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dǎo)讀】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曰：?夫之后，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對陳成子弒君一事，孔子為什么要?效后為什么反復(fù)申說自己?假設(shè)哀公同意了孔子的請求，讓孔子負(fù)責(zé)此事，孔。對魯國君臣實現(xiàn)自己的要求原本就沒有抱多大的希望，孔子的舉動帶有“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意味。孔子反對武力攻伐，但也并非絕對反對戰(zhàn)爭。成子臣弒其君，此乃人倫大變，人人得而誅之，按孔子之志，必將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與國以討之。往者不可諫，來者猶可追。趨而辟之，不得與之言。諷刺孔子在天下無道之時都不隱去，這是德行衰敗的表現(xiàn)。之事，應(yīng)避亂隱居。給自己帶來危險。在接下一節(jié)里，心直多勇的子路更是明確提出。長幼之節(jié)，不可廢。據(jù)記載，接輿是楚國的隱士，因為對當(dāng)時社會不滿，剪。去頭發(fā)，表示堅決不與統(tǒng)治者合作。救文化的道義和責(zé)任，這和孔子的思想作為也不謀而合。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明日，子路行，以告。

　　

【正文】 論語 微子 》 “子路從而后，遇丈人，以杖荷蓧。 ” 以上兩本權(quán)威性工具書以及上面所提到的兩種教材以及楊伯峻先生都把 “ 蓧 ” 釋為 “ 竹編的鋤草的農(nóng)具 ” 。前面已經(jīng)論證這樣的解釋是錯誤的。那這樣錯誤解釋是否是空穴來風(fēng)呢？并不是的。他們的解釋來源于北宋邢昺的注疏。 對何晏所做的 “ 蓧，竹器 ” 這樣的解釋，北宋 邢昺 《 論語義疏 》 中說： “ 《 說文 》 作 ‘ 莜 ’ ，蕓田器也。 ” 很明顯，邢昺把何晏所做的 “ 竹器 ” 錯誤地解釋為 “ 耕耘田地的器物。 ” 楊伯峻先生在其 《 論語譯注 》 中所注的： “ 蓧 …… 說文作 ‘ 莜 ’ 。 ” 這樣的解釋，我們有理由相信他是采納了邢昺 《 論語義疏 》 中的注釋。那說文中對 “ 莜 ” 的解釋是不是 “ 蕓田器也 ” 呢？答案是否定的，是邢昺把 《 說文解字 》 中關(guān)于 “ 莜 ” 的解釋也給篡改了，試看： 《 說文解字 艸部 》 “莜，艸田器。從艸，條省聲。 《 論語 》 曰： ‘ 以杖荷莜 ’ 。 ” 許慎對 “ 莜 ” 所做的解釋是 “ 艸田器 ” ，而不是 “ 蕓田器 ” ，因此清代的王筠在他的 《 說文句讀 》 中云： “ 莜，田間之器，率以檾（麻類）稭為之，故曰艸。 ” 且此處的 “ 器 ” 并非邢昺所說的農(nóng)具，而是器皿，指盛放東西的器具。所以王筠說是用麻之類的植物編織的器具。耕耘田地的器物絕不可能以草編之。這有許慎的說文為證。許慎在 《 說文解字 》 （第四十五部）云： “ 器，皿也，象器之口，犬所以守之。 ” 所以， “ 器 ” 是 “ 器皿 ” ，而非 “ 農(nóng)器 ” 。因此許慎對 “ 蓧（或作 ‘ 莜 ’ ） ” 的解釋是正確的，即 “ 草編的田間用的盛放東西的器物 ” 。而邢昺把 “ 莜，艸田器 ”給篡改為 “ 蕓田器也 ” ，這就和說文的原意大相徑庭了。因此導(dǎo)致了對 “ 蓧 ” 的錯誤解釋 “ 耕耘田地的器物 ” 。后世之所以有以上與邢昺相同的不正確的解釋，大概是采納了邢昺的錯誤的注疏罷。 30 ?《 知其不可而為之 》 曾國藩讀論語，至 “ 鳥獸不可與同群 ” 時，喟然長嘆：由此可見圣人多少包涵，使人狹促之心，頓時都休。 在清高孤傲者看來， “ 滔滔者天下皆是也 ” ，人類不是什么好東西，為什么還要替人類著想？