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的情況）列出了最佳的加價幅度估計。因此，可以得出這樣的結論：當刪除一些引起誤差的數據時（用QRATIO的數值進行判斷），可以得到符合實際情況的加價幅度。當刪除QRATIO2的商品數據后，大部分的負加價幅度情況消失了，1988年后雖還有一些負的加價幅度，但數值也較小。顯然，第二個準則更為嚴格，得出的數據更確切?？紤]到商品存儲過程有可能使轉出口商品數量大于進口數量，從而QRATIO1的情況有可能存在。 在統計中，當統計的香港轉出口數量大于從中國進口數量時，可以肯定存在著統計錯誤，包括計算商品數量時采用不同的商品單位。該商品1994年轉出口的數量比先前香港進口時擴大了617倍，可見數據錯誤之大。以1994年用方法A計算的加價幅度為例，如果包括全部的HS商品，％，而若刪除了若干HS商品的數據，％（見表2）。 事實上，在表2中，當我們考慮中國商品轉出口美國（東向貿易）時，常常就會出現這種統計錯誤。在計算中，由于貿易商品的單位價值都是用總價值除以商品數量得到的，那么商品數量產生誤差（如轉口時采用的商品單位發(fā)生了變化），就會導致商品單位價值的統計數據出現錯誤 例如，美國貿易統計一般以“十億”或“百萬”為單位，而中國則一般以“億”或“萬”來表示。雖然某些特殊商品在特定情況下會減價，但大多數商品價值在1984－1995年度有三次減價的幅度都超過100％，就令人懷疑了。如果轉出口價值更低，則加價幅度在絕對價值上超過100％，這在表4中標為－100。 表4中可以看到1984－1987年的加價幅度仍是正值，但1988年以后就出現了負值。 美國商業(yè)部和中國海關總署的聯合報告中并沒有表明1992和1993年香港轉出口中國的美國商品的加價幅度，而把注意力集中在空運等其它因素導致的價格差別。其中還包括日本經香港轉出口美國的商品，以及日、美經香港轉出口中國的等等。不過，這些數據是根據除中國之外的其它所有原產地國家通過香港轉出口的商品計算出的 這一情況是根據香港統計調查署與中國海關總署之間交流得到的。雖然香港轉出口到美國（東向貿易）的中國商品有很高的加價幅度，但迄今的研究發(fā)現從美國經香港轉出口到中國的商品加價幅度卻很低。在進一步的研究中，我們還可確定出每一個商品平均加價幅度的變化中，有多少取決于單個商品的加價的變化（即加價是可以變化的，而商品的組成是不變的），有多少取決于再出口商品的組成變化（即商品組成可以變化，而單個商品加價幅度是固定的）。加價幅度的這種持續(xù)下降可能與當時香港多家公司競相進入轉出口行業(yè)而形成的激烈競爭有關。在計算這些國家的加價幅度時，方法C是最佳方法，均比方法A估計得要小。有關所有國家之間對各種商品的加價計算的數據軟盤正在制作之中，不久即可以從作者那里得到?？傊?，轉出口到美國的加價幅度并非很大，因為相比之下，這些國家的加價幅度的估計值年際間波動就比較大 當比較香港從中國轉出口到發(fā)達國家與到發(fā)展中國家時（例如比較美國與非洲國家），加價變動的幅度會更大。由于方法B（計算的是轉口到世界各地的平均加價幅度）與運往的最終目的地無關，因此在計算每個國家的情況時，我們分別采用方法A和方法C，而表2中用方法B計算的結果并不受此影響。 我們也可以用同樣的方法計算出香港轉出口到世界其它國家的中國商品的加價幅度。因此，可以認為，方法A的計算結果為“真實加價幅度”的上界，方法B的結果為其下界，而方法C為最準確的估計。 方法C中，我們使用中國出口數據來計算最終目的地是美國的香港進口商品的單位價值（）與香港轉口到美國的商品單位價值（）相比較，％。