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這種做法是否比中國更好呢 ? 其實未必 ! 首先 ,印度采取的比中國更為 嚴厲的稅收再分配制度并沒有顯著地減少收入分配上的差距 ,雖然基尼系數變小了 ,但是印度收入 最高的 20 %居民占全社會收入或消費的百分比僅比中國低了 6 個多百分點 。然而 ,這里有一個令人奇怪的現(xiàn)象是 ,印 度的基尼系數竟然會低于中國 。如果做個比較 ,那么就可以發(fā)現(xiàn) ,中國和印度的基尼系數與收入分配的不公平程度雖然要高于發(fā)達工業(yè)化國家 ,但是卻比加勒比和拉丁美洲國家 ,以及大部分非洲國家 要低得多 (它們的基尼系數一般都在 50 %至 60 %之間) [ 1 —p72～73 ] ,這也正是為什么中國和印度的經 濟增長要比加勒比 、拉丁美洲和非洲國家更加強勁有力的原因所在 。首先 ,從基尼系數來 看 ,中國為 44. 7 % ,印度為 32. 5 % 。假如我們忽略了中國與世界發(fā)達國家在經濟增長階段上的差異 ,而 盲目地依據這種并不科學的比較方法去制定我們的收入分配政策 ,那么其出錯的概率就會很大 。并且 ,隨著資本積累的完成 ,整個社會也就沒有必要依靠維持一 種較大的收入分配差距來維持一種較高的社會儲蓄率 ,于是政府就可以采取各種轉移支付或再分 配手段來公平社會收入的分配 ,結果 ,原來較高的基尼系數便會逐漸地趨于下降 。進一步的分析還可以發(fā)現(xiàn) ,正是因為在一國經濟增長的初期資本要素高度稀缺 ,所以為了鼓勵 人們儲蓄 ,政府通常也不太可能在經濟增長的初期階段就大規(guī)模地推行收入再分配的政策 ,否則 , 不僅是資本的原始積累難以完成 ,就是人們最初被激發(fā)起來的那種創(chuàng)造財富的動力也會轉瞬即逝 。但是 ,當一國借助于市場經濟制度和工業(yè)革命 而開始發(fā)生經濟增長時 ,原有的那種社會收入分配結構就會被迅速地打破 ,那些擁有生產率相對較 高的要素所有者 ,或者擁有某種稀缺要素的所有者的收入就會相對較高 。根據庫茨涅茲的發(fā)現(xiàn) ,社會 收入分配的不公平指數 ,也就是我們在此所說的基尼系數 ,在經濟增長的早期階段是趨于上升的 , 只是到了人均收入超過某一個臨界點時 ,該指數才會掉頭向下 ,社會收入分配也才會出現(xiàn)漸趨公平 的現(xiàn)象[ 5 —p276 ] 。反之 ,我們便有理由說 ,經濟增長的成果并未被社會大部分人口或家庭所分享 ,于是我 們前面所說的那種儲蓄率過高和內需不足 ,從而經濟增長不可持續(xù)的現(xiàn)象就遲早會發(fā)生 。反之 ,則相反 。假如基尼系數為 1 ,那么就意味著社會收入分配達到了 最不公平的程度 ,即社會中最富有的那些人 100 %地獲得了社會的所有收入 。但是 ,為了使得經濟增長能夠真正產生這樣的社會效應 ,公平的收入分配是非常重要的 ,為此 ,經濟學家們便創(chuàng)建了一種專門用來衡量社會收入分配之公平性的指數 ,該指數被定義為“基尼系 數”[ 4 —p569 ] ,它所測量的是一國經濟中個人或家庭之間的分配偏離完全平均分配的程度 。這種情況假如被不斷地持續(xù)下去 ,那么該國最終將會因為遭遇來自外國的貿易制 裁而陷入因為缺乏需求而引起的經濟衰退 。因為在一般的情況下 ,公平的 收入分配可以增加國內居民消費 ,從而使得本國宏觀經濟中的供求關系保持平衡 。我們試圖從三個角度來分析中印兩國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 ?