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靜、清凈慈悲。從唐代開始，佛教繪畫開始呈現(xiàn)出明顯的世俗化特征，根據(jù)佛教儀軌而創(chuàng)建的佛的形象開始充分體現(xiàn)來自世俗人間的現(xiàn)實審美要求，而菩薩天女也便逐漸染上了體態(tài)豐腴、容貌端麗的人間情調(diào)。這些在保存下來的敦煌畫中還可以看出來。據(jù)說以高尚聞名于時的道宣和尚曾慨嘆過廟中的菩薩居然和妓女一個模樣。宋后文人畫興，于是佛教畫分為兩種流派。其一繼承隋唐規(guī)矩，不失尺度，如宋李公麟、馬和之，明丁云鵬、仇英，清禹之鼎、丁觀鵬等；其一則不拘繩墨，以古樸奇譎為高，如宋梁楷，明陳洪綬，清金農(nóng)、羅聘等。宋后的佛畫中仍有不少名作，如趙孟頫的《紅衣天竺僧卷》、《無量壽佛圖》，丁云鵬的《羅漢圖》，丁觀鵬的《釋迦牟尼佛會圖》、《法界源流圖卷》等。（圖170）佛畫在唐代可以說達到了一個高潮，宋以后雖繼續(xù)有發(fā)展，但在整體聲勢上已大不如前?？上в捎跁y，唐代的佛畫所存已經(jīng)不多。但敦煌千佛洞仍保存了一些唐代的壁畫。其作品雖大多為無名氏所作，但從其風格大致可推出當時的畫風。這些壁畫的內(nèi)容，主要是佛 62 經(jīng)經(jīng)變故事、凈土變相以及佛菩薩像等。佛經(jīng)變故事畫大都是一些生動的小幅故事畫，用連續(xù)的圖畫展示其內(nèi)容，宣揚佛家忍讓、善良與因果報應思想，故事以連續(xù)的場面展開，從左右向中心發(fā)展，構思完整，整個畫面古樸雄渾，線條粗放，顏色奔放，給人帶來一種動感。經(jīng)變故事中，法華經(jīng)變和報恩經(jīng)變都很有特色，（圖171）故事內(nèi)容豐富而富予變化。凈土變相則是佛教凈土信仰流行的結果，用圖畫描寫西方極樂世界的樓臺伎樂、水樹花鳥、七寶蓮池等美麗景物，以誘引人們尊奉阿彌陀佛，表現(xiàn)了宗教世俗化的浪漫氣息。（圖172）敦煌飛天是敦煌莫高窟的名片。統(tǒng)計，莫高窟壁畫有492個洞窟，就有270繪有有飛天圖像，共計4500之多。最大的飛天每身約2米高，最小的飛天只有6厘米。只要看到優(yōu)美的飛天，人們就會想到敦煌的石窟藝術。敦煌的飛天從藝術上講，是多種文化的復合體，是由印度文化、西域文化、中原文化共同孕育而成的。在敦煌的壁畫上，畫師僅以幾條順風飛舞的彩帶，就將人物輕盈飄逸之姿酣暢淋漓地表現(xiàn)出來，既不借助翅膀，也不需要彩云，就這樣凌空飄舞，給整個壁畫增添了嫵媚活潑的氣氛。敦煌飛天可以說是中國古代繪畫的一個天才創(chuàng)作，是世界美術史上的奇跡。（圖173）在繁亂嘈雜的世俗環(huán)境中，佛樂使我們的心靈得到凈化佛教傳入中國后，逐漸與中國固有文化融合而最終形成中國化的佛教。佛教音樂的發(fā)展，也經(jīng)歷了大致相同的歷程。最初的佛教徒對于佛教的宣傳，只是停留在譯經(jīng)上。但后來他們漸漸覺得要讓人們主動去閱讀佛經(jīng)是非常困難的事，于是便開始主動出擊，采取公開宣講的方法。但如果只是大段大段的經(jīng)文背誦或教義的闡述，恐怕人們聽了就會昏昏欲睡。故而漸漸便有了佛教音樂。