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讀】所謂黨的領導法治化，就是用法律形式規(guī)范黨的領導行為和領導方式。其核心是黨應以憲法和法律為中介處理黨與國家的關系。澤民在黨的十五大報告中從制度和法制建設的高度提出：要深化改革，濫用權力，嚴懲執(zhí)法犯法、貪贓枉法。法律監(jiān)督制約，包括立法監(jiān)督制約、執(zhí)法與守法監(jiān)督制約。如果黨的主張建議不妥或錯誤，應予駁回。法犯罪依法追究，并通報黨的組織，由黨組織進行相應的黨紀制裁。黨員，應給予政紀處分。在黨的決策形成過程中，黨應在廣泛深入了解民意的。實現(xiàn)人民的利益和意志。法和法律約束之下，保證其沿著法治的方向發(fā)展，最終實現(xiàn)依法治國。推進基層治理法治化，并明確指出：全面推進依法治國，基礎在基層，作為，侵害了群眾權益，損害了政府形象，造成了社會不公。和人員如何處罰。侵犯群眾利益，造成農村信訪問題突出的現(xiàn)象。其核心是打造一支善于運用法治思維和法治方式深化改革、推。動發(fā)展、化解矛盾、維護穩(wěn)定的黨員干部隊伍。

　　

【正文】 基本方略得到了國際國內、黨內黨外的廣泛認同。十五大以來，理論界對于法治國家的原則、要求、標準、標志、方向、道路等等問題已經做了廣泛深入的研究，并取得了可喜的成就。 但是，由于種種原因，在社會主義法治國家與中國共產黨的關系問題上，理論界的研究還很不夠。本文試圖在這方面做一些初步的粗淺的探索。 一、建設法治國家需要黨的領 導 現(xiàn)代國家都是由政黨領導的，無論是西方還是東方，雖然領導方式各有不同，但是，有一個強有力的、完善的政黨領導體制則是各現(xiàn)代國家的共同特征。 一個國家要想建設成為現(xiàn)代民主法治國家，如果沒有一個或幾個堅強的政黨發(fā)揮領導作用，根本是不可能的。 在美國，如果不是聯(lián)邦黨、民主共和黨、民主黨、輝格黨、共和黨等政黨先后對國家發(fā)揮重要的領導作用，美國就不可能有今天的強大，也不可能有今天的民主和法治。在日本，二戰(zhàn)以后，如果沒有自由民主黨的堅強領導，日本也不可能迅速從戰(zhàn)爭廢墟上復蘇并在短短的幾十年內成為法治國家和經濟上的超級大國。 在中國的近代歷史上，產生過許多政黨，但真正強大的、發(fā)揮過領導國家作用的政黨只有中國 ******和中國共產黨。 ******曾經強大過，但是它未能肩負起領導中國走上民主法治道路的歷史重任。領導中國走向民主和法治的神圣責任歷史地落到了中國共產黨的肩上。 中國共產黨的組織能力和領導能力，在它七十多年的歷史上曾經得到過充分的展示和證明。盡管毛澤東說過，革命以后的歷史任務更艱巨，但是，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共產黨能夠擔當起比革命更艱巨的歷史任務，能夠領導國家建成現(xiàn)代民主和現(xiàn)代法治。 政黨及其領袖人物的表率作用，是政黨領導 作用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美國建國初期，聯(lián)邦黨、民主共和黨在遵守憲法和法律方面都發(fā)揮了極好的表率作用。華盛頓、杰斐遜、麥迪遜等人都主動地用自己的實際行動和傳統(tǒng)的國家元首職務終身制劃清了界限。華盛頓 1796 年 9 月發(fā)表《告辭書》時才 64 歲，杰斐遜 1808 年離開最高領導崗位時也只有 65 歲，麥迪遜 1816 年離開最高領導崗位時也是 65 歲。他們不僅在獨立戰(zhàn)爭和建國活動中功勛卓著，而且在擔任總統(tǒng)期間也政績非凡。無論是從資歷、經驗還是從聲望、精力哪個方面講，他們如果競選連任第三屆總統(tǒng)都會得到足夠的支持，當時的美國憲法也沒有“ 一個公民只能連任兩屆總統(tǒng)”的限制，然而，他們從國家的大局出發(fā)，從建設現(xiàn)代民主和現(xiàn)代法治的神圣目標出發(fā)，都在政治上的盛年時期放棄了總統(tǒng)競選。這種表率作用，對于美國的民主和法治建設無論如何也是不能低估的。 在我們中國，由于幾千年的 ****統(tǒng)治，反民主、反法治的封建觀念根深蒂固。在民眾和干部的意識中，人治的東西很多很多，對建設法治國家十分不利。在這種情況下，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更需要中國共產黨及其領袖集團發(fā)揮重要的表率作用。 中國共產黨的第一代領導集體，在艱苦奮斗、廉潔奉公方面的表率作用是發(fā)揮得非常好 的， 得到了人民的公認，但在民主法治方面的表率作用則比較欠缺。 值得欽佩的是，中國共產黨第二代和第三代領導集體，不僅領導制定了許多重要的促進民主和法治建設的法律和政策，而且在學法、用法、守法方面也發(fā)揮了很好的表率作用。最近幾年，第三代領導集體經常舉辦法治講座，在全黨和全體公民中樹立了學法、用法、守法的榜樣。這表明，中國共產黨有能力領導我國的民主法治建設。 二、黨的領導需要法治化 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需要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也需要法治化。這是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不可偏廢。 所謂黨的領導方式法治化，是指 黨的領導有明確的法律根據(jù)，有充分的法律保障，有具體的職權范圍，有法定的活動程序。 法治國家要求在國家生活和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嚴格依法辦事（社會主義法治國家也不例外），任何個人和組織從事任何活動都要有法律上的授權并承擔法律上的責任。中國共產黨是國家的領導力量，也是執(zhí)掌政權的政黨，在國家生活中處于極其重要的地位。如果處于領導地位和執(zhí)政地位的政黨在其政治活動中不能嚴格依法辦事，其他社會組織和國家機構就不可能嚴格依法辦事。所以，要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就必須首先實現(xiàn)黨的領導方式的法治化。 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中 國共產黨對國家的領導主要靠政策，靠政治運動，靠領導人的威望。這是一種政策化、運動化、人治化的領導方式，它的產生和發(fā)展有其一定的歷史根源和一定的合理性。但是，政策化、運動化、人治化的領導方式的負面作用也很大，有的時候還相當嚴重。 五十年代反右斗爭的擴大化和大躍進運動，六十到七十年代連續(xù)十年的“文化大革命”，都給黨的事業(yè)和國家的建設造成了相當嚴重的損害。之所以如此，原因當然是多方面的，而黨的領導方式的政策化、運動化、人治化不能不算是重要原因之一。 從十一屆三中全會開始，中國共產黨開始了轉變領導方式的新探索，逐步 告別了舊的領導方式，初步確立了法治化的領導方式，從而有力地促進了國家的穩(wěn)定、繁榮和富強。 正反兩個方面的歷史的經驗告訴我們，黨的領導方式的法治化至關重要。 三、黨的領導法治化的基本要求 實現(xiàn)黨的領導方式的法治化，要求黨嚴格地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而要做到這一點，又必須明確規(guī)定黨的具體職權和具體的活動程序。這就是黨的領導法治化的兩個方面的基本要求，缺一不可，不能偏廢。 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范圍內活動，這一原則早在 1982 年黨的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就被正式確立了，而且已經得到了全黨和全民的認同。因此，本文 不再對這一問題進行論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