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間，可以隨時申請法院復查是否應當撤銷逮捕令，或者依照法律規(guī)定延期執(zhí)行逮捕令。在日本，判例中認為，嫌疑人在逮捕證簽發(fā)之后、執(zhí)行之前，有權對逮捕提出準抗告；嫌疑人在羈押期間有權提出取消羈押請求、對羈押提起準抗告?！　≈档米⒁獾氖?，雖然各國均規(guī)定了犯罪嫌疑人作為偵查程序主體的法律地位，但是由于司法傳統(tǒng)的不同，對于犯罪嫌疑人的這種主體地位的理解仍有認識上的不同，在英美法國家，基于“平等武裝”的理念，賦予辯護方對等的調(diào)查取證權，偵、辯雙方在偵查中地位平等、權利對等，可以同時展開對抗性偵查，正是在這種對抗、抗衡中，犯罪嫌疑人的主體地位得到了實質(zhì)性的保障；而大陸法國家由于過于注重偵查機關的職權運用，而對犯罪嫌疑人的權力限制較多，辯護方在偵查中不享有對等的偵查權，這就使得犯罪嫌疑人的地位弱化、客體化，其權利保障標準較之英美法國家要低得多，因此有學者認為，雖然“被告人也成為訴訟主體的一方，但是被告人的地位僅是形式上的訴訟主體，還很難說這個訴訟主體有什么權利得到保障?！盵23]　　我國歷史上曾經(jīng)長期采用糾問式訴訟模式，近代以來又在借鑒、移植大陸職權主義訴訟模式的基礎之上形成了一種“超職權主義”訴訟模式。96年刑訴法修改后，雖然在庭審程序中引入了對抗制因素，但在偵查階段仍然保留了相當多的“超職權主義”因素，現(xiàn)行的偵查結構基本上還是一種職權式結構。在這種職權式偵查結構中，在我國，由于歷史和現(xiàn)實的原因，在犯罪嫌疑人的權利保障方面，與國外先進國家相比還存在不小的差距。日本學者田宮裕曾經(jīng)指出：“偵查中的辯護是今后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一個標志。”[24]從我國的現(xiàn)實情況來看，偵查程序中的辯護狀況是難以令人滿意的，應當成為我國下一階段刑事司法改革的重點?！　。ㄒ唬┓裾J沉默權。在我國，基于坦白從寬、抗拒從嚴的刑事政策，歷來在理論和實踐層面上否認沉默權的積極意義。傳統(tǒng)理論認為，要求犯罪嫌疑人如實回答偵查人員的提問，有利于實現(xiàn)刑事訴訟的目的，無論對于處罰還是對于保障，均有積極意義。對有罪者，責令其如實交待罪行，有利于及時、準確查明案情，也有利于判明其認罪態(tài)度以供量刑時參考；對無辜者，要求他積極與專門機關配合，有利于迅速查明事實真相，使其盡早脫離訴訟，并有利于查獲真正的犯罪人。在立法實踐中，不論是79年刑事訴訟法，還是96年刑事訴訟法，均未賦予犯罪嫌疑人在偵查中享有保持沉默或者拒絕陳述的權利，而是要求犯罪嫌疑人面對偵查人員的訊問必須如實陳述，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或者拒絕供述，都將被視為抗拒服法，并將在量刑上遭受不利評價。沉默權源于人的尊嚴，是犯罪嫌疑人主體性地位的集中體現(xiàn)，“犯罪嫌疑人不僅擁有不被拷問、強迫供述的權利，而且還擁有自由的自我決定權，可以自己決定是否供述。既有供述的自由也有不供述的自由”。[25]沉默權的缺失，無疑是剝奪了犯罪嫌疑人的消極訴權，是對犯罪嫌疑人權利的極大限制，嚴重威脅到犯罪嫌疑人在偵查中的主體性地位?！　。ǘ┞蓭熢趫鰴喔嫒?。偵查訊問是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最脆弱的階段，由于犯罪嫌疑人處于偵查機關的單方面控制之下，極易發(fā)生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法訊問的情形。為此，各國均規(guī)定，偵查訊問時必須有律師在場，律師不在場，偵查機關不得進行訊問，否則視為非法訊問，不予采信。在理論上，人們往往將律師偵查訊問在場權視為是沉默權的保障性措施，因為只有律師在場提供法律咨詢、監(jiān)督偵查機關，才能使犯罪嫌疑人真正得以行使沉默的權利。由于我國否認沉默權的合法性，因此，對律師的在場權也缺乏相應的規(guī)定，根據(jù)我國刑訴法第96條的規(guī)定：“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后或者采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可以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咨詢、代理申訴、控告。