，F(xiàn)在 ,我們還將從未來發(fā)展的趨向上進一步闡述中印兩國可能面臨的挑戰(zhàn) 。至于中國成為世界工廠就會導致中國的環(huán)境遭到 破壞的說法就更加沒有道理了 ,當中國是通過加工貿易而成為世界工廠的時候 ,中國經濟增長對國 內環(huán)境的破壞應當是趨于減少的 ,假如是因為有破壞中國環(huán)境的產業(yè)進入中國 ,那么這也不是加工貿易或者中國成為世界加工廠的錯 ,而是由于中國各級政府沒有能夠加強對破壞環(huán)境的產業(yè)進入 中國的管制所造成的 。正是在這樣的意義上 ,我們認為中國通過加工貿易來發(fā)展我們的制造業(yè)是正確的選擇 ,因為來料加工與進料加工都可以緩解中國經濟高速增長 中的資源緊缺問題 。在這里我們特別不能接受的是這樣一種觀點 ,即中國通過對外開放而成為世界加工廠會導致 中國資源枯竭和環(huán)境遭到破壞的說法 ?？傊?,無論從商 品貿易 、服務貿易 ,還是從外國直接投資等數據來看 ,中國的對外開放度都要比印度大得多 ,而造成 這種差別的主要原因就在于中國擁有規(guī)模巨大 、且高度參與國際分工的制造業(yè) ,而印度卻只有以滿足內需為主的服務業(yè) ,因為服務部門的很多產品都是不可儲存的非貿易品 。在弄清楚了中國和印度為何會走上不同的經濟增長道路這個問題以后 ,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另 外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 ,那就是中國和印度為什么在對外開放方面也會有如此重大的差別 ? 從統(tǒng) 計數據可知 ,2003 年中國貨物貿易占 GDP 的比重達到了 60. 1 % ,外國直接投資總額占 GDP 的比重為 4. 5 % ,與中國相比 ,印度的這兩個比例都要低得多 ,前者僅為 21. 1 % ,后者則更低 ,只有微不足 道的 0. 8 % 。由于發(fā)展制造業(yè)與發(fā)展服務業(yè)所需要的勞動力在素質上是不盡相同 的 ,所以在勞動力素質平均水平較高的中國制造業(yè)獲得了極為充分的發(fā)展 ,而在勞動力素質平均水平較低的印度制造業(yè)的發(fā)展卻非常困難 。正如我 們在日常生活中經常可以看到的那樣 ,服務業(yè)通?？偸强梢苑譃楦叨伺c低端兩種不同類型的部門 ,前者如金融與貿易等 ,后者如商品零售與交通運輸等 ,所以在服務業(yè)中就業(yè)的可以是高級人才 ,也 可以是素質較低的普通勞動者 ,這也就是說 ,服務業(yè)所需要的勞動者并不一定都是均質的 。再從教育成果來看 ,2002 年中國成 人的識字率男性為 95 % 、女性為 87 % ,青年識字率男性和女性均為 99 % ,但是在印度 ,相應的數據 則為 68 % 、45 % ,以及 80 %和 65 %[ 1 —p88～97 ] 。我們先來看中國和印度在居民接受教育機會上的差異 。并且 ,正是因為有 了這樣的競爭 ,反而使得政府的租金率大幅下降 ,腐敗行為也會因為競爭而趨于減少 ,或者至少是與經濟增長激勵相容的 。以 2003 年的數據為例 ,政府腐敗構成企業(yè)發(fā)展限制的數值在中國為 27. 3 % ,而在印度則要高達 37. 4 % ,要比中國整 整高出了 10 個百分點[ 3 —p246 ] 。因為投資于大規(guī)模的制造業(yè) ,一旦經營出現(xiàn) 問題就會因為僵化的勞工市場和曠日持久的破產程序而陷入無路可退的絕境 。