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實施目的不同。行政處罰與行政強制措施的區(qū)別主要在以下幾個方面。（一）停飛決定屬于行政強制措施還是行政處罰行政強制措施通常是指行政機關為了查明情況，或者為了預防、制止、控制違法、危害狀態(tài)，或者為了保障行政管理工作的順利進行，根據(jù)現(xiàn)實需要，依職權對有關對象的人身或財產權利進行暫時性限制的強制措施。國務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門設立的地區(qū)民用航空管理機構依照國務院民用航空主管部門的授權，監(jiān)督管理各該地區(qū)的民用航空活動。二審法院認為，原審判決的認定事實清楚，適用法律正確，依法應予維持。據(jù)此，被告認定東星航空有限公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嚴重影響飛行安全從而根據(jù)《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第五十六條的規(guī)定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作出責令停飛的行政強制措施事實清楚、適用法律依據(jù)正確。2009年3月12日，中國民用航空局和被告組成兩級安全檢查組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進行全面檢查，發(fā)現(xiàn)該公司仍然存在公司主要領導經常不在位、對重組過程中的安全工作重視不夠、公司安全投入不足、拖欠員工工資致在崗員工思想不穩(wěn)、機務放行人員嚴重不足、航材儲備嚴重不足、缺乏重要器材、影響維修系統(tǒng)的正常運行、維修管理非?；靵y等安全管理的重大問題，對飛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因此，被告作出的責令暫停飛行決定屬行政強制措施。（三）被告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作出的責令暫停飛行決定屬行政強制措施本案中，被告根據(jù)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的監(jiān)管發(fā)現(xiàn)該公司存在重大安全隱患，向該公司發(fā)出民航明傳電報，暫停該公司飛行。本案中，被告于2009年3 1月14日以民航明傳電報的方式向東星航空有限公司下達了停飛的通知，在該停飛通知中，被告未告知東星航空有限公司訴權和訴期。本案中，兩原告作為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的股東，與停飛的行政行為有法律上的利害關系，從公平公正和保護利害關系人訴權的角度出發(fā)，本案原告提起訴訟主體適格。法院認定：（一）原告提起本案訴訟主體適格《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條規(guī)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同日，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向中國民用航空局提交《關于東星航空有限公司從未申請行政復議的聲明》，認為在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破產案受理后，破產管理人為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的唯一代表，從未申請行政復議。再查，2009年7月12日，東星航空有限公司不服《關于暫停東星航空公司飛行的通知》向中國民用航空局提起行政復議。2010年12月23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終結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破產清算程序，由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在該裁定作出之日起十日內向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的原登記機關辦理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的注銷登記。3月30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裁定受理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提起的破產申請。東星航空有限公司收到上述停飛通知后于3月15日全面停飛。