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有人對中國人做出的調(diào)查,人們通常對丟臉行為作出的反應(yīng)是憤怒、尷尬、羞愧、焦慮和自責(zé)等,這都與不同的丟面子行為有關(guān)。如果他們的要求被接受了,那么就是權(quán)勢者“給面子”,他自己也會感到抬高了面子。因此,當某人“不要臉”時,與他有聯(lián)系的團體也往往會跟著“丟臉”。中國社會非常重視個人的道德,與道德標準保持一致對于維持個人的地位和聲望非常重要。這些手段包含吹捧對方,附和對方的意見,送禮或做其他取悅對方的事情。例如,一個“要面子”的人會盡力去美化自己的境遇、能力、社會關(guān)系和品質(zhì)。因此人們總是想方設(shè)法顧全自己的面子,同時會為顧及他人的面子做些努力。于是人們總是在提升自己的社會聲望以向更高的等級邁進。例如我們有時候罵人說，“你真不要臉！”這就是相當嚴厲的譴責(zé)了，跟罵人“無恥”的程度類似；被罵者決不僅僅只是丟了個面子，它幾乎意味著人身的侮辱。但有意將臉與面子分開時,兩者之間也有差別,“臉”指的是一種道德價值,而且它也包含了作為一個高尚的人的觀念。因此，中國人愛面子就是表明中國人很看重自己的社會需求。多數(shù)中國人總是希望自己比別人更有面子,在這種對于面子的追逐中,他們都努力使自己更有面子,其結(jié)果是大家都越來越重視面子,面子在社會中所發(fā)揮的作用也越來越大。但是,他們的行為卻無法很一致的表現(xiàn)出來。中國人不僅是一個重人情的民族,也是一個愛面子的民族,多數(shù)中國人對于面子的敏感,使面子成為他們保護自我的甲胄。由于“人情”的價值難以計算,即使他回報了對方,他的“人情債”也沒了結(jié)。同時,即使拒絕別人之情,雖然可以“不欠人情”,但是與他人的來往卻終止了,這就不免有被社會孤立的后果。教育人們輕易不要接受別人的恩惠,就是在說不可欠別人人情。在中國的社會交換關(guān)系中,人們都不愿意成為人情的負債者，俗云“人情緊過債”,“賴賬不如賴人情,賴了人情難做人”。在經(jīng)濟交換行為中,這是一份錢財?shù)钠胶獗?虧與盈有記得很清楚的。在這類社會交換中,人情可以說是媒介,也可以說社會性交換是靠人情來維持的。總之,中國人是極重人情的,但中國人講人情,通常是與“理”相提并論的?！叭饲椤庇卸喾N不同的含義,但在這里,我們指的是人與人之間的關(guān)系,也就是人們相互間的相處之道。人情是什么？看不見摸不著，但大家都知道它的存在。所以處理與中國人的關(guān)系，一定要慎重?！都t樓夢》中有一句至理名言:“世事洞明皆學(xué)問，人情練達即文章。要想在中國人的社會中生存、立足，必須要學(xué)會處理人際關(guān)系。由于多數(shù)中國人矛盾調(diào)和性格的存在,在一旦矛盾無法調(diào)和的情況下,他們的性格特征就會走向它的反面,這也就是其矛盾性格的又一個方面。從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多數(shù)中國人總是愿意避免矛盾的過分激化,喜歡采用中庸調(diào)和的方法對待矛盾。矛盾性格的反面就是調(diào)和矛盾,多數(shù)中國人總是喜歡調(diào)和與折中。但是,我們往往會在背后譏笑那些做表面文章的人。雙面性格的情形在我們的社會已經(jīng)成為一種合法的操作。正所謂，“誰人背后無人說，哪個人前不說人”。相信每一個中國人對隨地吐痰的陋習(xí)都深惡痛絕，并一再表示要“從我做起，杜絕惡習(xí)”。這些現(xiàn)象不是讓人覺得很矛盾嗎？關(guān)于這類中國人的矛盾性格的最好例證是他們在接受責(zé)備時的謙和態(tài)度。實際上，中國人的求和性格與克制性格時常是矛盾的。明明是心里非常想得到的東西，口頭上就是不說；別人送給自己的禮物，本來自己非常喜歡，卻還要裝模作樣地推辭一番；明明是因為自己的努力取得了可喜的成績，卻動不動就歸功于領(lǐng)導(dǎo)的關(guān)懷和同僚的幫助。尤其是一些重大原則，該堅持的還是要堅持。