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為生計所迫，因而可以為科學而科學，為求知而求知，從事自己真正喜歡的研究與探索，因而能在一些基礎性研究上取得成就。也因為這些貴族居于社會上層，使他們與工匠、手工業(yè)者等下層人物始終保持一定距離，也使古希臘始終存在重科學而輕技術的傾向。 3. 體制上的差異。我國從秦始皇開始，在政治上確立了家天下的封建專制制度,并且這一制度一以貫之,一直延續(xù)二千余年,歷代王朝統(tǒng)治社會都實行高度的集中統(tǒng)一,把社會的方方面面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中國歷代皇帝的皇權都大大超出了古希臘乃至近代西方國家國王的王權。而古希臘即使在奴隸制時期就已經確立了民主政治體制。像雅典，國家的首腦是經過選舉產生的最高執(zhí)政官，而且有任期限制；公民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五百人會議是最高行政機關；陪審法庭負責重要案件的審理。后來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基本上繼承了雅典民主政治的傳統(tǒng)。 政治上的專制主義必然導致文化上的專制主義。漢朝實行“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文化政策，使儒學思想在文化領域占據了統(tǒng)治地位。提倡儒學是可以的，但“獨尊儒術”、意識形態(tài)一元化就嚴重地限制了其它文化的健康發(fā)展。歷史已經證明，任何國家、任何制度，凡是實行政治和文化專制的時期都是文化發(fā)展的低潮時期。同樣是希臘人，斯巴達城邦實行相對專制的寡頭政治，社會生活中實行嚴格的紀律約束，這使它盡管在軍事上攻無不克，但在文化上卻沒有一樣出色的成就。同樣是西歐，在基督教文化一統(tǒng)天下的中世紀也曾經歷一個文化上的黑暗時期，在科學技術上沒有多少建樹，哪個時期科學與哲學唯一能做的就是去證明上帝的存在，說明某種信仰體系的合理性。反觀中國科學技術發(fā)展史，春秋、戰(zhàn)國時期是我國文化發(fā)展史上的黃全時期，儒、道的一些基本思想皆形成于此時，而那個時期正是我國東周后期“禮崩樂壞”，周天子對諸侯國失去控制，因而政治上相對民主、文化上百家爭鳴的時期。 因此，亞里士多德提出的哲學與科學誕生的第三個條件就是“自由”。自由是科學的空氣，沒有政治上的相對民主、文化上的百花齊放，科學技術就不會有健康的發(fā)展。因此，政治與文化上專制與民主的差異是中國古代和古希臘科學技術沿著兩個不同方向發(fā)展的體制根源。 4. 經濟基礎的差異。我國古代經驗實用型科學技術與經濟、社會的發(fā)展關系密切，因而經濟生活有什么樣的要求，科學技術便會有什么樣的發(fā)展。然而不幸的是我國古代政治上長期維持封建制度，經濟上長期維持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形態(tài)，農業(yè)占據統(tǒng)治地位而工商業(yè)發(fā)展不足，因而沒有為科學技術向更深層次發(fā)展提出更高要求。這是我國科學技術長期維持舊模式而且在近代走向衰落的經濟根源。而古希臘，科學的發(fā)展與技術進步、社會發(fā)展是相互脫節(jié)的，在一定時期，邏輯數理型科學技術體系本身不需要經濟、社會生活直接為之提供動力。如果說古希臘的科學技術發(fā)展與經濟生活也存在一定聯(lián)系的話，古希臘由于地處愛琴海，是歐、亞、非三大洲的交匯之處，工商業(yè)在整個國民經濟中始終占有極重要的地位，這也有利于科學技術的超常發(fā)展。四、兩種科技模式各自的優(yōu)勢和劣勢 無論是中國古代經驗實用型科學技術模式還是古希臘邏輯數理型科學技術模式，都不是科技發(fā)展的理想狀態(tài)，是各偏于一方的兩種極端情形。中國古代科技發(fā)展走上了一條類似經驗主義的路子，而古希臘則走上了類似唯理主義的路子。前者更多地強調了直觀、經驗和感性認識的重要性，而忽視理性思維；而后者更多地重視抽象、邏輯推理和理性認識的重要性而忽視感性直觀。因此，對上述任何一種科技模式都不能完全肯定或完全否定，兩種科技模式本身都是利弊參半的。 （1）我國實用型科學技術模式具有明顯的優(yōu)長。這就是科學與技術緊密結合，科學技術與經濟和社會發(fā)展緊密結合，始終堅持了科技以人為本、為人服務的原則，社會對科學技術成果的應用達到了最大限度，科技對社會進步、經濟繁榮起了很大的推動作用。這是我國明清以前封建社會長期繁榮的重要保證。 此外，我國古代經驗實用型科技體系在計算機時代還具有格外的優(yōu)勢，這在數學上表現尤其明顯。事物的發(fā)展往往是一個否定之否定的過程，我國古代“形數結合、以算為主”的數學模式在近代逐漸落伍，但在計算機時代則又重新恢復了生機，其典型代表就是吳文俊院士機械化算法體系的發(fā)明與推廣。機械化算法的思想最早由笛卡爾提出：“一切問題化為數學問題，一切數學問題化為代數問題，一切代數問題化為代數方程求解問題?！笔聦嵣?