3月14日，武漢市人民政府辦公廳向被告發(fā)出《武漢市人民政府辦公廳關于停飛東星航空公司航班的函》。3月11日，中國民用航空局向被告發(fā)出《關于加大東星航空有限公司安全運行監(jiān)管力度的通知》。2009年2月，因東星航空有限公司進行重組談判，公司內部動蕩，員工思想不穩(wěn)定等問題，同月13日，被告派出機構民航湖北安全監(jiān)督管理局緊急組織適航、飛標、航務及市場等四個部門的監(jiān)察員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運行情況進行全面檢查。第二篇：案例分析課程作業(yè)7案例分析一、案例信息東星航空有限公司業(yè)務范圍包括：國內航空客貨運輸業(yè)務及相關服務業(yè)務；經批準的從武漢始發(fā)至香港、澳門特別行政區(qū)的航空運輸業(yè)務等。但我們認為，對于審理確權訴訟后發(fā)現(xiàn)被查封的案件應當中止審理的規(guī)定沒有道理，因為這不但在案件審限處理上相當麻煩，而且中止情形消除后沒有恢復審理的必要。根據(jù)該規(guī)定，不管原告方要求確權的標的物何時被法院查封、扣押或凍結，法院均不得直接確權。但值得說明的是，最高法院2011年10月發(fā)布的《關于執(zhí)行權合理配置和科學運行的若干意見》對此類情況有涉及。因此，對已經進入執(zhí)行程序的標的物主張權利的確權之訴應當駁回起訴。但我們認為執(zhí)行異議及異議之訴具有優(yōu)先性和排除性。案外人對執(zhí)行標的物主張實體權利的，可通過 1執(zhí)行異議及執(zhí)行異議之訴來解決。當然，它跟物權法上一般的善意第三人是有所不同的。雖然相關申請人不是對查封標的物享有直接的物權，但在一定程度上享有一種類似物權的優(yōu)先性權利。但本案涉及到法院查封的效力問題。二、法理分析根據(jù)物權法的有關規(guī)定，車輛屬于動產，動產物權轉移自交付時生效，登記屬于對抗要件，而非生效要件。范某明未能提交證據(jù)予以證明其經濟損失。被告李某敏在與范某明進行汽車交易的過程中已經如實向范某明告知車輛登記情況，對范某明并無隱瞞，故其在履行合同過程中并無過錯。范某明應認真檢查車輛的證件、手續(xù)是否齊全，范某明作為完全民事行為能力人，也應在購買依法應登記的汽車時檢查車輛登記情況，明確車輛的相關權屬。故對于范某明要求確認涉案汽車所有權歸其所有，并要求被告李某敏、張某協(xié)助辦理過戶登記的訴訟請求不予支持。機動車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未經登記，不得對抗善意第三人。廣州市天河區(qū)人民法院經審理認為，動產物權的設立和轉讓，應自交付時發(fā)生效力，涉案汽車作為動產，其所有權應自交付時發(fā)生效力?，F(xiàn)涉案車輛仍登記在張某名下，該車于2008年11月24日被天河區(qū)人民法院查封，至2009年10月23日解封；2011年7月8日被越秀區(qū)人民法院訴訟保全查封；2012年6月20日，該車又被廣州市中級人民法院查封。2011年5月23日向李某敏賬戶存款100000元、2011年5月24日向李某敏支付現(xiàn)金150000 元、并以網上轉賬匯款方式支付45000元。2011年5月1日，范某明經被告馬某濤介紹，與被告李某敏簽訂汽車買賣合同，雙方約定被告李某敏將涉案汽車作價300000元賣予范某明。第一篇：案例分析課程作業(yè)3案例分析3一、案例信息粵A869D9號寶馬牌汽車（以下簡稱涉案汽車）于2007年10月29日登記在被告張某名下。2010年9月20日，被告張某、李某敏簽訂二手汽車買賣合同一份，約定張某將涉案汽車作價500000元賣予李某敏，后張某向李某敏交付汽車及行駛證，雙方未辦理汽車過戶登記。范某明于2011年5月1日支付定金5000元，向被告馬某濤支付介紹費2000元。李某敏在合同簽訂后向范某明交付車輛行駛證，但未辦理過戶登記。范某明因車輛無法過戶，且被查封，遂提起確權之訴，并要求三被告連帶賠償損失5000元。根據(jù)范某明提交的證據(jù)，范某明已經向李某敏支付全部車款，但根據(jù)其提交的接車單、好易用戶通知單，僅能證明2011年5月繳納交通違章罰款及2011年6月21日修理涉案汽車的的事實，范某明以接車單證明其實際接收車輛，又以接車單所載日期之前的交通罰款繳款證明其實際使用車輛，該兩份證據(jù)存在矛盾，不符合一般常理，不予采信。涉案汽車在范某明起訴之前已經涉及到其他權利人且被人民法院依法查封，現(xiàn)范某明未經依法登記而主張該財產的所有權，其購車并支付價款的行為并不足以排除其他權利人成為涉案汽車的所有權人。若經法院審理后明確涉案汽車的其他權利人情況或權屬，范某明可就其實際購買涉案汽車對被采取強制措施的物提起的確權之訴的處理——范某明訴李某敏、張某、馬某濤所有權確認糾紛案劉高的情況再行訴訟或提出異議以維護其合法權益。范某明明知被告李某敏并非涉案汽車的登記所有權人而向其購買汽車，其本身對于不能及時辦理過戶手續(xù)的后果存在過錯。