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整個中央的思路已經(jīng)決定了國企和民企的迥然命運，既然已嘗到又當運動員又當裁判的甜頭，豈能輕易放手？更可怕的是，形勢發(fā)展到如今，利益集團已經(jīng)壯大，并用“穩(wěn)定”“發(fā)展”等為質挾持了大家，又有何良方呢。政策的制定，國企總是被擺在第一位，民企總是在末位。讀了那么多英雄的故事，我們自己，是不是該多一點決心，多一點魄力，多一點堅持呢？人生的起起伏伏，誰能預料，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成敗都言之太早，只是，想有一個精彩的人生嗎？三，讀史之時，總會有許多后見之明。印象最深的是兩個故事。全書仿佛一幅畫卷緩緩展開，浮現(xiàn)如此之多傳奇般的企業(yè)家，諸如陳天橋、郭廣昌、丁磊、任正非、柳傳志、李東生、魯冠球、李書福、馬云、史玉柱、張瑞敏等等，仿佛竟是《三國演義》中層出不窮的英雄任務一般。那些在早期靠著“不能說不能認”的手段暴富的人們，絕大部分只會越來越富有，而不會縮小與平民的差距。在經(jīng)濟體制轉型最初的年代里，踩得好，一夜暴富并不是夢。最重要的是，順勢而為，切勿螳臂當車?？v觀全書，雖然鄧公等領導人對于改革開放的貢獻極大，但更多時候，我朝的改革其實是自下而上的，很多事情，只能做不能說，等到做的人多了，中央漸漸就松口了，于是才可以說了。而此類國家很少是真正的法治國家，因此，做到這個地步完全不需要真正的法律。而越是社會主義國家，對政治就愈加銘感。一旦從計劃經(jīng)濟轉化為市場經(jīng)濟，許許多多原先的理論以及靠這些理論生存、生活的人，又將如何自處呢？變化的絕不可能僅僅是經(jīng)濟體制，還會涉及到人心，涉及到人們的價值觀和人生觀，政治絕對不可能獨善其身。馬克思理論中經(jīng)濟基礎和上層建筑的相互影響關系是非常有道理的。今早，腦子里卻突然冒出大時代三個字，這跌宕起伏的三十年，不正是一個大時代嗎？一，從計劃經(jīng)濟到市場經(jīng)濟的轉型，難度何其之大。第五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激蕩三十年讀后感有些書就是這樣，看完合上之后，內心卻依然久久無法平靜。這三十年是如此的輝煌，以至于在2007年央視專題片《大國崛起》熱播的時候，讓人感覺到中國崛起已經(jīng)不再是預言而是現(xiàn)實。萬物肆意生長，塵埃與曙光升騰，江河匯聚成川，無名山丘崛起為峰，天地一時，無比開闊。歷史的洪流滔滔而過，作為后來人，我們回顧歷史，總會有千般感觸，也只有后來人的事后諸葛亮，才能查覺到歷史的冷酷，理解重大事件當事人的喜悅、辛酸和進退維谷。曉波的客觀，是讓人欣慰的。所以總會聽到上了年紀的人感嘆世風日下，現(xiàn)在如何如何，過去如何如何。如他所說，中國改革三十年就是民營資本，國有資本，外資此消彼長的三十年。這也讓我們從另一個側面理解了張瑞敏“戰(zhàn)戰(zhàn)兢兢，如履薄冰”那耐人尋味的八字箴言背后難以言盡的苦處。作為政商博弈的參與者，李經(jīng)緯成為制度的犧牲品已成必然，但作為產(chǎn)權改革的實踐者，李經(jīng)緯的失敗必將載入中國改革史。在吳曉波筆下所有的改革風云人物中，健力寶的李經(jīng)緯贏得我深深的同情。如果從精神氣質的角度去解讀這個特殊的群體，勤勞、聰慧、對于擺脫貧窮的渴望以及與生俱來的賭徒意識，成為中國市場經(jīng)濟最初轉型期標志性性格，這種獨特的精神氣質伴隨制度層面的缺失一起構建了中國改革初期獨特的精神世界，他更像一個反復崛起、跌倒的輪回。