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乏朝英巨文島事件交涉等成功案例。
　　韓國法律體系的最終脫中入西與西學思想的持續(xù)輸入密不可分，日本明治維新后，雖然朝鮮仍在繼續(xù)從中國引進漢譯西書，但是將更多的注意力投向日本。1875年，日本挑起“云揚號”事件。次年，日本強迫朝鮮閔氏政權(quán)簽訂了《江華島條約》這一朝鮮近代史上第一個不平等條約。根據(jù)條約規(guī)定，朝鮮被迫向日本開放釜山、仁川、元山三個港口，并且承認治外法權(quán)和無關(guān)稅貿(mào)易。這標志著其法律制度已經(jīng)喪失獨立自主性，滑向了殖民地化。此后數(shù)年，朝鮮先后與美英等國簽訂了通商條約，朝鮮被納入了西方列強的資本主義體系中去了。為了學習西方的政治制度，朝鮮政府向日本派出了“朝士考察團”，“在日本視察了政府機關(guān)、各種產(chǎn)業(yè)結(jié)構(gòu)以及造幣等工廠。在70多天中，直接看到的新文明。他們回國以后，分別提交了復(fù)命書，促進了開化政策的推行。（35）這些在朝鮮歷史上被稱為“開化派”的人士于1884年12月4日發(fā)動政變，雖然前后不過掌權(quán)三天，但其頒布的政綱14條還是值得注意的，其中的主要內(nèi)容有：清算與清朝的從屬關(guān)系、廢除門閥和確立人民平等之權(quán)、處置貪官污吏、實行警察制度等。（36）從這些政策可以明顯看到近代西方原則的影子，特別是廢除門閥和確立人民平等之權(quán)、實行警察制度更標志朝鮮部分人士已經(jīng)開始籌劃構(gòu)建近代法律制度。
　　1895年甲午戰(zhàn)爭，中國戰(zhàn)敗，日本以此為契機更深介入朝鮮內(nèi)政，樸泳孝、徐光范等人回國參與政權(quán)，繼續(xù)開化派的部分政治主張，實行乙未改革，重點對司法制度、地方制度和軍事制度進行改革，使朝鮮朝近代化政治、司法體制邁向了決定性一步，而其政治、司法體系的日本化色彩更加強烈。
　　1897年10月12日，朝鮮改國號為“大韓帝國”，1899年頒布《大韓國國體》，特別強調(diào)皇帝的統(tǒng)治權(quán)，規(guī)定了皇帝掌握立法、行政、司法的全部權(quán)力。通過這次改革，韓國最終走向了日本殖民地的道路，韓國成為了日本的保護國，其法律體系也轉(zhuǎn)向全盤日化，只有承認、支持日本在韓國殖民統(tǒng)治的朝鮮人才能得到法律保護，而其余朝鮮人則被置于法律保護之外。由此可見，韓國法律制度的脫中入西是在外力的威逼利誘下完成的，是以喪失主權(quán)為代價的，而不是韓國人民自由選擇的結(jié)果。因此，近代韓國法律體系與中國一樣帶有相當濃厚的殖民化色彩。
　　結(jié)語
　　西學在東方的中國和韓國傳播的歷史背景相同，兩國對西學接受的過程是痛苦而漫長，對西學的認識也經(jīng)歷了由表及里、由淺入深的過程，由“師夷長技以制夷”的簡單照搬自然科學技術(shù)，到“中學為體、西學為用”的反應(yīng)，直到對舊體制殘陽夕照的失望而轉(zhuǎn)向全盤接受制度框架外的西學。而作為政治體制重要構(gòu)成的法律制度，同步經(jīng)歷了被動接受西方法學思想，到最終對西方法律體系的認知。這種由封建宗法法律制度向有缺陷的近代西方法律體系的轉(zhuǎn)變，雖然有其殘酷和痛苦的一面，但同時也有其進步一面，這就是西學東漸、東西法律文化沖撞的最終結(jié)果。
　　（注釋）
　?。?） 林樂知：《中西關(guān)系略論》，申報館代印1882版，p13）
　?。?） 張之洞：《勸學篇amp。8226。amp。8226。 外篇》
　?。?） 湯因比：《文明經(jīng)受著考驗》，p264
　　（4） 費賴之著，馮承鈞譯：《入華耶穌會士列傳》，商務(wù)印書館1938年，p42）
　?。?） 熊月之：《晚清西學東漸史概論》，
　?。?） chang histung, the earliest phase of the introduction of western political science into
　　china (18201852), the yenching journal of social studies, : 13 (july 1950): p. 14.
　?。?）（8）轉(zhuǎn)引自王維儉《林則徐翻譯西方國際法著作考略》，中山大學學報1985。1
　　(9) e. vattel, the laws of nations (new york 1796), p. ，《海國圖志》卷83。
　　(10) 《林則徐集公牘》，中華書局，1963年，第126－127頁。
　　(11) 李抱宏：《中美外交關(guān)系》，p30
　?。?2）丁韙良：《萬國公法》，譯者序。
　?。?3）（14）（15）《籌辦夷務(wù)始末》，同治朝，卷27，第25－26頁。
　　（16）潘玉田 陳永剛：《中西文獻交流史》，北京圖書館出版社，p166
　?。?7）（18）martin, a cycle of cathay, p. 234，235
　?。?9）《法學詞典》，上海辭書出版社，p639
　　（20）康有為：《請廣譯日本書派游學折》，《康有為政論集》，中華書局p302
　　（21）梁啟超：《大同譯書局敘例》，《時務(wù)報》42冊
　　（22）《譯書難易辨》，《大陸》，19XX年
　?。?3）熊月之：《晚清西學東漸史概論》，
　　（24）熊月之：《西學東漸與晚清社會》，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
　?。?5）《大清光緒新法令》第1冊，中華書局1986年，p7
　　（26）《大清光緒新法令》第20冊，中華書局1986年，p1
　?。?7）《大清新刑律》第10條
　?。?8）張仁善：《清末禮法分離的社會動因和文化動因新探》，
　?。?9）沈家本：《修正刑律草案》，轉(zhuǎn)引自《中華文化通志amp。8226。 法學志》,上海人民出版社p196
　　（30）《大清新刑律》第40條
　?。?1）《芝峰類說》卷2，轉(zhuǎn)引自鄒振環(huán)《明清西方耶穌會士的地理學漢文西書》
　?。?2）《星胡塞說類選》（一）朝鮮古書刊行會19XX年，p14－16，轉(zhuǎn)引自鄒振環(huán)《明清西方耶穌會士的地理學漢文西書》
　?。?3）《答安百順問目》，《星湖先生文集》，驪江出版社1984年，p296
　　（34）《公法會通》，李庚植序，1896年朝鮮學部編輯局
　?。?5）姜萬吉：《韓國近代史》，東方出版社1993年，p192
　?。?6）姜萬吉：《韓國近代史》，東方出版社1993年，p204
　　西學東漸與近代中韓法制變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