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論工傷事故的保險社會待遇與民事?lián)p害賠償的適用關系”，載《法律適用》2004年第6期。：“論工傷事故多種補償機制的適用關系”，載《中國勞動關系學院學報》2005年第4期。：“工傷事故的責任認定和法律適用”，載《法律適用》2003年第11期。【作者簡介】蔣興南，湖南晨暉律師事務所。以上充分說明，立法界已經對因交通事故造成工傷的勞動者獲得雙份賠償達成普遍共識。《工傷保險條例》作為一部調整工傷保險法律關系的行政法規(guī)，它不可能在條文中對勞動者享有的受其他法律調整的民事權利做出規(guī)范。21世紀以來，隨著社會立法趨勢的加快。可見，勞動者之所以能夠獲得雙份救濟是基于雙重主體身份，在這種情況下，用人單位和肇事司機應當依法承擔各自所負的賠償責任，不因受傷職工（受害者）先行獲得了一方賠償、實際損失已得到全部補償而免除或減輕；另一方的責任。作為被侵權人，有權向侵權人主張人身損害賠償。因此，只要客觀上存在工傷事故，就會在用人單位和勞動者之間產生工傷保險賠償關系，而不論事故發(fā)生的原因是什么。國家設置工傷保險制度的目的是為了保障工傷職工的醫(y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二）工傷保險賠償和民事賠償是兩個不同的法律關系，二者互不排斥。在工傷保險關系中，工傷職工只享受勞動保險待遇，而無對應義務，相當于商業(yè)人身保險合同中的受益人，是基于法律賦予的特殊權利。因為工傷職工在公法上的社會保障權利，只是一種可能的權利，只有通過建立勞動合同關系，才能將法律賦予的可能權利變?yōu)楝F(xiàn)實工傷保險。工傷保險是國家為了保障工傷職工的醫(yī)療救治和經濟補償、促進工傷預防和職業(yè)職業(yè)康復、分散用人單位的工傷風險而強制用人單位為勞動者繳納的社會保險。筆者認為，我國在處理工傷賠償和交通事故賠償法律適用問題上，采取“相加模式”不失為合理的選擇。但就如何理解該解釋第十一條第三款和第十三條規(guī)定的精神，仍然有不同意見。三、關于工傷保險和民事賠償競合時法律適用的建議雖然1996年勞動部頒布《企業(yè)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對處理因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事故有所規(guī)定，但鑒于該《辦法》已經廢止，而《工傷保險條例》對這一問題沒有具體規(guī)定，因而造成了司法混亂的局面。不支持雙份賠償的認為，因同一事件造成法律關系的競合，受害者有選擇的權利，但不允許同時適用，這與《消費者權益保護法》關于侵權與違約競合時，法律適用的立法規(guī)定是一致的。在處理這一問題時，法官都是根據自己對法律精神的理解，行使法律賦予的自由裁量權。有優(yōu)先適用工傷保險法規(guī)定的，也有優(yōu)先適用民法及人身損害賠償司法解釋的。由于《工傷保險條例》未對工傷保險和民事賠償的關系作出規(guī)定，法律的缺失致使在司法實踐中存在很大的分歧。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安全生產法》、《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yè)病防治法》采取的是相加模式，即受害者除依法享有工傷社會保險外，還有獲得民事賠償的權利。從上述立法規(guī)定，我們可以看出，《企業(yè)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采取的是補充模式，即要求受害者首先請求按侵權獲得民事賠償，如果二者存在差距，再由企業(yè)或工傷保險經辦機構補足差額部分。該法第48條規(guī)定，“因生產安全事故受到損害的從業(yè)人員，除依法享有工傷社會保險外，依照有關民事法律尚有獲得賠償的權利的，有權向本單位提出賠償要求”。