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不知吏部以有限之官待無窮之吏，戶部以有限之財?shù)摕o用之人，而所至州縣舉罹其害，乃即位之初有此過舉，謂之恩澤，非臣所識也。”當日之論如此?！墩Z》不云乎：“及其老也，戒這在得。”故有杖鄉(xiāng)之制以尊高年，至仕之節(jié)以養(yǎng)廉恥。若以賓王謁帝之榮，為閔老酬之具，恐所益于儒林者小，而所傷于風俗者多。養(yǎng)陋識于泥途，快膻情于升斗。豈有趙盂之禮絳人，穆公之思黃發(fā)，足以稗君德而持國是者乎？況五十不從力政，六十不與服戎，豈可使斷斷于闕里之旁，攘攘于橋門之下？宜著為令，凡中式舉人，年至六十者，賜第罷歸，居家授徒；不中式者，不許再上。不但減百千默貨之人，亦可以勸二三有恥之士，” 　　漢獻帝初平四年，詔曰：“今耆儒年逾六十，去離本土，營求糧資，不得專業(yè)。結(jié)童入學，皓首空歸，長委農(nóng)野，永絕榮望，朕甚愍焉。其依科罷者，聽為太子舍人?！碧普炎谔鞆驮?，赦文令中書門下選擇新及第進士中，有久在名場、才沾科級、年齒已高者，不拘常例，各授一官。于是禮部侍郎杜德祥奏揀到新及第進士陳光問年六十九，曹松年五十四，王希羽年七十三，劉象年七十，柯崇年六十四，鄭希顏年五十九，詔光問、松、希羽可秘書省正字，象崇、希顏可太子較書。此皆前代季朝之政，當喪亂之後，以此慰寒而收物情，非平世之典也。《實錄》：宣德二年六月己卯，行在禮部尚書胡淡奏：“北京國子監(jiān)生及見撥各衙門歷事者，請令六部尚書、都察院都御史、通政使司、大理寺、翰林院各堂上官、六科給事中，公同監(jiān)官揀選凡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貌陋不堪者，皆罷為民?！鄙蠌闹?。凡斥去一千九十五人，其南京國子監(jiān)生亦準此例。三年四月丙辰，行在吏部尚書蹇義奏：“揀擇吏員年五十以上，及人物鄙狠不諳文移者，皆罷為民?！彼哪昃旁录滓?，放南北兩京國子監(jiān)生年五十五以上及殘疾者二百五十三人還鄉(xiāng)為民。九年九月戊寅，行在禮部奏：“取天下生員年四十五以上者考試，其中者人國子監(jiān)讀書，不中者罷歸為民?！毙麖R精勤吏治，一時澄清之效如此。後人不知，即知之亦不肯言矣。 　　○年齒《記》曰：“四十曰強而仕，七十曰老而傳?！笔侨松僦詹贿^三十年。漢順帝陽嘉元年，用左雄之言，令孝廉年不滿四十不得察舉。皆先詣公府，諸生試家法，文史課箋奏。宋文帝元嘉中，限年三十而仕，梁武帝天監(jiān)四年，令九流常選，年未三十，不通一經(jīng)不得解褐。今則突而弁兮，已廁銀黃之列；死期將至，尚留金紫之班。何補官常，徒隳士習？宜定為中制，二十方許應(yīng)試，三十方許服官。年至六十，見任官聽其自請致仕，無官之人一切勒停。是雖蚤于占《記》之十年，要亦不過三十年而已。三十年之中，復有三年大憂及期喪不得選補之曰，則其人在仕路之日少，而居林下之日多，可以消名利之心，而息營競之俗。洪熙元年四月庚戊，鄭府審理正俞廷輔言：“近年賓興之士，率記誦虛文，求其實才，十無二三?；蛴心瓴哦?，未嘗學問。一旦掛名科目，而使之臨政治民，職事廢隳，民受其弊。自今各處鄉(xiāng)試，宜令有司先行審訪，務(wù)得博古通今，行止端重，年過二十五者，許令人試?！鄙想m嘉納，而未果行。今則積習相沿二三百載，青云之路，跬步可階。五尺之童，便思奔競。欲以成人材而厚風俗，難矣。 　　○教官漢成帝陽朔二年，詔曰：“古之立太學，將以傳先王之業(yè)，流化于天下也。儒林之官，四海淵源，宜皆明于古今，溫古知新，通達國體，故謂之博士。否則學者無述焉，為下所輕，非所以遵道德也。丞相、御史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雜舉可充博士位者，使卓然可觀。” 　　元仁宗時，方以科舉取士。虞集上議曰：“師道立則善人多。今天下學士，狠以資格授強，加之諸生之上，而名之日師，有司弗信也，生徒弗信也。如此而望師道之立，能乎，今莫若使守令，求經(jīng)明行修為成德之君子者，身師尊之，以教于其郡邑；其次則求夫操履近正、而不為詭異駭俗者，確守先儒經(jīng)義師說，而不敢妄為奇論者，眾所敬服而非鄉(xiāng)愿之徒者；其次則取鄉(xiāng)貢至京師罷歸者。