，我國古代重視算法體系的數學模式就是一種機械化的思想方法。沿著這條道路，吳文俊院士創(chuàng)造了現代意義上的數學機械化方法：即，從幾何公理體系出發(fā)，引進坐標，將任意幾何問題代數化→將證明題的假設與結論分別表示成多元多項式方程→在電子計算機上運算，以判斷定理是否成立，這就是所謂的“吳方法。”吳院士通過運用這種方法，在電子計算機上完成了幾百條定理的證明工作，終于實現了千百年來幾何定理機器證明的夢想。吳院士還運用自己的方法，證明了可以用計算機程序從開普勒定律推導出牛頓定律，這已經超出了數學定理機器證明的范疇，而屬于自動推理了。其實各個學科研究的問題只要涉及到方程求解，“吳方法”都會有用武之地。美國《自動推理雜志》編委穆爾高度評價了吳文俊院士的工作，認為“吳方法”建立之前，幾何定理機器證明的研究處于一片黑暗，吳不僅沖破了這種沉寂的局面，而且?guī)砹斯廨x的前景。 古希臘邏輯數理型科學技術模式優(yōu)越的地方也正是我國古代科學技術模式欠缺的地方。我國傳統(tǒng)經驗實用型科技模式重技術應用而輕解釋說明，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技術與科學相脫節(jié)，對有形、物質的東西關注太多，而缺乏對無形、抽象概念和原理的研究，這使我國科學技術發(fā)展難以深入到事物的本質，未能建立起嚴密的科學數理體系。 （2）我國經驗型科學技術模式的優(yōu)長正好是古希臘邏輯數理型科技模式的缺陷。這種科技模式的致命缺陷表現為科學與技術相互脫節(jié)，重科學而輕技術，科學是由有身份、有地位、有學問的貴族老爺所掌握，而技術則由一些無名的工匠傳授，科學家對工匠的工作完全不屑一顧，使科學很難為更新技術做些什么。此外，古希臘科學家不重視對自然現象的實際、細致的考察，注重的是說明和理解自然，而不是支配和改造自然。古希臘邏輯數理型科技模式的這一缺陷使它輝煌的科學成就猶如建立在沙灘上的高樓大廈，缺乏必要的社會經濟基礎。因而古希臘是一個精神上的巨人、物質上的株儒，隨著外敵入侵導致國家衰落，科學與文化發(fā)展陷于全面停頓。 科學技術必須用來改造現實的社會存在，科學技術只有在新的社會存在的基礎上才能有新的發(fā)展與突破。因此，古希臘科學技術的衰落看似外敵入侵的結果，其實更主要的是由古希臘科技模式自身的脆弱性所造成的。 其次，古希臘邏輯數理型科學技術模式具有自身的優(yōu)勢。古希臘科學技術模式的最主要特點是善于運用邏輯思維和演繹的方法進行科學研究，成功地將數學運用在幾個科學領域，進行定量分析，重視事物的抽象與一般，在此基礎上確立了一系列科學概念和原理、命題。古希臘這種邏輯數理型科技模式的一個明顯優(yōu)點就是容易透過現象把握到事物的本質，通過雜亂無章的表面現象發(fā)現事物的內在規(guī)律。正因為如此，古希臘才能在自然哲學、數學等諸多科學領域取得輝煌的成就。五、綜述古中國和古希臘科學技術比較結果 我們常常把科學與技術放在一起稱之為科學技術，其實二者還具有相對獨立的一面。科學告訴我們如何認識世界，屬于世界觀的范疇；而技術告訴我們如何改造世界，屬于方法論的范疇。人們只有充分地認識世界才能更好地改造世界，二者屬于“源”和“流”的關系。一個科學原理總有其技術應用的意義，但任何一種科學原理，它的技術應用總是有限度的，人們想要進一步改造世界就要發(fā)現和探索新的科學規(guī)律。因此，我國傳統(tǒng)科學技術到近代走向衰落，盡管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但主要是我國古代經驗實用型科技模式重技術輕科學的自身缺陷所造成的。宋元時期我國對已有科學知識的技術應用已經達到極限，技術應用要想有新的發(fā)展，除非突破原有科學發(fā)展滯后的瓶頸，而這在我國原有科學技術模式內是難以實現的。 最后，關于如何看待當代世界各國科學技術發(fā)展模式的問題。盡管我們認為西方通過文藝復興借鑒、繼承了古希臘的邏輯數理型科學技術模式，但這種繼承并非全盤吸收，而是批判的繼承。繼承了古希臘重推理、數學演繹的方法，但批判、否定了它重科學輕技術的極端傾向。在科學大發(fā)展的情況下，突出了它改造世界的功能，使“資本主義在它不到一百年的階級統(tǒng)治中所創(chuàng)造的生產力，比過去一切世代創(chuàng)造的全部生產力還要多，還要大?！笔宫F代社會發(fā)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同時，隨著西方科學技術的傳入，我國在現代也逐漸改變了原有經驗實用型的科學技術模式。比如我國現代數學家陳景潤，為了哥德巴赫猜想的證明幾乎耗費了自己大半生的精力，并取得很大成果。這說明我國科技界已經開始進軍基礎理論研究領域，這在過去是難以想象的。因此，在全球化過程中，不同的科技模式相互借鑒，正在走向相互融合。 總之，研究世界上不同的科學技術模式就是要發(fā)揮我國原有科技模式的長處而克服自己的不足，以人之長補己之短，使我國的科學技術發(fā)展在新世紀里創(chuàng)造新的輝煌2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