佛教稱自己有八萬四千法門，只要有利于眾生，皆是方便，佛教音樂在這方面可謂是具有很大的優(yōu)勢。它既能直接傳達佛教的理念，而又通過美好的旋律吸引民眾，激發(fā)其情感共鳴。譬如古寺晨鐘，遠遠聽著，便覺余音繞梁，發(fā)人深思。而叢林寺院傳出的念佛聲，也往往給人帶來莊嚴恬和的感受。在繁亂嘈雜的世俗環(huán)境中，佛樂使我們的心靈得到靜化，妙音清心，覺悟最美，特別是在禪宗的觀念中，追求頓悟的效果，而在佛音的感染下立地成佛的，歷代不乏其人。佛教的音樂大致可分為佛事音樂和以佛教題材為主題的佛教音樂。佛事音樂是在寺廟內(nèi)部，由僧眾操持的，包括僧眾平時早晚的唱誦、佛菩薩圣誕時的慶?；顒?，以及舉辦各種法會時所唱的各種曲調(diào)。而佛教音樂的范圍就比較廣了，一般只要以推廣佛教為目的的音樂就可以包括在內(nèi)，甚至還可以涵括一些通俗歌曲。中國佛曲的興起，是以梵唄為始端的。梵是印度語“梵覽摩”的省略，是清凈的意思。唄是印度語“唄匿”，意指贊頌或歌詠。印度婆羅門自稱為梵天的后代，因此習慣指印度為梵，如古印度文為梵文。所謂梵唄，就是摹仿印度的曲調(diào)創(chuàng)為新聲，用漢語來演唱佛曲。最早的梵唄是曹魏陳思王曹植制成的魚山唄，唐代僧人道世在《法苑珠林》卷三十四中記載其：“嘗游魚山，忽聞空中梵天之響，清雅哀惋，其聲動心??乃摹其音，寫為梵唄?！薄Ｍ瑫r制成的梵唄還有吳國支謙據(jù)《無量壽經(jīng)》、《中本起經(jīng)》制成的菩薩連句梵唄，以及康僧會傳授的泥洹唄。由于梵唄和漢語的區(qū)別，中國的歌贊和印度的唄贊之法當然也有差異。正如慧皎大師所說：“東國之歌也，則結韻以成詠；西方之贊也，則作偈以和聲。雖復歌贊為殊，而并以協(xié)諧的鐘律符靡宮商，方乃奧妙。故奏歌于金石，則謂之以為樂；設贊于管弦，則稱之以為唄?！彼哉f梵唄的產(chǎn)生對中國音樂的發(fā)展是有裨益的。到了晉代，廬山慧遠創(chuàng)立唱導制度，南北朝時涌現(xiàn)出許多擅長佛教音樂的高僧，如道照、曇宗、僧辨、道慧、慧璩等?！陡呱畟鳌吩涊d曇宗“唱說之功，獨步當世”。到了隋代由于中西交流的便利，西域佛教的音樂開始傳入中土。唐代佛樂則吸收了天竺樂、龜茲樂、安國樂等來自佛教國家的音樂，一時之間，佛曲大興，加上俗講的盛行，廟會的轟動，朝野上下，對佛曲都有些如癡如狂。加之寺院之內(nèi)，凈土宗流行，而凈土要求多誦法號，63 以求往生極樂世界，這些都為佛曲的大興創(chuàng)造了條件。現(xiàn)存的唐代佛教歌贊資料有善導《轉經(jīng)行道愿往生凈土法事贊》、《依觀經(jīng)等明般舟三味行道往生贊》和法照撰的《凈土五會念佛誦經(jīng)觀行儀》、《凈土五會念佛略法事儀贊》。這些贊文都是五言或七言句，間用三、四三言句。晚唐少康則另辟蹊徑，在民間音樂的基礎上創(chuàng)作新的佛曲。敦煌經(jīng)卷所載唐代佛曲有《悉曇頌》、《五更轉》、《十二時》等調(diào)，但具體使用情況已不可考。唐代的佛教俗講如前面所言，對社會產(chǎn)生了巨大的影響。唐代的眾多寺院，實際上成了社會的主要娛樂場所。任半塘先生在《唐戲弄》中述唐代長安的娛樂場所有歌場、變場、道場和戲場。道場本應是高僧大德聚會講道的場所，但實際情況卻淪為聲色交雜之地。唐代戲場也多集于寺廟，錢易《南部新書》載：“長安戲場多集于慈恩(寺)，小者在青龍(寺)。