最后 ,在中國 ,處理破產企業(yè)所需要的時間平均為 2. 4 年 ,而在印度 則需要花去整整 10 年的時間[ 1 —p278 ] 。但是在反映企業(yè)雇用職工的僵化指數中 ( 其取值41范圍為 0 100) ,印度則要比中國高出 12 個指數點 (這個數值越高 ,表明其勞工市場就越是僵化) ,中國的數值為 30 ,而印度的數值則高達 48 。財產登記注冊在中國只需要 32 天 ,而在印度則需要 67 天 。第二 ,從商業(yè)環(huán)境上看 ,中國在總體上也要比印度好得多 。然而 ,中國的情況則剛好相 反 ,中央政府通過各種流轉稅 、地方政府通過土地批租或者銀行借款可以籌措到足夠的用于基礎設施投資所需要的資金 ,而在動態(tài)過程中又可以通過投資環(huán)境的改善達到吸引外資流入的目標 ,并將 政府支出進一步擠入基礎設施投資的良性循環(huán)過程 。通過以上的分析對比 ,其實我們還可以得到一些新的發(fā)現(xiàn) ,由于印度政府的財政收入高度依賴于各種所得稅 ,所以在經濟發(fā)展以前 政府的稅收收入在數量上就必定是非常有限的 ,因此政府為了保持財政收支平衡 ,就只得舉債 ( 包 括內外債) 。此 外 ,再考慮到印度的土地基本上歸私人所有 ,所以印度的地方政府是很難以土地批租這樣的方式來 籌措改善投資環(huán)境所必需的基礎設施投資 。為了達到以上目的 ,中國的地方政 府就必須為改善投資環(huán)境而進行基礎設施的投資 ,這種投資的費用先是通過土地批租或者銀行借款來籌措的 ,進而是通過由產業(yè)發(fā)展所造成的稅基的擴大而征得的 。如此巨大的結構性差異 ,必定會使得印度國內的基礎設施投資嚴重 不足 。 中國中央政府的財政收入主要來自商品和服務稅 ,其支出主要用于基本建設 ,也就是國際上所說的 基礎設施建設 。從統(tǒng)計數據來看 ,中國和印度在投資環(huán) 境和商業(yè)環(huán)境上大致存在以下差異 :第一 ,從投資環(huán)境來看 ,中國有比印度更好的基礎設施 ,因此 ,中國要比印度更適合發(fā)展制造 業(yè) 。眾所周知 ,中國和印度的稟賦特征是非常相似的 ,可是中國和印度的經濟增長道路為何還會產 生如此重大的差別和非常不同的做法呢 ? 為了回答這個問題 ,我們就有必要對中國和印度的投資 和商業(yè)環(huán)境加以比較分析 。到了 2003 年時 ,印度的 產業(yè)結構相應地變化為 22 % 、27 % 、16 %和 51 % ,其各大產業(yè)的年均增長率則分別為 2. 7 % 、6. 0 % 、6. 5 %和 7. 9 % 。印度的情況與中國恰好相反 。到了 2003 年 ,以上這些數據相應地變化為 15 % 、52 % 、39 %和33 % 。 這可以從兩國經濟的產業(yè)結構及其增長的速度上明顯地觀察到 。但是也會有一部分國家會直接從農業(yè)生產 國轉向以服務為基礎的經濟 。而這正是軟性制約因素要比印度更多的中國為何會比印度發(fā)展得更快的原因所在 。但是 ,問題就在于 ,在 以上這兩種不同性質的制約因素中 ,究竟是何種制約因素對經濟增長構成了更大的障礙呢 ? 世界銀行 2005 年度的世界發(fā)展報告通過調查和研究表明 ,在構成發(fā)展中國家經濟增長的各種制約因素 中 ,名列首位的并不是制度 、技術和金融體制等軟性因素 ,恰好是人們通常都認為并不重要的基礎 設施[ 3 —p11 ] 。不錯 ,發(fā)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往往都同時面臨著雙 重的制約 :既有軟性的制約 ,如制度和技術 。