該法自2002年5月1日起施行至今。全國人大常委會2001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職業(yè)病防治法》。國務院2003年頒布的《工傷保險條例》。二、我國對這一問題的立法模式及司法實踐（一）我國的立法模式1996年8月，勞動部頒布了《企業(yè)職工工傷保險試行辦法》，對這一問題有所規(guī)定。一般情況下，都是首先領到工傷保險給付，然后依侵權行為法主張民事賠償，但應當扣除其已經獲得的工傷保險補償。在這種模式下，剝奪了受害者獲得完全賠償的權利，對受害者利益的保障極為不利。在這種模式下，受害者可以獲得雙重救濟，對受害者的保護力度最大。在此模式下，受害者有選擇的權利，但這種選擇是排他的，不存在兩種方式同時適用的情形?？v觀世界各國對這一問題的處理，歸納言之，主要有下列四種觀點。一、關于工傷保險和民事賠償競合時法律適用的主要觀點在工傷賠償問題上，世界各國經歷了由傳統(tǒng)侵權行為法一元調整機制到多元調整機制的演變。第五篇：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法律適用問題研究.交通事故造成的工傷法律適用問題研究 蔣興南【學科分類】民商法學 【出處】本網首發(fā) 【寫作年份】2009年【正文】因交通事故造成工傷，由于其涉及到工傷保險補償和交通事故賠償兩個法律關系，在現(xiàn)實中，對于這類糾紛的處理如何適用法律存在很大的分歧。在部分農村，沒有建立財會制度，沒有專職的會計出納人員，財務公開和收支審批制度流于形式。（一）村級財務制度不健全，執(zhí)行不力。從近年來查處的涉農職務犯罪來看，導致案件頻發(fā)的因素是多方面的。有的村村支兩委成員勾結私分贓款；有的村基層干部與管理土地征遷工作的負責人合謀作案，共同醫(yī)學論文發(fā)表侵吞或截留土地補償款。既有單獨作案，又有合伙作案，并且窩案串案頻發(fā)。對于侵犯的財產，或挪作個人使用、或挪作他人從事營利活動、非法活動。由于涉農基層干部職務犯罪的行為主要集中在侵犯新農村建設資金方面，所以作案手段較為直接。而近年來這些傳統(tǒng)的涉案罪名有向賄賂型犯罪擴大的趨勢。（二）涉案罪名擴大。但近年來，國家統(tǒng)籌城鄉(xiāng)區(qū)域協(xié)調發(fā)展的戰(zhàn)略全面推進，大量的資金、項目流向尚不富裕的鄉(xiāng)村。（一）犯罪主體蔓延。犯罪的四個構成要件中任何一個或幾個的變化，都會導致犯罪性質的改變。”高檢院同時要求全國各級檢察機關充分發(fā)揮檢察職能，切實維護農民權益，為推進城鄉(xiāng)統(tǒng)籌協(xié)調發(fā)展提供有力司法保障。為此，黨的十七屆三中全會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推進農村改革發(fā)展若干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堅持教育、制度、改革、糾風、懲治相結合，推進農村懲治和預防腐敗體系建設。關鍵詞：涉農職務犯罪；現(xiàn)狀；法律適用；犯罪預防在統(tǒng)籌城鄉(xiāng)協(xié)調發(fā)展的過程中，國家不斷加大新農村建設的力度，增加農村基礎建設的資金，經濟期刊完善各種支農、惠農的政策。我國正處在統(tǒng)籌城鄉(xiāng)發(fā)展戰(zhàn)略的關鍵時刻，近年來，隨著新農村建設力度的不斷加大，涉農職務犯罪也呈現(xiàn)出發(fā)案率上升、主體擴大化、形式復雜化的趨勢。法官主動查明事實真相不僅有利于減少當事人訴累及司法資源浪費，還能進一步提高訴訟效率，切實保護所有繼承人的合法權利，有利于徹底解決社會矛盾，實現(xiàn)“案結事了”。我們不能為求得其他次要的、甚至是虛幻的價值，而犧牲了查明真相這一目的。隨著時代的發(fā)展、社會的進步，一方面，當事人私權自治的理念深人人心，當事人主義已成為現(xiàn)代民事訴訟制度的基本特征。