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一是將禮的精神滲透于司法實踐中，以禮率刑、以禮指導法律的運作，禮因而成了法的生命和靈魂； 二是將禮的內容逐漸轉變?yōu)榉ǖ臈l文，規(guī)定在法典、法律中。 《春秋決獄》在我國古代，有效的平衡了國法與人心、人情，使得“斷獄”能夠做到“合法、合情、合理”從而實現(xiàn)三者的統(tǒng)一，使得法律與民心、民情相互協(xié)調，從而塑造了純樸的法律意識，這既有利于法律知識的普及，同時也培養(yǎng)和鞏固了一個重視道德、倫理尤其是人情的社會。儒家的這種思想對于剛剛建立的漢代封建統(tǒng)治王朝的統(tǒng)治者來說，這無疑是一個安撫在秦代受盡酷刑的民眾的強有力的工具。相較于法家思想的嚴格的規(guī)則，不講人情，結果責任原則，“親親相匿”體現(xiàn)了對人性的關愛。雖非所生，誰與易之。及長大，有罪殺人，以狀語甲，甲藏匿乙?！倍偈婢透鶕?jù)這一言論斷了一個經典的案例：父為子隱。但是觸及到封建統(tǒng)治穩(wěn)定的謀反，大匿罪及其他某些重罪直接侵犯皇權，或嚴重破壞封建統(tǒng)治秩序，親屬之間還是有揭發(fā)的義務。其父母匿子，妻匿夫，大父母匿孫，罪殊死，皆上請廷尉以聞。雖有禍患，尤蒙死而存之。如果單說“原心定罪”，根據(jù)董仲舒所言“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就可以拿殺人來打個比方，有點類似于現(xiàn)代的分類：蓄意殺人、過失殺人、正當防衛(wèi)、防衛(wèi)過當、沖動殺人等等，不先強調殺人這一事實，而是評判殺人的動機。明于決事，皆無罪名，不當坐。婦人 無專制擅恣之行，聽從為順，嫁之者歸也。以私為人妻，當棄市。四月，甲母丙即嫁甲。”判例二：夫死再嫁?！洞呵铩分x，許止父病，進藥于其父而卒，君子原心，赦而不誅?！凹赘敢遗c丙爭言相斗，丙以佩刀刺乙，甲即仗擊丙，誤傷乙，甲當何論？或曰：毆父也，當梟首?！痹凇短筋A覽》里有這樣的兩個判例，體現(xiàn)了“原 心定罪”這一基本原則。 “原心定罪”、“親親得相首匿”是《春秋決獄》的兩大基本原則，其中“原心定罪”可謂最 為重要的一項內容。然，人人心中對于“道德是非”的這桿秤又有所不同，孰是？孰非？何謂善？何謂惡？“父子相隱”則謂之“善”？“以功覆過”則謂之“是”？ 綜上所述，應當說西漢的繁榮昌盛為當時的法治建設提供了充分的條件，政治與經濟的不斷發(fā)展推動了法治的不斷完善，畢竟治國之道離不開“法”，古語有云正所謂“沒有規(guī)矩不能成方圓”想必就是這個道理。儒家的“禮”也是一種法的形式，如果違反了“禮”的規(guī)范，就要受到“刑”的懲罰，個人認為儒學存在的弊端正是由于其過分講究以維護宗法等級制為核心的思想。 儒家思想 —— 基本上堅持“親親”、“尊尊”的立法原則，維護“禮治”、提倡“德治”、重視“人治”。春秋決獄主要是根據(jù)案件的事實，追究犯罪之人的動機來進行斷案。 漢武帝在宣揚儒學的同時亦采用法規(guī)和刑法來鞏固政府的權威和現(xiàn)實皇權的地位，因此漢學家認為這更應該是以法為主以儒為輔，內法外儒的一種體制，對廣大百姓宣揚儒道以示政府懷柔，而對政府內部又施以嚴酷的幸福來約束大臣。而至漢朝第 7 位皇帝 —— 漢武帝劉徹繼位后，他以法制來推動諸侯分封諸子為侯，使諸侯的封地不得不自我縮減；同時他設立刺史，監(jiān)察地方。《春秋》讀后感 5 篇范文 第一篇：《春秋》讀后感 搶沙發(fā) 若要追溯《春秋》一書的起因、內容以及對于后世的影響，我認為有必要了解此書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 西漢 —— 公元前 206 年 ~公元 8 年，是我國第一個統(tǒng)一而強盛的帝國。在西漢統(tǒng)治的近四百年的歷史中，通過執(zhí)行漢高祖劉邦所制定的“與民休息”的政策方針以及一系列政治經濟的改革，減輕人民賦稅，使國力強盛、人民安樂，漢王朝呈現(xiàn)出一派太平盛世的景象，史學家稱這一階段為“文景之治”。在軍隊和經濟上則加強中央集權；他采用了董仲舒的建議，“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為儒學成為封建正統(tǒng)地位鋪平了道路。 《春秋決獄》 —— 是西漢中期儒家代表人物董仲舒提出來的，是一種審判案件的推理判斷方式，主要用孔子的思想（儒家思想）來對犯罪事實進行分析、定罪。如果犯罪之人的動機是出于善意，則可從輕處理，甚至免罪；反之，如果犯罪之人的動機是出于惡意，那么即使結果無傷大雅，也將受到嚴厲的懲罰，犯罪未遂也要按照已遂處置。儒學是中國影響最大的流派，被封建統(tǒng)治者長期奉為正統(tǒng)思想，是中國古代的主流意識。儒家的“德治”主義就是主張以道德去感化和教育人，“知榮辱而無奸邪之心”真可稱之為由內而外的教化方式，的確不得不承認這是最徹 底、根本和積極的方法，斷非法律制裁的強制約束力所能辦到。漢初的一些法律條文大都繼承了秦代的殘酷法律，許多規(guī)定與當時的社會狀況不符，一定程度上阻礙了社會的發(fā)展，董仲舒在這一新的歷史條件下成功 復興了被扼殺達百余年之久的儒家文化，并且融會貫通了中國古典文化中各家各派的思想，把他們整合為一個嶄新的思想體系，他促使這種思想對以后封建時代官吏在審判案件的過程中起到了指導作用，尤其是針對民事案件，《春秋決獄》將儒家經義與法律制度相結合，無疑彌補了這一缺憾。董仲舒曾曰：“春秋之聽獄也，必本其事而原其志，志邪者不待成，首惡者罪特重，本直者其論青。判例一：子誤傷父。論曰：臣愚以為，父子至親也，聞其斗，莫不有怵惕之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