當今之世，欲求成德之人，如上一言者而不可速得；若其次之三言，則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亦未至乏才也；而徒用其又次之一言，則亦不過以資格授之，而毫鄙之夫遂以學官為糊口之地，教訓之員名存而實廢矣?！泵鞒踅搪毝嘤扇迨克]舉。景泰二年，始準會試不中式舉人考授。 　　天順三年十二月庚申，建安縣老人賀煬言：“朝廷建學立師，將以陶熔士類。奈何郡邑學校師儒之官，真材實學者百無二三，虛靡廩祿，狠瑣貪饕，需求百計，而受業(yè)解惑莫措一辭。師范如此，雖有英才美質(zhì)，何由而成？至于生徒之中，亦往往玩忄曷歲年，桃達城闕，待次循資，濫升監(jiān)學，侵尋老耋，授以一官。但知為身家之謀，豈復有功名之念？是則朝廷始也聚群而飲啖，終也縱群狼以牧人。茍不嚴行考選，則人材日陋，士習日下矣?！鄙鲜瞧溲?，命巡按御史同布、按二司分巡官，照提調(diào)學校例考之。 　　太倉陸世儀言：“今世天子以師傅之官為虛銜，而不知執(zhí)經(jīng)問道；郡縣以簿書期會為能事，而不知尊賢敬老；學校之師以庸鄙充數(shù)，而不知教養(yǎng)之法；黨塾之師以時文章句為教，而不知圣賢之道。懾捷者謂之才能，方正者謂之迂樸。蓋師道至于今而賤極矣，即欲束修自厲，人誰與之？如此而欲望人才之多，天下之治，不可得矣?！庇盅裕骸胺补俳援斢衅芳?，惟教官不當有品級，亦不得謂之官。蓋教官者，師也。師在天下則尊于天下，在一國則尊于一國，在一鄉(xiāng)則尊于一鄉(xiāng)，無常職，亦無定品，惟德是視。若使之有品級，則仆仆亟拜，非尊師之禮矣。至其官服亦不可同于職官，當別制為古冠服，如深衣幅中及忠靖中之類，仍以鄉(xiāng)、國、天下為等。庶師道日振，儒風日振，而圣人之徒出矣。”按《宋史》黃祖爵言：“抱道懷德之士，多不應(yīng)科目，老于韋布。乞訪其學行修明，孝友純篤者，縣薦之州，州延之庠序，以表率多士。其卓行尤異者，州以名聞，是亦鄉(xiāng)舉里選之意，”而朱子亦云：“須是罷堂除及注授教官，請本州鄉(xiāng)先生為之，年未四十，不得任教官。”昔人之論即已及此。 　　《孟縣志》曰：“高皇帝定天下，詔府衛(wèi)州縣各立學，置師一人或二人，必擇經(jīng)明行修者署之。有能舉其職而最書于朝者，或擢為國子祭酒及翰林侍從之職。英宗以後，始著為令：府五人，州四人，縣三人，例錄天下歲貢之士為之，間有由舉人、進士除授者。而其至也，州縣長官及監(jiān)司之臨者，率以簿書升斗之吏視之，不復崇以體貌，是以其望易狎，而其氣易衰。即有一二能誦法孔子，以師道聞，而得薦擢者，亦不過授以州縣之吏而止。其取之也太濫，其待之也大卑，而其祿之也太輕，無怪乎教術(shù)之不興，而人才之難就矣?！?　　士風之薄始于納卷就試，師道之亡始于赴部候選，梁武帝所謂“驅(qū)迫廉，獎成澆競”者也。有天下者，能反此二事，斯可以養(yǎng)士而興賢矣。 　　○武學《山堂考索》言：“武學置于慶歷三年，阮逸為武學諭。未幾省去，熙寧復置，選知兵書者判武學，置直講，如國子監(jiān)。靖康之變，不聞武學有御侮者?！秾嶄洝罚赫y(tǒng)六年五月，從成國公朱勇等奏、以兩京多勛衛(wèi)子弟，乃立武學，設(shè)教授、訓導、如京府儒學之制。已而武生漸多，常至欺公撓法，正德中，錢寧已嗾武學生朱大周上疏劾楊一清矣。崇禎四年，南京武學生吳國麟等毆御史郭維，經(jīng)掌都察院張延登奏黜，是則不惟不收其用，而反貽之害矣。 　　《太祖實錄》：“洪武二十年七月，禮部請如前代故事，立武學，用武舉，仍祀大公，建昭烈武成王廟。上曰：‘太公，周之臣，若以王把之，則與周天子并矣，加之非號，必不享也。至于建武學，用武舉，是分文武為二途，輕天下無全才矣，古之學者，文武皆備，故措之于用，無所不宜，豈謂文武異科，各求專習者乎？大公但以祀帝王廟，去武成王號，罷其舊廟?！谑莿灼葑訉O襲爵者習禮矢聿業(yè)于國子監(jiān)，被選尚主者用儀制主事一人教習?！蔽氖挛鋫浣y(tǒng)歸于一，嗚呼，純矣。 　　宋劉敞《與吳九書》曰：“昔三代之王，建辟雍、成均，以敦教化者，危冠縫掖之人，居則有序，其術(shù)詩書禮樂，其志文行忠信，是以無鄙倍之色，斗爭之聲。