談懸賞廣告能否對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適用-資料下載頁
2025-01-01 06:50本頁面
【正文】 務的承擔上之所以有區(qū)別是因為他更多的時候實施的是“公”行為——即職務行為，他承擔更多義務的前提是因為他享有國家賦予的更多的權力。然而，這并不是說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一切行為都是“公”行為，他也應有作為私法主體的一般權利，當然前提是此時他的行為是“私”行為——即非職務行為。這一點在我國的《國家賠償法》的相關規(guī)定上可以得到反面的體現，該法第五條第二項規(guī)定：“行政機關工作人員與行使職務無關的個人行為”，國家不承擔賠償責任。這說明作為法律上有特定身份的人的行為的確有所謂“公”行為和“私”行為的區(qū)分。具體在本案，我認為被告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當然成為阻卻其行使報酬請求權的理由，因為其時已在李某下班以后，李某完全可以作為一個私法上的主體去從事相應的民事活動。因此在本案中李某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其實是一個與案件的審理無太大關系的一個情節(jié)。另外，我認為即使在完成懸賞廣告的行為真的和職務行為競合的情況下，行為人也并非沒有報酬請求權，只是在這個時候，懸賞人可以以此作為對抗的理由，從而使相對人的請求權無法實現，也就是說相對人的請求權并非自始就不存在。因此，我覺得如果此時懸賞人不以相對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為抗辯理由，那么相對人的報酬請求權是可以自然得到實現的，而且此時不應把相對人所得報酬理解為懸賞人的贈予。綜上所述，我認為以下是本文的要點：（1）懸賞廣告在本質上是懸賞廣告發(fā)布人的一種單方行為，因為作此種理解有利于保護相對人的利益，也是對民法誠實信用原則的體現和維護；（2）對懸賞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實的問題，應該肯定其有不情愿的因素，但是這也是其在思考后的理性的選擇，因此不能輕易地以此為理由來否定懸賞廣告的效力；（3）相對人的法律上之特定身份并不能當然成為阻卻其行使報酬請求權的理由，其作為私法主體所為的民事行為的效力應得到維護。因此，我認為被告李某應該得到懸賞廣告中許諾的報酬。注釋：○1梁彗星，《自由心證與自由裁量》〔c〕，北京，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9月 第166—167頁○2王家福，《民法債權》〔M〕,北京，法律出版社，1999年，第285頁○3王利明 崔建遠《》〔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第143頁○4“李珉訴朱晉華、李紹華懸賞廣告酬金糾紛案”，載《最高人民法院公報》1995年第2期○5王伯琦，《民法債篇總論》〔M〕, 臺北，國立編譯館，1986年，第30—31頁。第 6 頁 共 6 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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