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剿”和王明左 傾冒險主義的統(tǒng)治的錯誤，確立了毛澤東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確領導，把黨的路線轉變到了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正確軌道上來，挽救了紅軍，挽救了革命，成為中國革命從挫折走向勝利的一個偉大轉折點，使我們黨從新回到從實際出發(fā)，理論聯(lián)系實際、密切聯(lián)系群眾的作風上來，這次會議是我黨發(fā)揚批評與自我批評的典型成功事例。1934年至1936年，中國工農紅軍以血肉之軀譜寫了人類歷史上無與倫比的英雄史詩：二萬五千里長征。據美國著名記者斯諾統(tǒng)計：紅軍一共爬過了18條山脈，其中 5條終年冰雪覆蓋。渡過24條河流。經過12個省份。占領過62座城市。突破10個地方軍閥組織的包圍，此外還打敗或躲過追擊的中央軍。平均每天行軍71華里，一支大軍及它的輜重要在一個地球上最險峻的地帶保持這樣的平均速度，可說近乎奇跡。其間，我黨與張國燾陰謀分裂中央的陰謀進行了堅決的斗爭：紅一方面軍和紅四方面軍會師后，紅軍的實力大大增強，又有了正確的戰(zhàn)略方針，局勢是十分有利的。但那時紅四方面軍有8萬多人，而紅一方面軍只有3萬多人，張國燾自恃掌握的兵力多，個人野心大大膨脹起來。兩河口會議后，身為紅軍總政委的張國燾口頭上表示同意北上的方針，但仍暗中醞釀南下四川、西康。8 月初的夏洮戰(zhàn)役計劃后，紅軍分為左、右兩路。右路軍在毛澤東和周恩來的直接率領下，從 8月21日開始過草地，到27日才走出草地，等待左路軍前來會合，然而，張國燾卻提出種種借口，不愿北上，并要右路軍南下。9月9日，他背著中共中央電令陳昌浩率右路軍南下，并企圖以武力分裂和危害黨中央。為了貫徹北上方針，并避免紅軍內部可能發(fā)生的沖突，毛澤東立即召集周恩來、張聞天和博古等人緊急磋商，決定連夜率紅紅3軍團和軍委縱隊先行北上，當時紅四方面軍有的干部不明真相，主張武力阻攔。紅四方面軍總指揮徐向前堅決制止了這種行動，維護了紅軍的團結。9 月12日，中共中央在俄界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通過了《關于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并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先行北上。1945年4月召開了黨的第七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同志在大會的報告中，總結二十四年黨的建設的基本經驗，第一次提出了黨的三大作風的理論，即理論聯(lián)系實際、密切聯(lián)系群眾、批評和自我批評的作風。黨的三大作風的提出，為加強黨的建設，使全黨在馬列主義、毛澤東思想的基礎上達到空前的統(tǒng)一和團結，為迅速奪取抗日戰(zhàn)爭的勝利，及解放戰(zhàn)爭的順利進行，迎接新中國的誕生，奠定了思想基礎。在建設社會主義國家過程中，同樣三大作風。新中國成立后，我們全黨從中央到地方發(fā)揚黨的三大作風，克服了各種困難，戰(zhàn)勝了國內外強大的敵人，使國民經濟很快得到恢復，社會主義基本制度在1956年就建立起來。但是，在后來由于我們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照搬馬列主義的個別結論 ，丟掉了黨的三大作風，走了彎路，給社會主義事業(yè)造成了嚴重的損失。特別是在“文革”十年動亂期間，先后出現(xiàn)了林彪和“四人幫”兩個xx集團，以及“左傾”錯誤在黨內占主導地位，理論完全脫離了實際，國民經濟到了崩潰的邊緣。1978年12月，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上，鄧小平提出了解放思想、實事求的黨的思想路線，使黨的三大作風又得到恢復和發(fā)揚，全黨全國人民在改革開放的大政方針下，團結一致，促進了社會主義現(xiàn)代化事業(yè)的迅速發(fā)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偉大成績。黨的作風建設是奪取革命和建設的法寶，發(fā)揚黨的優(yōu)良作風，加強黨的作風建設是我們搞好一切工作的前途和基礎。