猶懼其未也，故賤詐謀，爵人以德，褒人以義，軌度其信，壹以待人。故日勇則害上，不登于明堂。民知所底，而無貳心，是以其教而不肅而成，其政不嚴而治。未聞夫武學之科也。夫縵胡之纓，短後之衣，目而語難，按劍而疾視者，此所謂勇力之人也，將教之以術(shù)，而動之以利，其可得不為其容乎？為其容可得，無變其俗乎？而況建博士之職，廣弟子之員，吾恐雖有智者，未能善其後矣。夫戰(zhàn)國之時，天下競于馳騖，于是乎有縱橫之師。技擊之學以相殘也，雖私議巷說，有司不及，然風俗猶以是薄，禍亂猶以是長，學者之所甚疾，仁人之所憂而辯也，若之何其效之？且足下預其議而不能救與？吾所甚惑也?！?　　因勛衛(wèi)子弟，不得已而立武學，仍宜以孔子為先師，如前代國學祀周公，唐開元改為孔子。周公尚不祀于學，而況太公乎？成化五年，掌武學國子監(jiān)監(jiān)丞閻禹錫言：“古者廟必有學，受成、獻馘于中，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今本學見有空堂數(shù)楹，乞敕所司，改為文廟?！笨芍^得禮之意。 　　○雜流唐時凡九流百家之士，并附諸國學，而授之以經(jīng)?！读洹罚骸皣蛹谰?、司業(yè)之職，掌邦國儒學訓導之政令。有六學焉：一曰國子，二曰太學，三曰四門，四曰律學，五曰書學，六曰算學。”歐陽詹《貞元十四年記》曰：“我國家春享先師後，更日命太學博士清河張公講《禮記》。束修既行，筵肆乃設(shè)，公就幾，北坐南面；直講抗犢，南坐北面。大司成端委居于東，小司成率屬列于西。國子師長序公侯子孫自其館，大學長序卿大夫、子孫自其館，四門師長序八方俊造自其館，廣文師長序天下秀彥自其館，其馀法家、墨家、書家、算家術(shù)業(yè)以明亦自其館。沒階云來，即席鱗差，攢弁如星，連襟成帷。”觀此可見當日養(yǎng)士之制寬，而教士之權(quán)一，是以人才盛而藝術(shù)修，經(jīng)學廣而師儒重。今則一切擯諸橋門之外，而其人亦自棄，不復名其業(yè)，于是道器兩亡，而行能兼廢。世教之日衰，有由然也。 　　○通經(jīng)為吏漢武帝從公孫弘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考滿者限試一經(jīng)。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為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為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余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yè)博士，後漢奕巴為桂陽太守，雖干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為豫章太守，小吏資質(zhì)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為吏者，皆曾執(zhí)經(jīng)問業(yè)之徒，心術(shù)正而名節(jié)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東京之盛，自期門羽林之士，悉令通《孝經(jīng)》章句。貞觀之時，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jīng)。有能通經(jīng)者，聽得貢舉。小人學道，則易使也。豈不然乎？《周官太宰》：“乃施典于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贬徉嵤显唬骸耙?，眾也。謂眾七也。輔，府吏，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 　　歐陽公《集古錄晉南鄉(xiāng)太守碑陰》：“官屬何其多邪，蓋通從史而盡列之，當時猶于其問取士人，故吏亦清修，其勢然爾?！?　　《元史順帝紀》：“至正六年四月，命左右二司六部吏屬，于午後講習經(jīng)史。”