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主持社會公道，紓解人間不平。這樣做有三個好處，一是奸邪黑惡勢力被消除，正義得到了弘揚，清官、俠士成為朝廷的忠臣和人們崇拜的英雄；二是俠士在清官的帶領下，在一系列除暴安良的俠義行為中得到了理想的改造和最佳的歸宿，三是將俠的行為匡定在除暴安良和輔法等為國為民的社會價值系統(tǒng)中，使俠成了社會正義、公道的維護者，確立了正義化的俠客形象，標志著自魏晉六朝以來對俠的正義化改造的完成和俠的觀念意義的確立。 極目古今話短長 因此，清官與俠士的結合，既是作者的一種理想化創(chuàng)造，也是有批判現實的意義。在這些小說中，作者都揭示出清官和俠義之士聯(lián)合的前提，那就是權貴奸臣和黑惡勢力的存在。夠反映清代文人的俠義觀念，代表清代文人對俠的義化創(chuàng)造主流的卻是俠義公案小說和俠義言情小說。而長篇章回體俠義小說的成功創(chuàng)作，使作家能夠將這一切付諸于俠客形象的創(chuàng)造 極目古今話短長 清代是俠義小說創(chuàng)作的繁榮期。而長篇章回體俠義小說的成功創(chuàng)作，使作家能夠將這一切付諸于俠客形象的創(chuàng)造。作為修飾性語素在詞匯中的廣泛運用，也意味著俠已不僅僅用來指稱某一類人物、形象或心理氣質，已成為人們觀念意義中的一種價值用語。清官與俠的相互倚重，已明確表現出文人對俠的正義價值的肯定和義俠改造的最終完成。明代文人則在廣泛的世俗生活中滲透俠義精神，注重在社會倫理道德方面，將俠塑造成忠孝節(jié)義的楷模。除了俠義小說的創(chuàng)作外，在這個時期文人的一些評論性文字中，也較多地出現對俠的評論，它和小說一起，促進了俠的觀念意義的形成和確立。④在這些小說、評論中，作者將俠引向廣闊的世俗生活，在世俗生活諸多的不平中塑造俠的正義人格，唐人豪俠小說中的志怪色彩大大減少甚至完全退出。而這時俠由世俗走向正義，除了客觀的社會現實，民間正義精神的濡染外，宋元明清文人的正義化改造也是舉足輕重的一環(huán)。將俠改造成了符合儒家社會倫理道德和君臣觀念的“正義之俠”，俠不但成了忠、孝、節(jié)、義的模范，而且成了輔法安良的英雄 (功臣 )和民間崇拜的偶象。而宋元明清時期，都市社會的發(fā)達與城市文化的繁榮，游民的大量存在與武林、綠林等民間社會的興盛，改變著俠和俠文化的存在。 自魏晉六朝以來，文人對俠的義化改造漸次邁時，至唐已開始成為一種自覺的理性創(chuàng)造，但這一正義化的過程卻是宋以后才完成的。 )使俠由魏晉六朝及隋唐上層貴族及其子弟的優(yōu)游生活方式轉變?yōu)槊耖g世俗社會公道、正義的主持者和大眾崇拜的英雄。 極目古今話短長 加之魏晉六朝以來上層貴族任俠風氣多輕薄奢浮之風，因而宋以后統(tǒng)治者不提倡任俠。如果說唐及唐前的俠和俠文化更多地體現著貴族文化色彩，上層社會包括帝王將相崇尚任俠，俠也被作為品評人物、晉身仕途的一種手段和譽論工具，那么宋以后則轉向了民間社會和世俗生活領域，更多地體現著民間文化色彩。 極目古今話短長 總之，從魏晉六朝到唐代，文人選擇了俠，創(chuàng)造了俠，以時代精神的張揚和正義觀念的澆灌，以富含時代內容和俠義精神的詩歌、小說的成功創(chuàng)作，在文學中開辟了俠的新天地，樹立了俠的正義觀念和人格精神，完成了俠由史家立傳到文人歌詠的文化創(chuàng)造?！? 李德裕此論標舉“義非俠不立，俠非義不成”，謂真?zhèn)b須“義氣相兼”。雖以然諾許人，必以節(jié)義為本。