再有，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父母的房屋遺產由兄弟姐妹中一人領取了房屋產權證并視為己有發(fā)生糾紛應如何處理的批復》，這種行為應當認定為代表共有人登記取得的產權證明，該房屋仍屬各繼承人共同共有的財產，由此可以推知，所有有損共有權的行為應當被認定為無效，未被分割的遺產仍然屬于各繼承人共同所有，因此，將此類糾紛作為侵權糾紛就無法確定侵權行為的起訴點。結語——對于審理此類案件的建議從我國《民法通則》及《最高人民法院關于審理民事案件適用訴訟時效制度若干問題的規(guī)定》（以下簡稱《訴訟時效規(guī)定》）來看，我國訴訟時效屆滿之后一方當事人喪失勝訴權、一方當事人產生履行義務抗辯權，而社會實踐中爭議的標的物往往由一方或幾方實際占有，如果確認物權請求權也適用訴訟時效規(guī)定，當訴訟時效期間屆滿后，可能導致實際占有人不能取得法律上的物權，主張權利一方喪失法律保護的權利，這樣就有可能導致大量的物權歸屬處于不明確的狀態(tài)。從修改后的《民事案件案由規(guī)定》看，分家析產糾紛屬于婚姻家庭糾紛的一個子案由，與本條的規(guī)定無關。[16]此外，雖然推定各繼承人對遺產共同共有，但因為在實踐中有些繼承人對被繼承人盡了較多的贍養(yǎng)義務，法院可以酌情多分一些遺產給這些繼承人，因此，共有權確認之后，共有物分割就解決共有人如何按份共有的問題。有人認為，民通意見第177條已經規(guī)定了此時遺產屬于各繼承人共同共有，為什么還要確認他們的共有權呢？這是因為，在實踐中，有時訴至法院要求分割遺產的繼承人為了分得更多的遺產，故意不告知還有其他的繼承人，或一部分繼承人為了使某些繼承人得不到遺產惡意串通另一部分繼承人采用訴訟的方式分割遺產，如果此時法院只憑借這些當事人的陳述，就有可能損害被遺漏的繼承人的權利，因此，在分割共有物之前還要有一個共有權確認的過程。[15]通過本文前面的分析，本案的法律關系以繼承糾紛為基礎，繼承開始后，遺產未被分割的，無人明確放棄繼承權，則被繼承人的遺產即處于繼承人共同共有的狀態(tài)，此時所涉法律關系為關于物權確認及共有物分割。民事案件案由依據當事人主張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來確定是原則，同時考慮當事人訴爭的民事法律關系的性質具有復雜性，對少部分案由也依據請求權、形成權或者確認之訴、形成之訴的標準進行確定，對少部分案由也包含爭議焦點、標的物、侵權方式等要素。要確定正確的案由，首先應當明確案由的確定標準。筆者選取所在轄區(qū)法院2010年受理的100件涉民通意見第177條規(guī)定的繼承案件進行統(tǒng)計發(fā)現(xiàn)，有近7成的案件采用法定繼承糾紛，有約20%的案件采用分家析產糾紛，剩余則采用共有物分割糾紛、排除妨害糾紛、返還原物糾紛等。（三）審判實踐中采用正確案由因在實踐中，各個法官對繼承權糾紛及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繼承糾紛認識的差異，法律對此又沒有明確的規(guī)定，導致在過去的時間里此類案件的案由沿用混亂。通說認為，物權確認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14]而上海市高級人民法院民一庭對民事審判適用物權法總則及所有權部分的相關問題，對物權保護的五種請求權是否適用訴訟時效的指導性意見與筆者的看法不謀而合。再次，從審判實踐中看，通說認為，《民法通則》規(guī)定的訴訟時效，僅適用債權而不適用于物權。權利真空之狀態(tài)導致各方當事人繼續(xù)爭奪標的物，將影響該物的正常使用和流轉，不利于社會經濟秩序的穩(wěn)定和效率提高，背離訴訟時效制度的立法本旨。[13]這種狀態(tài)導致未實際占有的權利人喪失實體勝訴權，而實際占有不動產的人因得不到法院對其物權的確認也不能進行產權登記因而不能真正成為該不動產物權法律上所保護的產權人。