犯罪嫌疑人被逮捕的，聘請的律師可以為其申請取保候審?！睋?jù)此，律師只能在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偵查詢問之后才能介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務，而在偵查機關第一次偵查訊問時，律師是不能在場的。偵查訊問時律師不能在場，其直接惡果就是導致刑訊逼供或指供、誘供等非法取證現(xiàn)象的產(chǎn)生，這對犯罪嫌疑人的人權保障是非常不利的?！　。ㄈ娊涣鳈嗍芟?。在職權式偵查結構中，刑事辯護人的作用必定會受到一定的抑制，這是普遍規(guī)律。從我國96年刑訴法的規(guī)定來看，最突出的表現(xiàn)便是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的會見交流權受到極大的限制。具體而言：根據(jù)96年刑訴法的規(guī)定，如果案件涉及國家秘密，必須經(jīng)偵查機關批準。由于立法上對“國家秘密”的范圍并未作出明確的規(guī)定，在司法實踐中，偵查機關往往借口案件涉及國家秘密而無理阻撓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同時，偵查機關還對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的次數(shù)和時間加以限制，如有些地方的偵查機關規(guī)定在偵查階段律師會見當事人以3次為限，每次不得超過1個小時。這就使得辯護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仍然比較困難；辯護律師與當事人會見過程受到監(jiān)控。根據(jù)刑訴法的規(guī)定，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jù)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偵查機關派員在場，使辯護律師與當事人之間的會見毫無隱密可言，出于對偵查人員的心理畏懼，犯罪嫌疑人往往不敢將案件的真實情況毫無保留地告訴辯護律師，這就使辯護律師難以掌握案件的全部情況，從而影響到辯護的效果。在實踐中，有些地方的偵查機關還以安全保障為由在會見場所安裝監(jiān)控設備，監(jiān)視、監(jiān)聽辯護律師與當事人的會見情況，表現(xiàn)出對辯護律師職業(yè)操守的極端不信任。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的會見交流權，是辯護律師了解案情、展開辯護的前提，會見交流權的受限，將極大地影響到律師的辯護效果；同時，律師在偵查階段及時與在押的犯罪嫌疑人進行會見交流，可以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咨詢，解除其在押狀態(tài)中的不安，提供家庭等外界信息，緩解他的孤立感，限制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的會見交流，無疑將犯罪嫌疑人至于更為被動、無助的境地，與犯罪嫌疑人的主體性地位是極端不符的?！　。ㄋ模﹤刹殡A段缺乏法律援助。刑事訴訟法修改之后，雖然擴大了指定辯護的適用范圍，但是我國目前的刑事司法援助仍然只限于法庭審判階段，在偵查階段仍不能為犯罪嫌疑人提供進行刑事司法援助?！妒澜缧谭▽W協(xié)會第十五屆代表大會關于刑事訴訟法中的人權問題的決議》第19條明確規(guī)定：“國家必須從刑事訴訟程序一開始，便確保刑事被告獲得聘請律師的權利，如果被告人沒有能力聘請律師，國家應讓其免費享受律師的幫助。國家應該負擔此項費用?！蓖瑫r，考慮到新的控辯式訴訟模式的確立大大增強了被告人對辯護律師的依賴性，因此，為了保障犯罪嫌疑人能夠獲得律師的幫助，維護刑事司法的公正、公平，同時也是為了保障新的審判方式能夠有效運行，我國刑事司法援助制度的范圍有待進一步擴大，應當考慮從偵查階段起就及時為犯罪嫌疑人提供律師進行司法援助，以保障犯罪嫌疑人的合法權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