由尊敬先祖、父母、師長,推而廣之到尊敬一切圣賢豪杰、以及一切對人類文化有貢獻的人,乃至一切外人、古代的人、未來的人以及由人所組成的整個世界。也就是要求能夠尊重他人、善待他人，凡事能先為別人著想，能夠謙讓一點的不妨謙讓一些。辭讓之心中國人在人際交往中一向是謙和有禮的。這一切，正是當今商場競爭的誤區(qū)。中國人歷來強調(diào)鋤強扶弱、積德行善，很大程度上也是惻隱之心使然，而且他們也相信，這樣做是一定能得好報的。如果說因為人要具有同情心，就反對殺生害命，連肉也不忍心吃，那才是徹頭徹尾的虛偽的表現(xiàn)呢。他開導(dǎo)梁惠王說，大王能夠這么做，已經(jīng)證明心中有善端了，并不是虛偽的表現(xiàn)?；萃鯇嵲谟谛牟蝗蹋愿赖?“看這頭牛這么可憐，還是把它放了吧。惻隱之心惻隱之心，說穿了也就是同情心。也就是說，要做人，就必須要知恥，更重要的是要明恥，即要明確在生活中究竟什么樣的行為是可恥的，什么樣的行為是光榮的。“知恥近乎勇”是一句在中國幾乎人人皆知的名言。至于恥辱觀的起源，應(yīng)該可以一直上溯到原始社會時期，在人類蒙昧初開時就有了。孟子曾說，“無羞惡之心，非人也”,講的正是這個道理。一個不知羞恥的人，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來的，簡直就不配生于世間。這才是“智”的表現(xiàn)。如果我們一時放縱自己的欲望,放寬自己的道德界限，誠然可以得到物欲的滿足，也可逞一時之快意。所以人能通過對是是非非、善善惡惡的體察和鑒別，而追求真理；同時不斷地反省自己的過失并為之懺悔,從不放棄改過的努力，并且對他人的過失進行批評與督察。人能明辨是非，便會對是的方面加以肯定，對錯的事物加以否決；對善的加以嘉許，對惡的加以貶斥，進而對自己能反省、懺悔、改過、追求真理，對別人能批評、督察、忠告。不管在表面上，他愿不愿意把自己的好惡鮮明地表現(xiàn)出來,但在每一個中國人的內(nèi)心里，還是有著明確的是非觀念的。孟子的話不無道理，可以說，中國人的行為，很大程度上也是受著這四種心理傾向的支配的。例如在我們的生活中，很多中國人就重視不需太多變化的家居工作生活；緩慢地把朋友聚成圈子,并加以固定；對于異性在感情方面的交往，更注重日久生情的培養(yǎng)，而排斥強烈的激情；我們以互相體諒的心情對待朋友，但不知道該如何與陌生人相處；我們喜歡接受一些現(xiàn)成的事物形態(tài),做有一定章法或規(guī)律可循的事，對不確定的事物予以忽視或逃避,等等。就拿情感方面來說，中國人在表達感情時比較含蓄，保持分寸、保護感情，封閉自己的內(nèi)心世界，并在心靈深處設(shè)置厚厚的帷幕或面紗，表現(xiàn)得城府極深。中國社會風(fēng)尚注重保守，普遍都以“先王”、“古法”、“祖?zhèn)鳌睘樽羁少F，并不問它對于當前環(huán)境是否合適。所謂“知足常樂”，既然眼前的生活還過得去，那干嘛還要翻來覆去地折騰呢？一味指責(zé)中國人愛抱殘守缺、食古不化怕也未見得公允，但是說實在話，多數(shù)中國人自古以來，還是比較安于現(xiàn)狀、挺缺乏危機意識的。他們總是固執(zhí)地堅持“祖宗之法不可變”，甚至是“天不變，道亦不變”，使得具有數(shù)千年封建傳統(tǒng)的舊中國暮氣沉沉，萬馬齊喑。中國的封建王朝里，所謂的“改革”和“變法”還真不少，有的甚至還轟轟烈烈，但多以失敗而告終。第10節(jié)內(nèi)斂保守的性格傾向保守是大多數(shù)中國人性格的又一大特色。社會的整體利益要求和諧和統(tǒng)一,和諧成了每個人的共同愿望,也成了社會的共同要求和規(guī)范。對于物質(zhì)欲望,各家學(xué)派的共同原則都偏重于消極的節(jié)制,以求得內(nèi)心的寧靜,如儒家提倡“食無求飽、居無求安”,道家鼓吹清靜無為,墨家提倡強本節(jié)用。中國人“求和”的性格作用在自己身上,就是知足樂觀。有些中國人討厭直截了當,喜歡婉轉(zhuǎn)陳述,使人們往往把握不住他們的真意。在中國歷來的外交政策和外交實踐中，不乏“以德報怨”的先例。和平雖是美德,但若過分地求和,便趨向于文弱。