孔子感嘆的意思是：鳥獸雖好 ——我認(rèn)為孔子這里沒有罵人的意思，他不喜歡罵人，而且他當(dāng)時的心情應(yīng)該是蕭瑟傷感的，只是一種感慨：鳥能飛，獸能走，不知陰謀詭計，不懂忘恩負(fù)義，更無貪官惡吏、盜賊淫婦，都比人自由而且善良 ——但是我畢竟不能跟它們一起生活呀，不和這些惡習(xí)缺點很多的人在一起，我又跟誰呆在一起呢？ 稍做延伸，可以這么說：中國人毛病很多，但是 “ 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 ” 因為 “ 鳥獸不可與同群 ” 呀。當(dāng)然，也許人類是唯一一種能夠和鳥獸同群的動物，更是唯一一種可以加入別的種群反對自己同類的動物?？鬃又?，可以堅子路之心，恐未必能折吳三桂之辯。彼且曰： “ WHY？鳥獸不可與同群？斯人之徒，囚我老父，奪我愛妾，引鳥獸而殺之，有何不可？ ” 嗚呼，至此，則孔子之道窮矣。 31 ?《 知其不可而為之 》 孔子派子路去問過河的渡口，子路得到的卻是人生渡口的指點，所謂“指點迷津”。至于過河的渡口在哪里，長沮、桀溺根本就沒有說，反倒是長沮諷刺說，既然是魯國的孔丘，那他應(yīng)該知道渡口在哪里啊！ 這段記載讀起來很有點寓言的味道。 到底是誰來指點誰的迷津？ 按照桀溺的看法，天下大亂，整個世界都像滔滔洪水泛濫一樣，誰能檔得住呢？誰又能治理好這種泛濫，像傳說之中的大禹使天下重歸太平嗎？沒有！所以，孔子和子路等人的奔走救世是徒勞無益的。這是第一層意思。第二層意思是，既然不能救世，那我們怎么辦呢？要么就隨波逐流，大家一起混日子，得過且過。這是長沮、桀溺們反對的，其實也是孔子們反對的。要么就避開那些壞人而尋求治理天下、拯救世道的好人。這是孔子的觀點，所以他帶領(lǐng)學(xué)生離開魯國而奔走天下，即便是“累累若喪家之犬”，也絕不后悔，甚至是“知其不可而為之”。但這也是長沮、桀溺們所反對的。因為，在他們看來，舉世皆濁，你到哪里去尋找凈土呢？世人皆醉，你在哪里去尋求清醒的人呢？所以，與其避人，不如避世，連整個濁世都避開了，隱居于山林之中去與鳥獸同群，管它世道變成什么樣子，這就是長沮、桀溺們的觀點，說到底是隱士的哲學(xué)。 從理論上說，長沮、梁溺們的觀點不是沒有道理。所以，說他們在指點孔子、子路的迷津也無不可。就連孔子聽了他們話后，不也悵憫不已而有所感慨嗎？ 但從實踐上說，我們就不能不認(rèn)為孔子的話也有道理了。事實上，避開整個世道而與鳥獸同群辦得到嗎？人畢竟不可以都去做“狼人”啊！正如孔子所說：“鳥獸不可與同群，吾非斯人徒與而誰與？”作為一個人，不和人打交道而完全隱居是不可能的。就是長沮、桀溺，不也并沒有在山林之中去與飛禽走獸同群，而還在耕田種地，食人間煙火嗎？何況，他們不僅耕田種地，而且還“耦而耕”，二人并肩操作，也離不開人與人之間的交往啊。這是主觀愿望和客觀實踐的矛盾。從另一方面說，孔子也說得非常真實：“天下有道，丘不與易也?！比绻煜绿?，我孔丘也就不和你們一起出來奔走，進(jìn)行改變世界的努力了。反過來說，正因為天下不太平，我們才于心不忍，汲汲于救世之道。說到底，是一種社會責(zé)任感和知識分子的良心在作驅(qū)動器，也是不得已而為之啊。 其實，孔子選取的，是比長沮、桀溺們更艱難困苦，更具有悲劇色彩的道路，而長沮、桀溺們所選取的，是不愿意為社會負(fù)責(zé)任的撒手不管的路。概而言之，正是積極入世與消極避世，拯救與逍遙兩種人生態(tài)度的根本區(qū)別。而正是這兩種人生態(tài)度鑄造著后世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心理，其影響逾千年而不衰，經(jīng)常擺在我們每個人的人生轉(zhuǎn)折點上，供我們選擇和決斷。 所以，我們絕不要輕忽了這段看似尋常，不過是問問路的文字。這可不是一條尋常的路啊，回到我們話題的開始，所謂“指點迷津”，到底誰知道渡口在哪里呢？ 是長沮、桀溺還是圣人孔子？不同的你、我、他應(yīng)該有不同的回答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