其次薦福(寺)、永壽(寺)。尼講盛有保唐(寺)，名德聚于安國(寺)，士大夫之家入道盡在咸宜(寺)。”這些都是當時著名的寺廟。在這種情況下，佛教音樂得到大的發(fā)展，也是理所當然的。宋元以后，佛教音樂因為市民階層的出現(xiàn)而日趨通俗化，當時的寺廟繼承了唐代的特征，仍然十分開放。宋代說話技藝的演出場所之一就是寺廟。開封相國寺是當時演出最為繁盛的地方，至今仍保留了不少古代的佛典痕跡。如在音樂典籍中只有曲名未見樂譜的《駐云飛》，在相國寺樂譜中可找到，其結構極似隋唐的大曲。（圖174）還有其他的一些樂曲也有不少唐宋大曲或法曲的特點。另外，從曲名和曲譜中也保存有不少詞曲音樂的蹤跡，如菩薩蠻、浪淘沙、望江南、水龍吟、山坡羊、醉太平等。相國寺音樂集中州佛曲、詞曲和民間音樂的大成，是音樂寶庫中燦爛的明珠。此外，繼唐代俗講而起的寶卷，在宋時盛極一時并一直綿延到明清，影響了近世多種戲曲及曲藝音樂。在民間的戲曲小說中，常?？梢钥吹椒鹎耖g音樂的融合，佛教法器在明清眾多地方戲中經(jīng)常使用，包括《一封書》、《楚江秋》、《山坡羊》、《皂羅袍》等時曲，這些都是佛曲深入民間，成為市民娛樂生活重要內(nèi)容的生動例證。這一時期的佛曲跟唐代相比，表面上是大大衰微了，但實際上佛教音樂仍然很盛行，只不過佛曲的歌唱更多地被化為故事性的唱誦，并且跟通俗音樂逐漸結合起來。從總體上說，佛教音樂柔而不弱，清而不躁，對于陶冶身心、愉悅精神都能起到重要的功用，對于宣揚佛法也是大有助益的。中國佛教與書法結下了不解之緣《景德傳燈錄》卷十二睦州道明章下記載這樣一個故事：“秀才訪師，稱會二十四家書。師以柱杖空中點一點‘會么？’”秀才罔措。師曰：“又道會二十四家書，永字八法也不識?！边@是一段很有趣的禪門公案。主人公道明禪師是唐代高僧，住睦州龍興寺，人稱陳尊宿或陳蒲鞋。這位秀才號稱能寫二十四家書，但他學習的其實只是形式上的東西，真正的書法精華，或者更直接地說，實際上是禪的精華，他并不曾領會。而在道明禪師看來，如果不能理解宇宙間的根本大法，以佛性入書，則無論對二十四家的書體如何熟悉，也是不可能有大成就的。道明在空中的隨意一點，絕不是指習書者熟悉的那個“永字八法”，而是佛家的心法。由此我們可以悟出佛教與書法的關系。佛教最初傳入中國的時候，由于印刷術尚未發(fā)明，人們只得靠手抄佛經(jīng)來弘揚佛法，這就使佛教與中國書法結下了不解之緣。而且書法對于中國人來說，歷來是修心養(yǎng)性的絕佳藝術，而其與佛所倡導的境界也有相符之處，故而佛教對書法一直都很重視。《放光般若經(jīng)》、《瑜伽師地論》中說到，“書寫”不僅于“十法行”中居首位，而且行此十法能遠離魔害，得天龍護衛(wèi)，不久當?shù)闷刑?。僧眾抄寫《佛?jīng)》，本來就需要凈心屏氣，專心致志，而這對于書法的提高，卻是大有助益的，（圖175）所以歷代以來，有不少高僧也兼為著名書法家。如高僧智永為王義之七世孫，著名的“永州八法”的發(fā)明者。智永善書，頗有家法。他曾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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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羲之作為傳家之寶的《蘭亭序》，帶到云門寺保存，云門寺有書閣，智永禪師居閣上臨書20年。