從上面這些準則可以看出，君子的修為是以自制和自省為核心內(nèi)容的，其中最主要的一條就是“慎獨”。中國人的性格，一方面是寬厚待人,追求和諧；另一方面則是嚴于律己，求自制和自省。第8節(jié)善于自省和自制中國文化的傳統(tǒng)，一向是注重人的自我約束和自省的。多數(shù)中國人之所以喜歡從眾，很重要的一個原因是他們?nèi)狈ψ孕?，因而在許多問題上并沒有主見，總是優(yōu)柔寡斷、首鼠兩端。正因為如此，所以從眾現(xiàn)象在中國這片土地上具有廣泛的群眾基礎(chǔ)。在多數(shù)中國人的心目中，自己一個人的判斷可能會是錯誤的，但大多數(shù)人的判斷就不可能有錯誤。第7節(jié)從眾心態(tài)由于多數(shù)中國人行事往往過分地穩(wěn)重和保守，從來不愿走極端，因此往往表現(xiàn)為跟風(fēng)、隨大流的行為，這在心理學(xué)上，稱之為“從眾心態(tài)”。過分的有決心和沒決心,過分的堅持和不堅持,過分的反抗和不反抗,過分的細分和不細分,過分的有耐心和沒耐心,過分的容忍和不容忍……等等,都不能為社會所理解和接受,當然也不符合中庸之道的原則,因而總是遭到社會的反對和排斥,人們的行為也就被約束在社會所認可的過分的有決心和過分的沒決心之間,過分的細分和過分的不細心之間,過分的容忍和過分的不容忍之間……等等,即凡事不過分,不走到兩個極端去。可以說中國人的很多性格特質(zhì)都是因其社會化性格而形成的，在隨后的章節(jié)中，會有更進一步的闡述。正因為這些態(tài)度幾乎成了一種準則或規(guī)范，人們的行為也逐漸順應(yīng)于社會的度的范圍了。這種狀況無疑是很能說明問題的。所以說，很多中國人往往活得很累，即要求名又要得利，真的是難為國人了。長期以來，大多數(shù)中國人總是以社會的眼光來評價自己，即以別人的而不是自己的眼光看自己。傳統(tǒng)的中國社會就是一個這樣的典型。中國的老百姓,最頂禮膜拜的,不是法力無邊的如來佛祖,不是至高無上的玉皇大帝,而是“大慈大悲救苦救難”的南海觀世音菩薩,可見他們的精神寄托何在。就像包拯包青天,海瑞海青天那樣的。而傳統(tǒng)的中國人中,持這種心態(tài)者大有人在。就跟西方人常掛在口頭的“MyGod”似的。這個時候，孔明只得老淚縱橫，仰天長嘆：“謀事在人，成事在天，不可強也。中國古人的“天命觀”相當濃厚，認為天命不可違抗。中國人對于天命，最典型的思想是“死生有命，富貴在天”。人們只要心安理得地服從命運的安排就可以了。有些人對這種心態(tài)大加貶斥，認為是一種消極蒙昧的“僥幸心理”。樂天知命2003年春天，一場突如其來的SARS風(fēng)暴肆虐祖國大江南北，給民眾的心理造成了不小的恐慌。中國人把這一套權(quán)變的理念歸納為四個字，即“執(zhí)經(jīng)達權(quán)”。孟子就十分推崇“權(quán)變”精神，而反對偏執(zhí)迂腐、頭腦僵化的做法。然而，中國的文化傳統(tǒng)也向來不提倡為了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不像當代信奉某種宗教的人，一生下來就必須信仰某種宗教，就要成為教徒，絲毫不能有個人選擇。中國人完全沉溺于世俗的興趣之中，沉浸在感性的生活之中，因此他們的生活完全是唯物質(zhì)主義的，他們熱切追求富裕和享受的快樂而無暇他顧。此外，從另一個側(cè)面也可以看出，中國人具有現(xiàn)實主義特性。中國人誠然很聰明勤奮，而且也善于學(xué)習(xí)。這也就是說對管理者而言，對任何問題，當其微小時，即予以有效處置，便是最理想的管理態(tài)度。管理者能夠知細，事先看出預(yù)伏的危險，便能夠及時防微杜漸，使許多小問題化解掉，就不會形成大問題。“細”指微渺難見的動機，吉兇的先兆?！备袘?yīng)的具體表現(xiàn)，叫做“知細”，就是指要能體察到一些微小的事物，從很小的端倪或征兆推測事物未來的發(fā)展趨勢。如何預(yù)測未來以趨吉避兇，有賴于感應(yīng)。畢竟趨利避害、趨吉避兇，乃是人之常情?！皩⑾嗪汀钡墓适赂嬖V我們,一個國家要保持強盛,政府中主要成員必須有良好的人際關(guān)系,彼此互相尊重、互相信賴,才能立于不敗之地。