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族僅僅只有生物學(xué)的意義，人之所以為人，是因為懂禮義。即如果夷狄守禮義，則進位諸夏，反之，如果諸夏不守禮樂制度，則貶為夷狄。 然而，夷夏之辨還有更深層次的含義。比如孔子盡管認為“管仲之器小哉”，還認為他“不儉”，“不知禮”，但由于他能夠“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以維護諸夏的團結(jié)，抵御夷狄的侵擾而給予崇高的評價：“微管仲，吾其被發(fā)左枉矣。春秋時期 ，是四夷交侵、諸夏紛爭的時代，為此孔子竭力要維護諸夏之團結(jié)以抵御夷狄。 夷夏之辨的最基本一層含義是：“內(nèi)其國而外諸夏，內(nèi)諸夏而外夷狄”，“內(nèi)”與“外”，分別是“聯(lián)合、統(tǒng) 一、同化”和“摒斥、分裂、異化”的意思。春秋時期，周王室和它的諸侯國，通稱諸夏，而周邊的少數(shù)民族，如楚國、吳國等，則被稱為夷狄。 夷夏之辨，是區(qū)分諸夏與夷狄的一套理論。當華夏民族受到外族侵略時，夷夏理論激勵了華夏民族的愛國主義思想，推動他們積極進行反侵略斗爭，捍衛(wèi)祖國。 第三篇：《春秋》讀后感 《春秋》讀后感 孔子作《春秋》，提出了“內(nèi)諸夏，外夷狄”的觀點，并且該觀點在何休等公羊家的理解下，得到進一步的發(fā)展，形成一套完整的夷夏理論。由此看來即使是教師，也要多學(xué)習(xí)一些有關(guān)哲學(xué)的的內(nèi)容，提高自身的素養(yǎng)，教學(xué)相長，更何況我們學(xué)生呢。學(xué)業(yè)之章明也，道術(shù)之大行也，從此生矣。所加于人，必可行于己，若此則師徒同體。 “善教者則不然。然則何以慎？緣物之情及人之情，以為所聞，則得之矣。 《慎行論第二”這段話的意思就是說，即便是君主，做了有害于百姓的事，百姓就不會支持你，父子也是一樣。君同則來，異則去。物之從同，不可為記。 其中難能可貴的是《呂氏春秋》對諸如君臣關(guān)系、親子關(guān)系方面的看法有了顛覆的變化，儒家主張忠與孝，幾乎是無條件的服從，少有下對上的矯正和叛離，然而《有始覽故一則治，異則亂；一則安，異則危；夫能齊萬不同，愚智工拙皆盡力竭能，如出乎一穴者，其唯圣人矣乎！無術(shù)之智，不教之能，而恃強速貫習(xí)，不足以成也。《不二》篇這樣說道“老耽貴柔，孔子貴仁，墨翟貴廉，關(guān)尹貴清，子列子貴虛，陳駢貴齊，陽生貴己，孫臏貴勢，王廖貴先，兒良貴後。書中尊崇道家，肯定老子順應(yīng)客觀的思想，但舍棄了其中消極的成分。但值得一提的是，這部書作于戰(zhàn)國時期的大作，其中保存了不少古代的遺文佚事和思想觀念，具有一定的參考價值。 《呂氏春秋》是戰(zhàn)國末年秦國丞相呂不韋組織屬下門客們集體編纂的雜家著作，又名《呂覽》，共分為十二紀、八覽、六論，共二十六卷，一百六十篇，二十余萬字。雖然這樣單純的說法似乎忽視了社會是在前進的，但也不是完全沒有道理。故圣人上知千歲，下知千歲也。今之於古也，猶古之於後世也；今之於後世，亦猶今之於古也。悠閑地午后，翻開《呂氏春秋》，看謀臣策士家國三寸簧舌，感金戈鐵馬江山萬里血淚，不覺時光流逝。當依據(jù)《春秋》決獄時，司法官每每可以從中找到符合自己需要的經(jīng)義根據(jù)，在難以找到準確的法律依據(jù)的情況下，司法官在審判時，勢必斷章取義，高下隨意，這就便于他們（特別是酷吏）“出入人罪”，殘害無辜；造 成司法擅斷、司法腐敗和法律虛無主義?！按呵餂Q獄”之風(fēng)盛行，可能連董仲舒也未曾預(yù)料的是，本有抑制酷吏濫施刑罰之意的“春秋決獄”在實踐中往往又演變?yōu)榭崂繇б馔小⑺翚o辜的武器。因此，“春秋決獄”在歷史上首開以例破律之先河，其歷史的消極影 響是不可低估的。但在審判實踐中，當司法官把它推至僅憑“志惡”和“志善”而決定罪之大小、刑之輕重時，一個好的原則便變成了一項惡的主張，勢必將司法審判引向歧途，最后滑向“主觀歸罪”之深淵。但正如真理再向前越過一步便為謬誤一樣，“春秋決獄”如果過了頭，就會走向其反面，歷史 事實也正是如此。 其一，首次在歷史上以例代律、以例壞律，破壞成文法的嚴肅性。”由于儒家思想被肯定為法律指導(dǎo)思想后，其崇尚司法寬平、提倡德主刑輔的思想深刻地影響著法律的實施，從而使得以《春秋》之大義創(chuàng)制的判例對酷吏的惡法行為起了一定的約束和抑制作用。正如《鹽鐵論》所揭露的那樣：“今以子誅父，以弟誅兄，親戚相坐，什伍相連，若引根本之及華葉，傷小指之累四體也。 它的進步作用又主要表 現(xiàn)在兩個方面： 一是彌補了法制改革時法律規(guī)范的不足，作為一種比較適用的輔助性法律規(guī)范判決案件，特別在判決疑難案件時，具有積極和重要的作用； 二是一定程度地抑制了酷吏濫施刑殺、任意“出入人罪”的行為。董仲舒在法無明文規(guī)定的情況下，以儒家的法律意識和原則為依據(jù)產(chǎn)生判例，即以《春秋》之“微言大義”創(chuàng)制判例，如“原心論罪”、“父子相隱”、“君親無將”、“以功覆過”、“王者無外”、“惡惡止其身”、“子不復(fù)禮非子”等等。“判例法”創(chuàng)制一般有幾種形式：“因義而生例”、“因例而生例”、“因律而生例”和“因俗而生例”等。為了解決“盲區(qū)”問題，適度的創(chuàng)制、運用“判例法”是一個比較理想的措施。 由此可見，《春秋決獄》在儒家思想影響整個傳統(tǒng)法制中起到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春秋決獄》在歷史上正式開啟了禮法融合的過程，其重大價值表現(xiàn)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