從表1中可以看到計算結果，可見一般運到美國的進口價值比較高。這種區(qū)分不能從香港的進出口數據中得到。因此，聯合小組和香港調查署的估計差異，在我們分別使用方法A和方法B的估計中都表現的非常明顯。很明顯，方法B和香港調查署向出口商調查中提的問題一致：所有從中國進口的，轉口至世界上任一個國家的平均加價幅度是多少 這一情況是根據香港統計調查署與中國海關總署之間交流得到的。如果轉口到世界其它地區(qū)的加價幅度低于運往美國的，則這種方法估計的加價幅度低于方法A。 方法B是對比香港從中國進口的商品的單位價值（1美元）與香港從中國轉運到世界其它國家的商品的單位價值（）。這種情況下，由于香港從中國進口的總的商品的單位價值過低，所以獲得的加價幅度就過高了。但從表2中看到實際值有些出入?？梢钥吹较愀?988－％ 附錄中有用于計算加價幅度的公式。我們所用的計算方法是完全一樣的，但采用的時間區(qū)間更寬。 這一計算在圖中被標為“方法A”，與表2中第一列聯合小組報告中計算的基本一致，這一報告通過將香港從中國進口的所有商品的單位價值。但在香港的數據中并沒有這些單位商品的價值。所以，這些數據的缺乏給我們進行的加價幅度估計工作帶來了許多困難。在這里，我們有必要強調一下，這些香港進口的全部商品的單位價值數據是可以找到的。我們通過圖1中的例子可解釋這兩種方法的區(qū)別。表1的第2列中列出了這些數字，根據香港調查估計出來的加價幅度要低于聯合小組的報告。 第二個加價幅度估計是根據香港統計調查署對出口商品的調查作出的。但如果按再出口的價格計算， ％（）。在分析中，我們要保持一致性。表2提供了一些對香港加價幅度的估計。下面，我們來估計這一增加值。為了估計出這一逆差的“真實”數字，我們有必要計算一下中美雙方商品在經過香港時的價值變動。因此，美國公布的美中貿易逆差實際上是高估了。但美國商業(yè)部并沒有這樣做。這種利潤流動有一系列的原因：中國企業(yè)經理開低價發(fā)票實質上是一種“迂回戰(zhàn)略”，將轉移的利潤以外國投資的偽裝方式流回中國，以享受中國對外資、合資企業(yè)的免稅待遇；他們還可以用這種低價發(fā)票分散公司資產，規(guī)避風險；同樣，外國合資者也可以以此和中國合作者共享通過減少帳面利潤帶來的收益。因此，如果香港方面計入了走私的商品價值，則我們將走私的因素也考慮在內（而如果中國、香港都未計入，但美方計入，則無法用此方法矯正了）。如果由于走私造成香港方面統計了而中國未統計，則會造成這種數值的不一致性。這一巨大差額一方面是因為中國沒有統計某些經香港轉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另一方面則是反映了香港對這些商品增加的價值?？紤]到香港為出口到美國的商品所提供的服務包括安排運輸、保險、尋找客戶等，因此，對這些中國商品的附加值可能是相當可觀的。即使這一點不存在，仍有第二個原因，中國方面統計經香港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價值是按它們離開中國時的價值，而香港則按它們離開香港時的轉口價值統計。 為什么中國經香港出口到美國的商品價值與香港公布的轉口貿易價值不同呢？至少有兩個方面的原因。但對這種情況，中國可能算作是從美國經香港進口的商品，從而造成表1B部分較高的數值。該差距的存在也許由于兩國對轉口貿易的定義不同。在這種情況下，1995年以前中國報告的這樣大的數據十分令人吃驚。 在表1的B欄中，有關中國通過香港從美國進口的商品數，中國與香港公布的也不一樣。1995年雙方公布的數字分別為140億美元和275億美元。可見，中國的數字要小于香港公布的數字。