(二)群眾背景現(xiàn)在有些部門辦事情門檻高、架子大，門難進、臉難看、事難辦，為群眾辦事一慢、二推、三僵、四苛、五卡、六虛，缺乏服務意識、敬業(yè)精神和群眾觀念，對群眾無感情，對上級不負責，這樣的黨員干部不僅損害了黨的形象，更損害了黨同人民群眾的關系。一些同志忘記或淡漠了黨的三大作風，沒有很好地學習黨的三大作風，致使偏離以至違反三大作風的現(xiàn)象還相當嚴重。有的對黨的方針政策，不是經過深入的調查研究，同當地的實際情況很好地結合起來，創(chuàng)造性地加以貫徹執(zhí)行，而是照抄照轉，敷衍了事，搞形式主義，甚至搞“上有政策，下有對策”。有的做工作、辦事情，作風武斷，方法簡單，不是按客觀規(guī)律辦事。有的官僚主義嚴重，很少到群眾中去，即使去了，也是走馬觀花，很少了解群眾心里真正想些什么，有什么要求和困難，不知如何為群眾辦實事，解決實際問題。有的不是發(fā)揚自我批評的作風，而是弄虛作假，文過飾非，做表面文章，或者搞地方保護主義和部門保護主義。凡此種種，都是嚴重違反黨的三大作風的，只會嚴重損害黨的形象，使黨脫離人民群眾。所以，大力發(fā)揚三大作風就是要解決群眾所急、所需、所盼、所怨，樹好形象，始終保持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lián)系。(三)黨性背景在思想建設方面，一部分黨員干部思想不解放，改革開放意識不強，事業(yè)心差，存在著“軟、懶、散”的問題。在組織建設方面，貫徹民主集中制時民主不夠和集中不夠的問題并存，一些基層黨組織難以發(fā)揮戰(zhàn)斗堡壘的作用。在作風方面，官僚主義、形式主義、自由主義、個人主義不同程度地存在。我們從入黨的那一天起，就明確了自己的思想與追求，牢記了自己的權利和義務，就注定了自己要為黨和人民群眾的利益去奮斗終生。對于這個職責,有些人記得清楚，有些人卻記不清楚，有些人則根本背叛了它。焦裕祿、孔繁森、鄭培民就記得清楚，成克杰、陳希同、胡長青、程維高、李真等就根本背叛了共產黨人的職責。當然，人民群眾看黨的形象不是看幾個典型，也不可能天天接觸到中央、省市級干部，而接觸最廣泛的還是天天同群眾打交道的基層黨員干部。所以，廣大基層黨員干部的形象很大程度上就代表了黨的形象，代表了干部形象，尤其是在窗口部門、權力部門工作的機關干部。因此，三大作風不是空的，不是哪一級組織、哪幾個人的事，而是全體黨員義不容辭的職責。歷史和現(xiàn)實都證明，馬克思主義執(zhí)政黨的最大優(yōu)勢，就是和人民群眾緊緊地聯(lián)系在一起，最大危險就是脫離群眾。越是執(zhí)政時間長了，越要注重三大作風建設，越是改革開放和發(fā)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越要注意拒腐防變。執(zhí)政黨如果不注重作風建設，聽任不正之風侵蝕黨的肌體，損害黨群關系和干群關系，就會失去民心，甚至喪失政權。應該說，黨內出現(xiàn)的不正之風并不是共產黨人本身所固有的，恰恰相反，它是與共產黨人的黨性水火不相容的。不正之風的抬頭也有它的主觀原因和客觀原因。從主觀上講。共產黨員不是苦行僧，也需要吃、穿、住、用。這里就有一個合理限度的問題。在現(xiàn)實生活中，常常有這樣的情況，同樣都是共產黨員，處在相同的條件下，有的同志能夠保持優(yōu)良作風，而有的同志卻沾染了不正之風，關鍵還是自身有沒有抵抗力的問題。另外，思想認識模糊也會助長不正之風。不正之風是由于思想覺悟不高造成的。從客觀上講，實行對外開放政策以來，國外資產階級的極端個人主義思想也影響到國內，隨著國際交往活動的增多，人與人之間的關系也會受到商品交換原則的影響?，F(xiàn)實意義(一)是我黨取得歷次勝利的根本保證我們黨總是在重大歷史轉折時期，更加突出地強調和抓緊作風建設，為取得革命、建設和改革的勝利提供了強有力的保證。著名的延安整風和黨的七大提出“三大作風”，為奪取抗日戰(zhàn)爭、解放戰(zhàn)爭的勝利提供了保證。七屆二中全會提出要繼續(xù)保持謙虛謹慎、戒驕戒躁和艱苦奮斗的作風，為我們勝利地奪取全國政權和迅速蕩滌舊社會的污泥濁水、經受住執(zhí)掌新中國政權的初步考驗發(fā)揮了重要作用。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提出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想路線，恢復黨的優(yōu)良傳統(tǒng)和作風，保證了正確的政治路線的貫徹執(zhí)行，開創(chuàng)了改革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