范某明稱被告李某敏口頭承諾為范某明辦理車輛過戶手續(xù)，但未能舉證予以證明。故范某明要求被告李某敏賠償損失，被告張某、馬某濤承擔連帶清償責任，無事實和法律依據(jù)。因此，從實體上可以確認范某明對涉案車輛享有所有權。不管是保全查封，還是實際執(zhí)行查封，應該都有在法律上限制轉讓的效力。因此，把執(zhí)行的申請人歸于善意第三人也有道理。從程序上來講，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二條和第二百零四條分別對執(zhí)行過程中執(zhí)行行為的救濟進行了規(guī)定。至于相關權利人能否不經過執(zhí)行異議程序，直接提出確認之訴，民訴法沒有明確規(guī)定，實踐中也有不同的意見。這樣可以兼顧執(zhí)行程序的快捷便利和訴訟程序的實體公正，而且可以平衡執(zhí)行申請人、被執(zhí)行人以及案外人的權益，從而避免被執(zhí)行人利用虛假確權之訴逃避債務。最高法院民事訴訟法修改研究小組編著出版的2008年民事訴訟法修改的理解與適用一書實際也持這種觀點。根據(jù)第26條規(guī)定，審判機構在審理確權訴訟時，應當查詢所要確權的財產權屬狀況，發(fā)現(xiàn)已經被執(zhí)行局查封、扣押、凍結的，應當中止審理；當事人訴請確權的財產被執(zhí)行局處置的，應當撤銷確權案件；在執(zhí)行局查封、扣押、凍結后確權的，應當撤銷確權判決或者調解書。這與民訴法第二百零四條的規(guī)定精神是一致的。因此，對確權之訴應直接駁回起訴，告知其通過執(zhí)行異議及異議之訴程序解決。被告及其派出機構民航湖北安全監(jiān)督管理局在日常監(jiān)管過程中，發(fā)現(xiàn)東星航空有限公司存在安全隱患。同月16日，民航湖北安全監(jiān)督管理辦公室以民航明傳電報的方式向被告發(fā)出《關于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運行檢查的情況報告》。3月12日，中國民用航空局和被告組成兩級安全檢查組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進行全面檢查，發(fā)現(xiàn)其安全管理存在重大問題，對飛行安全構成嚴重威脅，并向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發(fā)出《民用航空行政檢查整改通知書》，要求東星航空有限公司就相關問題進行整改。被告收到該函后，于當日以民航明傳電報的方式向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發(fā)出《關于暫停東星航空公司飛行的通知》。另查，2009年3月10日，通用電氣商業(yè)航空服務有限公司、艾特爾飛機租賃有限公司等6家債權人向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提交《破產申請書》，請求對東星航空有限公司進行破產清算。同日，指定東星航空有限公司清算組為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但東星航空有限公司破產管理人至今尚未到工商部門辦理注銷登記手續(xù)。同月20日，東星航空有限公司董事會以東星航空有限公司董事會的名義向中國民用航空局提起行政復議。據(jù)此，中國民用航空局對以“東星航空有限公司”及“東星航空有限公司董事會”名義提起的行政復議申請不予受理。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十二條規(guī)定，與具體行政行為有法律上利害關系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該行為不服的，可以依法提起行政訴訟。（二）原告起訴并未超過法定起訴期限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執(zhí)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四十一條規(guī)定，行政機關作出具體行政行為時，未告知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訴權或者起訴期限的，起訴期限從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知道或者應當知道訴權或者起訴期限之日起計算，但從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具體行政行為內容之日起最長不得超過2年。兩原告于2011年2月24日向法院提起訴訟并未超過2年的起訴期限。被告作出的停飛決定，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