后來在澠池之會上他又為趙取得外交勝利,其官職位居猛將廉頗之上,廉頗不服,宣稱要面辱藺相如。因此，大多數(shù)中國人在社會交往中都以“和為貴”作為人際交往的基本準則。孟子說:“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追求和諧是中國人求和心理的又一大體現(xiàn),一方面,中國人重視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不把自然界看成是一種敵對力量,而把它看成是和人類相輔相成的,即相互依靠、相互成就的密切關(guān)系。這就是中國人的“求和”思想。西方人最佩服中國人的地方，便是這個“化”字，一切矛盾統(tǒng)統(tǒng)化掉，化得好像沒有矛盾一樣。組織成員，不可以為反對而反對，但是基于共同的目標，提出一些積極性、建設(shè)性的異議，有助于集思廣益,這才是組織進步與發(fā)展的動力，非常必要。然而和諧并不反對競爭，天下事非競爭不能進步。中國人最了不起的地方，大概就是以“和諧”代替“斗爭”，用“互助”代替“競爭”。西方人相信人是神創(chuàng)造的，凡事都應(yīng)該服從神的意旨，成為人為神而生的神本主義。在這個層面上看，“天心”與“人心”是一致的；所以說，“順天”必“應(yīng)人”，“應(yīng)人”即“順天”，兩者事實上是統(tǒng)一的。這或許也算得上是“中庸之道”給國人帶來的影響吧。千百年來，正因為人們對中庸的片面認識和錯誤理解，使得國人的行為出現(xiàn)了較大偏差。既不偏激，也不矛盾，時時求其命中目標，符合“時中”的精神。首先要堅持“有所不為”，然后才能“有所為”。至于一項措施合理不合理，還要看時空能否配合，所以中庸說：“君子而時中”。我們不妨拿大家耳熟能詳?shù)囊恍┬稳菰~來舉例：“怯懦”是“不及”，“張狂”是“過”，而“勇敢”則是“中庸”；“吝嗇”是“不及”，“奢侈”是“過”，而“慷慨”則是“中庸”；“自卑”是“不及”，“自負”是過，而“自信”則是“中庸”。為人如果做到了“中庸”，那才是真正的大智慧呢。中庸的精義，似乎不出《論語》的一句話，那就是“過猶不及”。但是我們還是可以從中國人的一些日常行為中，提煉出中國文化的精髓。前面那幾位中國人在老外面前所遇到的尷尬，其實也是不難理解的。中國人的立身處世、言行舉止，似乎無一不體現(xiàn)著中國文化；我們老祖宗留下的每一件什物，幾乎也都浸潤著濃郁的中華文化。然而，我們不能不從歷史的軌跡，明白我們演化的整個過程以及所處的階段。但是應(yīng)該看到，雖然東、西文化各異，但并不乏相互間的融合與溝通；在求同存異的基礎(chǔ)上，方能彼此珍重，相親而相敬。因此中山先生主張“管理物的方法，可以學(xué)歐美；管理人的方法，當然不能完全學(xué)歐美。中國幾千年以來，社會上的民情風(fēng)俗習(xí)慣和歐美的大不相同。直到辛亥年國民革命爆發(fā)，推翻滿清帝制、建造民國，才產(chǎn)生了根本的轉(zhuǎn)變。這一時期雖然包括明、清兩朝，但是重大的轉(zhuǎn)變，一直到晚清才出現(xiàn)。其時正以西方“大航海時代”為肇端，漸漸地西風(fēng)東漸。法家在秦漢先盛后衰，儒家同樣在漢魏先盛而后衰。秦始皇用法而抑百家，儒、道依然存在。但因這一時期的管理思想遠不如先秦那樣富于創(chuàng)造精神，所以名為因襲。道家則重?zé)o為之治，厭棄法令，不尚賢能，以自然為理想。君子指德才兼?zhèn)涞娜耍鶐в匈F族色彩，其品格亦偏重于崇法社會的道德。墨家則主張以墨為道，所謂墨道就是尚同、兼愛、自苦、利人，倡導(dǎo)舍己救人、刻苦自勵，可以稱為苦行主義者。先秦時期的思想文化，以儒、道、墨、法四家為主流。從先秦時期的三教九流、百家爭鳴，直到如今我們國家隨著改革開放大業(yè)，逐漸融入全球體系。因此，時代不同了；時代和環(huán)境的變遷，使得中國人也跟著發(fā)生了很大的改變。第3節(jié)中國文化的發(fā)展進程中國文化從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