后于閣上臨得真草“千字文”八百余本，浙東諸寺各施一本，一時求書者紛至沓來，門檻都被踏爛了，只好換成鐵的，人稱鐵門檻。其“千字文”用一千個不同的字書寫而成，奠定了后世草書的筆法規(guī)范，歷代大家臨摹者不計其數(shù)。（圖176）又如唐代書僧懷仁，曾書《三藏圣教序》，碑文集自義之真跡，苦心經(jīng)營達二十四年，最終集成此碑。此書點畫縱橫，結構完整，天衣無縫，充分體現(xiàn)了王書的特點和意味，給人以溫潤和諧之感。再如唐代的懷素禪師，擅長草書，生性疏放，不拘細行。時人稱之醉僧。據(jù)唐人陸羽《懷素傳》所載：懷素“飲酒以養(yǎng)性，草書以暢志，時酒酣興發(fā)：遇寺壁里墻，衣裳器皿靡不書之。”相傳他為練字種了一萬多棵芭蕉，用蕉葉代紙、勤學精研，曾署其屋曰“綠天庵”。后來芭蕉樹的葉子竟被他用光了，用過的葉子堆滿了整個房間。他又用漆盤、漆板代紙，寫至再三，盤板都穿，禿筆成冢，終于得草圣三味，“運筆迅速，如驟雨旋風，飛動圓轉，隨手萬變，而法度具備”。懷素與張旭并稱“顛張醉素”，其《自敘貼》、《苦貼》為書法中的瑰寶。（圖177）李白很佩服他的字，其《草書歌行》稱：“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庇捎谒略荷畟H中書法家很多，故而社會名流往往紛涌而至，與其交游往來，歷代文人墨客因此而對佛法耳濡目染，寫下與佛教相關的經(jīng)典或碑文書貼。如王義之曾書《遺教經(jīng)》、柳公權曾書《心經(jīng)》、《金剛經(jīng)》（圖178），蘇軾更寫有《心經(jīng)》、《華嚴經(jīng)》等十余種，再如歐陽詢、褚遂良、虞世南、顏真卿、黃庭堅、趙子昂、米芾等，均有跟佛教相關的書法作品行世。（圖179）至于撰寫碑文、題記者，歷代更是不勝枚舉，而留下的經(jīng)典作品也不計其數(shù)。如佛教祖庭白馬寺，山門內(nèi)東側有元代大書法家趙孟頫所書《洛京白馬寺祖庭記》碑，字體工正秀麗；再如唐代歐陽詢的《化度寺碑》，原碑在長安終南山佛寺，全稱為《化度寺故僧邕禪師舍利塔銘》。此碑書法平正清穆，筆清意長，于雄健中富含深雅之韻，堪稱“歐體”的杰構。又如大慈恩寺的大雁塔底層，嵌置著唐代諸遂良的《大唐三藏圣教序碑》和《大唐三藏圣教序記碑》，字里行間，溫潤生焉，如美人嬋娟，增華綽約；再如山西龍興寺有一以大篆而稱譽全國的《碧落碑》。文為篆體，共21行，每行32字，除去空闕，實有630個字。碑文的用字和結體，雜取鐘鼎、古籀、兼及小篆等文，在前代諸家古體書法的基礎上，加以變通創(chuàng)造，整體風格舒暢秀逸，為歷來金石書法家所珍視。關于這塊碑文，還有個動人的傳說。此碑本為唐代的幾位王子為其亡母祈福所立，碑成之日，尚缺碑文，恰巧有兩位道士前來請求刻之，二人拿到碑文后，便關門封戶，閉目靜坐，一連三日，晝夜不出。眾人覺得好生奇怪，便一起開門看看動靜。不料房中空空如也，唯有一對仙鶴在翩然起舞，而碑文卻已刻成，且似鬼斧神工，宛然在目。因此事甚奇，此碑甚妙，不少書法名流慕而觀之。