這一點可以從表1的第四列與第五列的比較中看出。 自1993年以來，中國海關一直在努力調查出口到香港的商品的最終目的地，從而大大增加了其統計數字的準確性。相比之下，中國海關的統計只包括直接向美國出口的和出口時已知最終目的地是美國但經香港轉口的貨物。 中國最大的資料庫下載 雙方關于貿易逆差的數據相差如此之大，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香港的轉口貿易。而中國公布的數據卻認為在1988年到1992年，美國對華貿易一直是順差，只是從1993年開始才有逆差。 從C部分我們可以看到，美中雙方公布的貿易差額不僅在數值上相差很大，有時甚至符號都相反。表中第一列的數據來自于美國商業(yè)部，第2列到第4列的數據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海關總署提供。表1中，我們比較了雙方公布的東向和西向的貿易值。例如，1995年美國官方的貿易逆差為338億美元，中國官方的數字則只有86億美元，使用我們對轉口香港貿易的加價幅度估計，我們發(fā)現1995年的美中實際貿易逆差在156億美元至216億美元之間。此外，我們還建立了一套新的方法來發(fā)現和糾正香港轉口貿易衡量上的誤差。 本文中，我們努力在這兩個方面改進對加價幅度的估計，我們使用的是香港和中國大陸海關提供的1988年至1995年的數據，中國數據包括通過香港出口到最終目的地的情況。因此，全部進口產品的單位價值并不完全反映轉口到美國的商品單位價值，因此，這種估計的誤差就很大。 商業(yè)貿易聯合委員會的這項研究在估計香港轉口貿易加價幅度方面無疑取得了很大進展，但仍存在著兩個缺陷：第一，研究報告中所用的進口數據只有原產地而沒有目的地。在這一報告中，對從香港轉口到美國的中國商品加價幅度的估計是轉出口價值的29％。這些調查除了說明近年來平均加價幅度的提高以外，還說明了對中國商品的加價幅度遠遠超過其它通過第三國轉口商品的平均加價幅度。調查發(fā)現，1988年的平均加價幅度為14％，1991年為17％。這些估計主要是依據香港有關部門的調查和個別訪談。1993年以后，盡管在統計數字上仍有誤差，但中國逐漸修正了這種統計方法，改為以向香港出口的商品的最終目的地為出口國。 美國和中國在貿易逆差估計上的巨大分歧主要取決于這樣兩個問題：第一，到底有多少出口到美國的中國商品是經過香港轉口的；第二，怎樣計算這些商品在香港附加的價值。美中兩國的官方統計有非常巨大的差別，這種差別主要來源于對香港轉口貿易的不同處理。（2）美國進口產品的生產從東亞加速轉移到中國。中國人口分布結構，社會保障的缺乏，發(fā)達金融體系的缺乏，以及1978年后形成的用于投資非國有企業(yè)的投資性儲蓄等等，都可能造成中國的高儲蓄率。 本文的第二部分指出，只有當能夠改變一國經濟中的儲蓄與投資的行為時，保護主義才能影響總體的貿易平衡，同時還要有很強的“財產效應”，并且要求很快顯示出來。例如，1994年修正的雙方關于美中貿易逆差的數字分別為150億美元和200億美元，而兩邊官方公布的數字分別為80億美元和300億美元。之所以能做到這一點，是因為我們使用了一種新的方法并利用中國海關總署提供的詳細的商品出口數據。根據研究目標，本文分成兩個部分。第一個是縮小美中貿易實際逆差的估計區(qū)間。而美中兩國對貿易逆差估計的巨大分歧也使超級301法案的執(zhí)行者難以作出適當的決定。由于該法案采取的反擊手段將嚴重破壞國際政治經濟關系，因此，該準則所依靠的數據是否準確，就顯得尤為重要了。更進一步，當將資本流引入模型時，某些國家在好幾個時期中對所有其他國家都存在貿易逆差。 