其時朝綱己弛，人心將變，雖有此令，而實無其益。是以《太祖實錄》言：“科舉初設(shè)，上重其事，凡民間俊秀子弟，皆得預選。惟吏胥心術(shù)已壞，不許應(yīng)試?！?　　又詔：“凡選舉，毋錄吏卒之徒。” 　　然而嘗與群臣言，元初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為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笔莿t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熔成就之者何如爾。 　　陸子靜嘗言：“古者無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嚴；後世有流品之分，而賢不肖之辨略。”能于分別之中而寓作成之意，庶乎其得之矣。 　　《大明會典》“洪武二十六年，定凡舉人出身，第一甲第一名從六品，第二名，第三名正七品，賜進士及第；第二甲從七品，賜進士出身；第三甲正八品，賜同進士出身?！倍黄费瞄T提控，正七品出身；二品衙門都吏，從七品出身；一品、二品衙門掾史、典吏，二品衙門令史，正八品出身，其與迸士不甚相遠也。後乃立格以限其所至，而吏員之與科第高下天淵矣，故國初之制，謂之三途并用。薦舉，一途也；詔罷舉保經(jīng)明行修及賢良方正，以言者謂其奔競?cè)邽E，無稗實用也，進士監(jiān)生，一途也；吏員，一途也?；蛞钥婆c貢為二途，非也永樂七年，車駕在北京，命兵部尚書署吏部事方賓，簡南京御史之才者召來，賓奏御史張循理等二十八人可用。上問其出身，賓言循理等二十四人由進士、監(jiān)生，洪秉等四人由吏。上曰：“用人雖不專一途，然御史，國之司直，必有常識，達治體，廉正不阿，乃可任之。若刀筆吏，知利不知義，知刻薄不知大體，用之任風紀，使人輕視朝廷?！彼祺肀葹樾虬?，諭自今御史勿復用吏。流品自此分矣。 　　宣德三年三月丙戌，敕諭吏部：“往時選用嚴慎，吏員授官者少。比年吏典考滿歲以千計，不分賢否，一概錄用，廉能幾何？貪鄙塞路，其可不精擇乎?！碧K州況鐘、松江黃子威二郡守，并有賢名，而徐烯、萬棋皆累官至尚書。顧炎武日知錄卷十八●卷十八 ○秘書國史漢時天子所藏之書，皆令人臣得觀之。故劉欲謂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nèi)則有延閣、廣內(nèi)、秘室之府。而司馬遷為太史令，細石室金匱之書。劉向、揚雄校書天祿閣。班ヵ進讀群書，上器其能，賜以秘書之副。東京則班固、傅毅為蘭臺令史，并典校書。曹褒于東觀撰次禮事。而安帝永初中，詔謁者劉珍及博士議郎四府掾史五十余人，詣東觀校定《五經(jīng)》、諸子傳記。竇章之被薦，黃香之受詔，亦得至焉。晉、宋以下，此典不廢，左思、王儉、張纘之流咸讀秘書，載之史傳。而柳世隆至借給二千卷。唐則魏徵、虞世南、岑文本、椿遂良、顏師古皆為秘書監(jiān)，選五品以上子孫工書者，手書繕寫，藏于內(nèi)庫。而玄宗命弘文館學士元行沖，通撰古今書目，名為《群書四錄》。以陽城之好學，至求為集賢院吏，乃得讀之。宋有史館、昭文館、集賢院，謂之三館，太宗別建崇文院，中為秘閣，藏三館真本書籍萬余卷，置直閣校理。仁宗復命繕寫?？?，以參知政事一人領(lǐng)之，書成，藏于太清樓，而范仲淹等嘗為提舉。且求書之詔，無代不下，故民間之書得上之天子，而天子之書亦往往傳之士大夫。自洪武平元，所收多南宋以來舊本，藏之秘府，垂三百年，無人得見，而昔時取士，一史、三史之科又皆停廢，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古。司馬遷之《史記》、班固之《漢書》、干寶之《晉書》、柳芳之《唐歷》、吳竟之《唐春秋》、李煮之《宋長編》、并以當時流布。至于會要、日歷之類，南渡以來，士大夫家亦多有之，未嘗禁止。今則實錄之進，焚草于太液池，藏真于皇史，在朝之臣非預篡修，皆不得見，而野史、家傳遂得以孤行于世，天下之士于是乎不知今。是雖以夫子之圣，起于今世，學夏、殷禮而無從，學周禮而又無從也，況其下焉者乎！豈非密于禁史而疏于作人，工于藏書而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