這方面內容除了唐人詠俠詩中提到，豪俠小說作者在小說結尾的議論中經常以“義”相涉外，李德裕 《 豪俠論 》 就是明確的號召。 極目古今話短長 從俠的文人創(chuàng)造歷程看，俠的最后歸宿就是“義俠”。唐人在豪俠小說中成功地塑造了眾多的豪俠形象，反映了廣闊的現實人生，為文學中表現游俠開拓了寬廣的藝術空間，真正完成了俠由史家立傳到文人歌詠的過渡。于是，唐人便開始將游俠主題向小說創(chuàng)作引進。 極目古今話短長 唐人繼承這一傳統(tǒng)，以其恢宏的時代精神和豐富的藝術形式，將詠俠詩的創(chuàng)作推向了高峰。二是俠文化史上，唐代完成了俠由史家立傳到文人歌詠的過渡。民間游俠并不是這個時期俠和俠風的主流。唐及唐前的俠盡管在精神風貌和行為方式上有時代的差異，但其主體精神和行為觀念、任俠方式卻一脈相傳，并以上層社會文化圈為主體。 極目古今話短長 唐代是俠和俠文化史上極為重要的歷史時期。同時，又保留了俠者諸如言信行果、以諾必誠、赴士厄困等司馬遷 《 史記 》 中所揭示的富含道德力量和價值的人格精神，并將其直接附麗于俠的功業(yè)意識和國家觀念中，使俠的文學形象取得了廣泛的社會意義和文學價值。在這一創(chuàng)造過程中，詩人們對歷史實存的游俠進行了一系列的藝術加工和形象設計。魏晉六朝以來，游俠形象開始大面積走進文學領域這不但使俠由史家社會意義的價值詮釋開始走向文學人格精神的藝術創(chuàng)造，為后世俠文學和俠的觀念意義的形成開了先河，而且使俠的社會存在包含了人們認可的社會價值意義，也使俠不致于消殞在史家放棄后的歷史文化長河中。文人為什么要鐘情于俠，當然有很復雜的社會文化、文學及自身的原因，但俠相異于知識分子的一種人格魅力和行為可能是文人知識分子所缺和最需要“補充”的，也就是人們常說的“儒俠互補”或借俠“豪氣一洗儒生酸”。 極目古今話短長 從文化史的角度看，魏晉以后，俠文化的傳承和延續(xù)成為比游俠活動本身更為重要的現象和事實，俠的文學形象體現著比俠的歷史實存更為深厚的社會意義和文化意義。”這也許是兩千多年來俠留給我們的豐厚遺產 —— 流淌在中華民族血脈中永不磨滅的俠義觀念。 極目古今話短長 正如馮友蘭先生在 《 新時論 》 中說：“所謂‘行俠仗義’的人所取的行為標準，在有些地方都比社會道德所規(guī)定者高。俠通過文人的創(chuàng)造，以文化形象而不是以歷史實存的面貌進入社會文化領域。而俠文化的傳承與延續(xù)也就成為比游俠活動本身更為重要的現象和事實。俠如何由歷史實存中道義和秩序的離軌者變?yōu)槲膶W中的高爽之士，再進而成為民眾觀念中主持社會公道和正義的英雄，是俠和俠文化研究中很有價值的論題。俠的詮釋形式的轉換，使俠成為傳統(tǒng)文化中富含社會價值和道德力量的人物、形象或心理氣質，也成為千古文人心夢中的理想人格，俠文化亦成為薪盡火傳、永不磨滅的價值存在。這對游俠來說并不是一件壞事。因而司馬遷、班固、范曄、荀悅等人的敘錄和評價表現出一條史家的共識：游俠是社會道義與秩序的離軌者。而班固、荀悅等也不避游俠振貧周急等正行，但所批評和重點否定的是不合社會道德與法律秩序的俠行。聯(lián)系漢代游俠社會存在和行為的史實，我們認為他們的評價是全面的，符合事實的。荀悅這種看法，是比較符合漢代游俠實際的，從后世游俠及其江湖社會的發(fā)展看，這段話頗有社會學價值，明顯指出游俠就是道義和秩序的離軌者。但作為三游之一，在荀悅看來，游俠與其他兩類一樣，都是“傷道害德，敗法惑世”的“德之賊”。 極目古今話短長 荀悅將游俠與游說、游行并舉。 …… 游俠之本，生于武毅不撓，久要不忘平生之言，見危受命，以救時難，而濟同類。