因為自然債務與裸體權利都是虛無縹緲的，得不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不能算是真正的權利，僅僅具有理論意義而已。在很多案件中，確認物權的歸屬往往是行使物權行為的基礎，物權確認之訴是給付之訴的前提。[11]筆者認為，確認物權請求權不應當適用訴訟時效。[8]對上述請求權能否適用民法通則關于訴訟時效的規(guī)定，物權法未予以明確。此外，最高人民法院關于繼承開始時，繼承人未表示放棄繼承遺產，又未分割的，可按析產案件處理的批復對此亦予以明確。由此可見，當雙方或多方當事人之間就物權歸屬或物權是否成立以及物權的內容發(fā)生爭議時，自認為是物權主體或主張物權成立的任何一方當事人都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訴訟，請求人民法院確認其物權。確認物權請求權屬于我國《物權法》規(guī)定的物權保護請求權的一種，系確認物權的歸屬和內容的物權確認請求權。其次，根據《民通意見》第177條的規(guī)定，被繼承人死亡后，只要繼承人（為方便討論，本文不涉及遺囑繼承與遺贈，本文所述的繼承人系指法定繼承人，以下同）未明確表示放棄繼承的，則視為接受繼承，且如果遺產未分割的，即為共同共有。我國《繼承法》所稱的“繼承權糾紛”應當限定在享有繼承權的自然人身份有爭議，或者繼承人中是否享有喪失繼承權、是否存在繼承人以外的可分得遺產的自然人、無繼承權利的人侵害繼承人繼承權等情形。筆者對所在法院的80位法官做的問卷調查中發(fā)現(xiàn)近九成的法官認為所謂“繼承權糾紛”就是與繼承有關的糾紛都屬于此類，應當嚴格按照《繼承法》規(guī)定的訴訟時效來判決。[4]三、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訴訟時效適用救濟途徑之選擇（一）民通意見第177條的正確詮釋要正確理解民通意見第177條的含義首先必須明確“繼承權糾紛”的含義。二原告在兩年內啟動訴訟程序，故本案無涉時效問題。[2]上訴人李學如、嚴偉、嚴美華、嚴利因分割繼承遺產糾紛一案中，判決說理部分未充分論證上訴人提出的被上訴人的起訴是否超過2年或20年訴訟時效期間問題，只是用“本案并不存在上訴人所稱《繼承法》第8條規(guī)定的情況”用語簡單帶過。原告田某2應當繼承的份額，應當歸于其他繼承人。綜合以上因素，本院認定原告田某、田某1的訴訟請求應當受法律保護。根據《民法通則》的規(guī)定，針對最長訴訟時效，如有特殊情況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長訴訟時效期間。根據《繼承法》及最高人民法院對《民法通則》的解釋，當事人自繼承開始之日起超過20年的，不得再提起訴訟。被告認為原告田某、田某1的起訴已超過二年的普通訴訟時效期間，但未就該抗辯理由提供充分的證據，即未證明原告田某、田某1之主張從其知道或應當知道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超過二年，其應當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后果。[1]原告田某、田某田某2與被告田某田某田某田某田某田某8法定繼承糾紛一案中，北京市東城區(qū)人民法院認為根據《繼承法》的規(guī)定，繼承權糾紛提起訴訟的期限為二年，自繼承人知道或者應當知道其權利被侵犯之日起計算。而上訴人許文緒認為其系何汝蓮的繼承人，對該房屋享有繼承權，不同意退出，雙方發(fā)生爭議，已超過二十年，但上訴人未提供中止、中斷、延長有關證據證明。二、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的繼承糾紛訴訟時效適用之現(xiàn)狀考察以下系筆者摘取的較為典型的、涉民通意見第177條繼承糾紛案件的部分裁判文書內容，經過分析，我們不難發(fā)現(xiàn)該類繼承糾紛在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