第二 ,還有許多人認為 ,印度在基礎設施上的供給不足是可以得到彌補的 ,但是中國在制度與 技術等“軟”實力方面存在的問題將是難以得到克服的 ,因此 ,從長期來看 ,印度的發(fā)展?jié)摿σ笥?中國 。其次 ,當我們把這樣的區(qū)別作更進一步的分析時 ,可以清楚地看到 ,中國制造業(yè)由 于具有較長的產業(yè)鏈和更大的產業(yè)溢出效應 ,從而可以創(chuàng)造更多的就業(yè)機會 ,帶來更為公平的經濟 增長 。在我 們看來 ,這樣的觀點并不正確 。在對中國和印度的開放模式進行比較之后 ,我們有必要澄清兩種已經廣為流傳 ,但是卻并不正 確的觀點 。然而 ,在印度卻因為政府的不作為 ,而 看不到國家對制造業(yè)的這種支持 。更加重要的是 ,除了率先發(fā)動工業(yè)革命的英國之外 ,幾 乎每一個通過發(fā)展制造業(yè)而走上工業(yè)化發(fā)展道路的國家 ,在其制造業(yè)發(fā)展的早期階段都需要政府 的適當保護和有力的出口支持 。而中國卻因為存在語言等方面的障礙 ,在這 方面反而沒有比較優(yōu)勢 。當我們再把印度民主的 、但同時又是分散的和缺乏效率的政治體制與其基于種姓制度之上的 精英教育體制結合起來 ,再加上由于英國殖民而留下的語言遺產 (英語被英國殖民者確定為印度的 官方語言) ,那么我們就很容易理解印度為何無法采取鼓勵出口的發(fā)展戰(zhàn)略 ,并且在政府無法作為3的自由化貿易戰(zhàn)略中自然而然地走上了參與全球計算機軟件業(yè)外包式國際分工的道路 ?，F(xiàn)在的問題是 :印度為何只能做這樣的選擇呢 ? 假如我們 把素質較差的勞動力和糟糕的基礎設施這兩個初始條件結合在一起考慮 ,那么我們就會發(fā)現(xiàn) ,印度 是沒有能力吸引世界跨國公司到其國內投資生產的 ?；A設施非常糟糕 ,并且因為過早地推 行西方式的民主而導致政府效率非常低下 。 當印度開始改革與開放時 ,它所面臨的初始條件與中國是非常不同的 ,概括起來大致有以下特點 :有比中國更好的企業(yè)制度和比中國更好的金融體系 。通過引進跨國公司的直接投資 ,不僅有效增加了中國的投 資總額 ,還激活了市場競爭 ,激發(fā)了中國的企業(yè)家精神 ,促進了中國企業(yè)制度的改革 。這樣的初 始條件和經濟特征就決定了中國的對外開放只能采取出口導向和大規(guī)模引進外國直接投資的模式 。第二 ,內需因為過剩勞動 和農村居民數量過大而嚴重不足 。在開始向市場經濟轉型的時候 ,中國的初始條件是 :有數量龐大的過剩勞動 ,但沒有真正意義上 的企業(yè) ,也沒有真正的企業(yè)家 ,并且還是一個典型的城鄉(xiāng)分割的二元經濟結構國家 。就中國而言 ,對 外開放的主要方式是出口導向和引進外資 ,而印度的對外開放則采取了對外投資與自由貿易的方 式 。不管中國和印度在走向市場化的過程中所采取的方法有多大的不同 ,但是 ,中國和印度的改革 在有一點上卻是非常相似的 ,那就是兩國都謹慎地采取了漸進改革的方式 ,從而避免了那種發(fā)生在前蘇聯(lián)和中東歐計劃經濟國家轉型過程中的社會動亂 ,以及因為社會動亂而造成的經濟衰退 。貿易自由化導致激烈的市場競爭 ,這種競爭不僅來自國內 ,而且還來自國際社會 ,其結果是大幅度地提高了印度企業(yè)的生產率 ,并且還顯著地減少了印度企業(yè)關門倒閉的現(xiàn)象 。印 度大致上是在 20 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