當然，對美中貿易關系的主要考慮來源于政治經濟 雙邊貿易平衡不是衡量福利的標志。見附錄表A3。到1995年，在美國進口的34種制造品中，有9種中國已擠入前五大進口國。這種違反常規(guī)的現象，加上中國還頻頻向外投資，使人們認為中國依靠實行重商主義來刺激出口。 由于一國的貿易差額等于國內儲蓄減去國內投資，一般情況下，為加速經濟發(fā)展，投資回報率高的低收入國家（如中國）會通過吸引外資來彌補國內資金的不足，這樣就比較容易造成本國的貿易逆差。如果按照PPP匯率測算，中國在世界經濟中是較窮的國家。 不少人認為美中巨額貿易逆差的原因是中國過度保護本國市場，從而要求提高中國加入世貿組織的條件。根據美方數字，1995年美中雙邊貿易逆差為340億美元，而中國卻認為只有90億美元。然而，令人不可思議的是，雙方在就貿易不平衡問題爭執(zhí)不休的同時，卻一直沒有明確弄清美中貿易逆差 本文中，我們在談到雙邊貿易逆差（順差）時將美國作為“本國”，即美國對其貿易伙伴有逆差（順差）。（ii）美國大部分進口商品的生產從東亞加速轉移到中國。例如，使用新方法修正后的1994年和1995年美中貿易逆差分別在150200億美元和160220億美元之間，而雙方官方的估計卻分別為80300億美元和90340億美元。與以往的研究相比，我們有兩個特點：（i）使用了一種新的方法；(ii) 采用了中國海關總署提供的詳細的商品進出口數據。第二是討論該逆差出現的原因，并分析這些原因的相對重要性。美中貿易逆差：規(guī)模和決定因素Robert C. Feenstra 海 聞 胡永泰 姚順利內容提要 本文研究有兩個目標。第一是衡量美中雙邊貿易的實際逆差。在此之前，已有不少人曾作過美中貿易逆差的估計。因此，我們對美中貿易的實際逆差作出了一個更精確的估計。近年來美中貿易逆差的不斷擴大有多方面原因，我們認為其中最主要的兩個原因是：（i）美中兩國的宏觀經濟力量沿相反方向移動，造成與之緊密關聯的整體貿易平衡也背道而弛。美中貿易逆差：規(guī)模和決定因素1. 引言 近年來，美中貿易逆差逐漸擴大，極大地影響了中國加入世貿組織（WTO）的談判進程。究竟有多大。如果美方數據準確，對美國來說，中國為僅次于日本的第二大貿易逆差國（日本對美國的貿易逆差為590億美元）；但如果中方數據準確，美中貿易逆差則小于美國對加拿大、墨西哥、德國和中國臺灣等地的貿易逆差。目前，雖然中國仍然屬于不發(fā)達的第三世界國家，其加入世貿組織的進程仍困難重重 這一結果是使用市場匯率按1995年的人均GDP測算的。數據來自于《世界發(fā)展報告》1997。相反，主張放寬中國入關條件的支持者則強調造成美中貿易逆差的其它方面因素，如中國周邊國家紛紛將低技術的勞動密集型產業(yè)轉移到中國等等。但中國自1994年以來，一直處于貿易順差的地位，而且順差越來越大。這種觀點也來自于近十年來中國對美國市場的滲透。而1985年時沒有一種制造品的前五大進口國有中國，1990年也只有一種 如果我們考慮每一類商品的前10名進口國，則1995年在15類商品中包括中國，1990年為3種，1985年為1種。在自由貿易的多國模型中，根據比較優(yōu)勢進行貿易可能使3個國家之間形成一個雙邊貿易逆差的循環(huán)鏈（即，A國對B國存在貿易逆差，B國對C國存在貿易逆差，C國對A國存在貿易逆差）。雙邊貿易逆差及總貿易逆差實際上使得每個國家福利增加，否則的話該國可以選擇退回到封閉經濟中。1988年，美國國會通過了超級301法案，來反擊與美國進行不平等貿易的國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