件”，顯露警民關系的緊張和社會的對立情緒。一個多月后的4月8日，廣東雷州市一名男子闖入市第一小學，持刀砍傷18名學生和1名教師；4月29日，江蘇泰興鎮(zhèn)一男子徐玉元持刀闖入鎮(zhèn)中心幼兒園，砍傷32人，其中包括29名幼兒、2名教師、1名保安；5月12日，陜西鄭縣一所私人幼兒園發(fā)生兇殺案，致使9人死亡，其中有7名兒童，2名成年人。更為值得關注的是在系列屠童案發(fā)后，有民眾在幼兒園門口掛出橫幅“冤有頭，債有主，出門右拐是政府”，反映出官民的對立情緒。從這些犯罪者的犯罪動機、成長經歷、家庭背景等因素分析，至少留給我們二點思考：⑴這些人大多是社會競爭中的弱者和失敗者，生活在社會底層，生活比較艱辛，競爭是社會發(fā)展的“潤滑劑”，但是如何在激烈的社會競爭中，給競爭社會中的弱者和失敗者以生存機會，社會福祉惠及弱勢群體，避免他們走上暴力犯罪的絕路，是我們必須思考的問題之一。（四）問題家庭與殺親案件頻發(fā)的關系“問題家庭”主要表現(xiàn)為兩種形式：⑴結構性破損家庭，即親生父母一方缺失或雙方缺失的家庭。2009年以來，全國頻繁發(fā)生的“殺親案件”不斷地拷問我們的社會：“我們的社會細胞—家庭是否出了問題？”2009年底，北京市大興區(qū)連續(xù)發(fā)生了3起“殺親滅門案”震驚全國。此外，2009年底的云南昆明陳文法（21歲）殺死父母、伯父母、奶奶和堂哥等6位親人，該兇手曾患急性精神分裂癥 。2011年4月，鞍山市周宇新因企業(yè)經營不利、內心失落，殺死父親、妻子、兒子及洗車工等10人。近年來，中國家庭結構在核心家庭的基礎上進一步小型化，丁克家族、離婚家庭、獨身家庭、空巢家庭的數(shù)量逐年增加。離婚家庭的大量產生致使結構性破損家庭大幅增加，孩子撫養(yǎng)與家庭教育問題突出。1991年開始的住房改革，以及近年來房產價格飛速攀升，使家庭財產的分割矛盾日益突出。因對房產分割不滿，父母與子女之間、兄妹之間反目為仇，不履行對老人“精神慰藉”的“家庭冷暴力”，甚至針對家庭成員的傷害案件和兇殺增加，家庭成員的關系緊張，家庭功能性破損嚴重。問題家庭還有一種表現(xiàn)形式是精神病患者的家庭，“殺親滅門”案的連續(xù)發(fā)生也暴露出家庭護理和社會支持系統(tǒng)薄弱。許多地區(qū)的重度精神病人處于失控失管的狀態(tài)，家庭因病至窮、護理無奈。我們必須盡快完善精神病患者的家庭護理責任和社會支持系統(tǒng)，做到政府投資到位，治療到位，生活保障到位，同時加強對精神病患者家屬的護理輔導，并將精神病人的社會支持系統(tǒng)放置于社區(qū)，形成有效的管護體系。新中國成立后的1951年5月北京市率先整治青幫盤踞的天橋地區(qū)，在天壇祈年殿前召開萬人控訴大會，槍斃“三霸一虎 ”，并將打擊黑社會勢力的斗爭推向全國，五大黑社會組織的頭目或被鎮(zhèn)壓，或逃往海外。改革開放，特別是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市場經濟的異軍突起，“需求與供給” 的市場經濟的原始法則，在缺少法律規(guī)束和制度制衡的狀態(tài)下，催生出大量的、利潤豐厚的“地下經濟”，其主要表現(xiàn)形態(tài)是抗法抗稅，違法社會公德的經營等。改革開放后的1984年全國查處的賣淫嫖娼人員12281人 ，嫖娼賣淫逐漸形成“產業(yè)”，構成數(shù)億元的地下產業(yè)鏈。新中國成立后的1952年5月，在政務院《嚴禁鴉片煙毒的通令》下，大毒販楊漢民、任存厚、杜金銘等被槍決，全國禁毒運動吹枯拉朽，幾年后制毒、販毒、運毒、吸毒現(xiàn)象被杜絕。1988年中國首次公布吸毒人口7萬余人， ，龐大的吸毒市場使販毒的“地下經濟”產業(yè)鏈形成，并擁有數(shù)十億黑色利潤。中國從上個世紀九十年代以來，各種地下經濟在國外黑社會勢力的滲透、國內社會控制系統(tǒng)弱化，市場需求等多重作用下發(fā)展迅速，最初的犯罪團伙除了控制賣淫和販毒業(yè)外、還將觸角逐漸延伸至賭博、物流、娛樂、討債、糾紛解決、房屋拆遷、商品批發(fā)等領域，通過非法經營、欺行霸市，以暴力或暴力相威脅等手段牟取暴利。20世紀90年代以來，全國較為典型的黑社會組織有①江西省上饒地區(qū)的祝氏家族。②河北省曲陽縣李建設黑社會組織。③沈陽市的劉涌黑社會組織90年代中期開始控制沈陽市的建房用地、房屋拆遷和香煙批發(fā)等，通過非法手段獲取巨額利益，資產高達7億元。④河南省宋留根黑社會組織。⑤重慶市的黑社會組織。經審理，14個重大黑社會性質組織涉及賭博、賣淫、拆遷征地、交通運輸?shù)阮I域，其中，僅王小軍黑社會組織通過網絡賭博獲利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