當時著名書法家李陽冰見了此碑后，愛不釋手，徘徊數(shù)日，反復研習，但終于未能琢磨出門道來，最后無名火起，竟以槌擊碑，羞愧而去。碑上有一塊殘缺，相傳就是李陽冰的槌痕。除了碑刻之外，有許多書法作品或書于寺院匾額之上，或題于廊柱之間，或藏于經(jīng)閣之內(nèi)，寺院赫然成為中國古代書法的一大圣地。如四川峨眉山報國寺為峨眉山進山的門戶，其山門“報國寺”匾額為乾隆皇帝手寫；而其七佛殿內(nèi)，藏有宋代文豪、書法家黃庭堅的四幅《七佛偈》木刻條文真跡；藏經(jīng)樓內(nèi)更有元代書法家趙孟頫書寫的《蘭亭集序》大條幅及鄭板橋、康有為、張大千、徐悲鴻等名家墨跡。（圖180）隨著科技的發(fā)展，人們用毛筆寫字的日子已經(jīng)一去不復返，即使是佛教徒，也不再需要像以前那樣汲汲于抄寫佛經(jīng)。但在繁忙的都市生活中，如果能適當抽出一點時間來瀏覽名山古剎，感染佛法的澄澈無邊，觀賞古代名書家的輕逸之氣，其中所蘊含的精神追求，或者仍是值得肯定的吧。而當我們學書問禪，與高僧墨客展開精神交游之際，恍然神與佛交，飄飄若舉世皆濁而我獨清，心寂如煙，渺渺不知所歸，這種游心騁目，物我兩忘的情懷，又豈是凡夫俗子所能領會。（圖181）第五篇：淺談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淺談儒家思想對現(xiàn)代社會的影響摘要：作為獨立學派的儒家形成于春秋年末，孔子是其創(chuàng)立者。在孔子奠定的儒學理論的基本構架，經(jīng)由孟、荀的內(nèi)外擴充，形成一個成熟的、開放的、兼容性極強的思想體系。儒家思想對中國文化的影響很深，幾千年來的封建社會、傳統(tǒng)的責任感思想、節(jié)制思想和忠孝思想，都是它和封建統(tǒng)治結合的結果。關鍵詞：儒家思想思想體系中國文化影響在以自然經(jīng)濟為基礎，以宗法關系問紐帶的中國傳統(tǒng)社會漫長的歷史演進中，還沒有一種學說能動搖儒學在中國思想界的地位，其深遠影響輻射政治、經(jīng)濟、文化乃至中華民族的心理素質(zhì)，是中華民族寶貴的歷史文化遺產(chǎn)。在歷史上，儒家思想幾乎成為政治的玩偶，時而被全盤肯定，時而被全盤否定。其實，在一種思想的繼承過程中，對它消極因素的批判也極為重要，它可以使我們得到更多的反面經(jīng)驗，走出自己在思想上的誤區(qū)。我國傳統(tǒng)文化體系是以儒家為中心形成的，儒家的理論從個人層面的修身開始，層層擴大到齊家、治國、平天下，成為一個無所不包的整體。它不僅僅是一種單純的哲學或宗教，而是一套完整的安排人間秩序的思想系統(tǒng)，通過幾千年來政治、經(jīng)濟、社會教育等制度的建立，滲透進國人日常生活的每個角落，形成一種“制度化”的生活方式。進入20世紀以來，在民族危亡、內(nèi)外交困的大背景下，現(xiàn)代化艱難舉步，儒家思想作為傳統(tǒng)文化的集中代表，一再被質(zhì)疑、批判，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不僅國內(nèi)如此，西方部分學者如韋伯在其《儒教與道教》中也斷言儒家倫理是阻礙現(xiàn)代化的主要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