夫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強于世者，謂之游俠?！? 他在《 漢紀 》 卷十中說 極目古今話短長 世有三游，德之賊也。由于漢代游俠的存在與行為已對社會秩序和統(tǒng)治者構成某種挑戰(zhàn)，經文帝、景帝、武帝、王莽不同時期的打擊，東漢游俠和俠風事實上已不象西漢那樣在社會中異常突出，因而范曄 《 后漢書 》 中已不復為其立傳 ，事實上也代表了東漢史家對游俠的一種批判和否定。因而評價態(tài)度和評價的主要依據就有所不同，所作的詮釋也就小同而大異。矧乃齊民，作威作惠，如臺不匡，禮法是謂 ! 述 《 游俠傳 》 第六十二。可見，作為史家，司馬遷和班固對游俠作出的歷史評估和評價內容是不大相同的，班固在 《 漢書 但由于出發(fā)點不同，因而對司馬遷所謂的“不軌于正義”的一面，班固則作了重點強調和批評。觀其溫良泛愛，賑窮周急，謙退不伐，亦皆有絕異之姿。在這段文字中，班固認為西漢游俠是令行私庭的違法者和正常統(tǒng)治秩序的離軌者。”非明王在上，視之以好惡，齊之以禮法，民何由知禁而反正乎 ! 極目古今話短長 班固列舉了西漢游俠之盛 ，而將游俠“權行州域，力折公侯”的越權超法認為是“禁網疏闊”，因而主張要對游俠之徒“齊之以禮法”，使其知禁。雖其陷于刑辟，自與殺身成名，若季路、仇牧，死而不悔也。外戚大臣魏其、武安之屬競逐于京師，布衣游俠劇孟、郭解之徒馳鶩于閭閻，權行州域，力折公侯。這種出發(fā)點和態(tài)度在對漢代游俠的評價中更加強硬： 及至漢興，禁網疏闊，未之匡改也。 極目古今話短長 這段話從游俠的產生說到戰(zhàn)國四公子及所養(yǎng)賓客，聯(lián)系他們的行為，得出“背公死黨之議成，守職奉上之義廢”的結論和評價。搤腕而游談者，以四豪為稱首。而趙相虞卿棄國捐君，以周窮交魏齊之厄；信陵無忌竊符矯命，戮將專師，以赴平原之急。陵夷至于戰(zhàn)國，合縱連橫，力政爭強。游俠傳 》 中表明了自己對游俠的評價。游俠傳 》 中所敘游俠除照搬 《 史記 》所敘諸俠，多了樓護、陳遵、原涉、萭章等。他對游俠的定義是以游俠個人的行為準則和情感原則為內容的義，即“俠客之義”，而不是社會統(tǒng)治秩序和倫理規(guī)范中的正義，排開了儒家倫理之義的等級秩序，具有較大的包容性，因而也就成為后世傳敘游俠的基礎和固定的內涵。這是司馬遷評價游俠的大前提，只是他并未詳述，而是體觀在對朱家等游俠的敘述中。但是，作為第一個為游俠立傳 的史家，他還是做到了實錄?！? 極目古今話短長 茅坤說：“太史公下腐時，更無一人出死力救之，所以傳游俠，獨蘊義結胎在此。故班固譏進奸雄，此太史之過也。游俠列傳 》 所提到的俠者看，司馬遷點到的俠不止五位，②但他認為一些游俠雖廉退有君子之風，但無感人俠行，而“北道姚氏、西道諸杜、南道仇景、東道趙他羽公子、南陽趙調之徒，此盜跖居民間者耳，何足道哉 !”③ 故選擇了朱家等五位，而選這五位除了他們本身行為中有合于仁義的因素外，可能與司馬遷自身遭際帶給他的道德意義判斷標準有關?！睂⒂蝹b的行為進一步上升到“仁”、“義”高標而贊之?！? 極目古今話短長 在 《 史記 至如朋黨宗強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丑之。漢興有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捍當世之文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