那是一個不尋常的年代，有著太多的未知、驚喜以及猝不及防的失落。他們不同的人生軌跡背后折射的卻是相同的時代烙印——見證經(jīng)歷了激蕩三十年里中國企業(yè)所有的興衰榮辱世事變遷。當年那些曾轟動一時的爭論或者個案在今天的一代人看來，或許早已成了歷史的笑柄或者滑稽皮影戲，但當我透過時光的長河以另一種方式觸摸曾經(jīng)離我們很遠卻又分明很近的中國改革史，一種悲情油然而生。在改革開放探索路上，真理與無知更替著，國家在這些勇敢者的帶領下，跌跌撞撞地像個小孩，追趕著世界經(jīng)濟發(fā)展的步伐。也許，在當時，有的人所走的路是被禁止的，甚至被披上種種政治色彩，引發(fā)至階級斗爭的高度，但不可否認，隨著時間的變遷，他們所走的路被市場經(jīng)濟證明是正確的。書中描繪了中國的企業(yè)家們如何進行原始的積累，他們中有成功的，甚至有成為福布斯富豪的，有失敗的，最終淪為階下囚的，也有淪為普通百姓的。從傻子炒瓜子傳奇萬向節(jié)，溫州八大王，到價格大闖關，罐頭換飛機，鄭州亞細亞，再到彩電大血戰(zhàn)，溫州炒房團，華為狼性文化。但這一切往往不列文字，無規(guī)則可依，模糊的政策設計意味著所有人都被涂上原罪的標記，除非他無所作為，否則只要找茬就一定會找到有罪的地方。產(chǎn)權問題是三十年企業(yè)史的核心問題，但這只是表面現(xiàn)象，富有遠見的企業(yè)家和經(jīng)濟學理論界對此早已心知肚明。但產(chǎn)權的重組和清晰化一直到1998年朱镕基推進“國退民進”政策才拉開序幕，而國有、民營和外資企業(yè)在此前此后的興衰成敗莫不與此緊密相連。張維迎、周其仁等人認為所有權的實質功能在于保證決策者必須對決策后果負責，即決策者必須是風險和收益的承擔者。生產(chǎn)者不僅對自主決策感興趣，他們更關注的是剩余收入的處置權。從經(jīng)濟學上來看，計劃經(jīng)濟的束縛了生產(chǎn)者的行為，計劃壓制了企業(yè)應對需求變化不斷追求利潤的沖動，而另一方面政府縱容導致的軟預算約束弱化了企業(yè)降低成本、提高利潤的激勵。這種體制一方面使得社會上的物資奇缺，賣方市場占主導地位，另一方面又企業(yè)賺不了錢，連年虧損，人浮于事，再加上高度封閉自守的經(jīng)濟體與連年政治運動，到文革結束前夕，中國原有的經(jīng)濟體制也走到了盡頭。從一場沒有藍圖的改革到今天，這30年是中國企業(yè)崛起的時代。30年的中國企業(yè)經(jīng)歷了大起大落、大悲大喜的激蕩歲月。第四篇：激蕩三十年讀后感《激蕩三十年讀后感》《激蕩三十年》是一部以社會真是事件為題材，以歷史時間為脈絡的紀實文學報告，是一部記錄中國企業(yè)榮辱得失，幾度沉浮的成功編年史，是一部描繪三十年來各種人物叱咤風云，命運波瀾的經(jīng)典著作。變則存，不變則亡，盡管改革之路曲折蜿蜒，但其前途定然光明。另外，值得注意的是成立國民權益基金并非是私有化，而是為了更好的享受改革紅利，3 國有企業(yè)依舊存在，依舊可以受某些政府部門的管理，但其收益、財產(chǎn)升值則能夠實現(xiàn)全民共享，當然國企也可以僅僅拿出一部分收益作為紅利分享，另一部分用于擴大再生產(chǎn)。另外31省市分別成立自己的國民權益基金，把各省的國企股權注入其中，并按照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