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內容簡介】 ,渠道襯砌。多次安排資金對3座水庫進行維修險險。三 “十二五”期間農田水利工程計劃水是生命之源、生產之要、生態(tài)之基。2010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國務院以中央1號文發(fā)出了《關于加快水利改革發(fā)展的決定》，2011年7月89日召開了中央水利工作會議，成為新中國水利事業(yè)繼往開來的里程碑，開啟了我國水利跨越式發(fā)展的新征程。橋頭鄉(xiāng)共有3座?。ǘ┬退畮?，根據省水利廳贛水利建管函字[2011]62號文件，都已列入規(guī)劃內重點建設小（二）型水庫。黃泥坑水庫計劃安排在2011年進行維修加固，目前完成項目招投標，近期將開工建設。愚公水庫和東坑子水庫的維修加固項目計劃安排在2012年進行除險加固?！笆濉逼陂g我們將積極爭取上級資金對進入規(guī)劃的7座200畝以上灌區(qū)進行維修改造；對200畝以上灌區(qū)建議受益村民采取“一事一議”、“民辦公助”、“先干后補”的形式，農民投得一點，政府補一點的形式進行維修。各級政府已出臺“一事一議”獎補政策，拿出一部分資金用于小型農田水利工程建設。建議各水利工程受益村委會學習銀坑鎮(zhèn)梅屋水庫灌區(qū)、新陂鄉(xiāng)紅旗陂灌區(qū)管理模式，積極探索組建“灌區(qū)農民用水協(xié)會”，指定專人管理，制定相關管理制度，定期對水利工程進行維護，以保證長效發(fā)展。感謝您對我們工作的關心和支持，歡迎再提寶貴意見。于都縣水利局2011年10月18日第五篇：我國農田水利建設（精選）我國農田水利建設的反思：問題篇鄭風田 崔海興 郎曉娟近年來干旱似乎一直與我國過不去，其中，小打小鬧的干旱不必說，引起全國大范圍跨省區(qū)的干旱就爆發(fā)了數起，從幾年前的重慶、成都大旱到2009年的河南、山東等華北地區(qū)大旱再到2010年的西南五省區(qū)大旱，其頻率似乎越來越快。頻繁大范圍干旱其實暴露出我國農田水利建設存在大問題。2010年12月21日至22日，中央農村工作會議在北京舉行，會議重點研究了加快水利改革發(fā)展問題。2011年的中央“一號文件”也以農村水利建設為主要內容。本文對我國近年來的農田水利建設的問題和困境進行梳理，并提出解決出路。問題篇問題之一：基本農田水利設施不被重視。保障農業(yè)生產的關鍵環(huán)節(jié)之一是做好農田水利設施建設。水利設施建設好了，可以促進糧食生產，還可以降低成本。而且這不僅對當前有利，對子孫后代都非常有利。我國著名的都江堰水利工程就是最好的例證，這座建于公元前256年、迄今為止年代最久、唯一留存、以無壩引水為特征的宏大水利工程，現(xiàn)在依舊在灌溉田地，造福人民。2010年，云南等地遭遇歷史罕見的大旱，這個全國水資源總量排名第三的省份因為大氣環(huán)流異常引發(fā)的旱情演變?yōu)榘倌暌挥龅暮禐?，除了天災，還有哪些因素？“大旱”暴露出了當地水利設施面臨的問題，也折射出全國水利設施的脆弱。有數據說云南的水利設施建設從2007年以來翻了幾番，所以水利設施建設確實很受重視，但在水利投資方向上，并沒有重視到農田水利設施。其實這不只是云南，在全國都普遍。雖然這幾年因為涉及到國家糧食安全，國家也在調整方向，但目前還集中在糧食主產區(qū)，云南不是糧食主產區(qū)，“陽光雨露”就沒有照過來。從前幾年的重慶、成都大旱到2009年的華北地區(qū)大旱，再到2010年的西南五省大旱，每次大旱給農業(yè)都帶來了損失，我們的農田水利也到了必須要解決的時候。我們看到旱災主要集中在農村、山區(qū)，對城市的影響并不大。這是因為過去很多水利的投資集中到了工業(yè)用水和城市用水，農村、農民、農業(yè)的用水投入太少。十一五期間全國水利投資規(guī)模達6300億元，遠超預計的4628億元。國家每年水利投資力度很大，投資很多，但也主要用在了大江大河的治理，基本農田水利設施沒有得到重視?，F(xiàn)在農村很多的渠系工程都是三四十年前所建，幾十年后，很多工程都出現(xiàn)了老化失修，應該說這些年來，很多地方的農田水利都是在吃老本。，多數是改革開放前建設的，改革開放后多年，分散的農民和縣鄉(xiāng)政府興建的水庫不多，而原有水庫中3萬個中小水庫需要維修。而且，自上世紀80年代以來，我國一直沒有大規(guī)模地興修農田水利設施，有些地區(qū)連維修的工作都減免了，很多渠道和水庫或被泥沙擁堵，或被用來排放污水。截至2007年底，%?；巨r田水利設施不被重視表現(xiàn)在多方面。一方面，國家每年的水利投入都進入到了大工程，但對農民幫助最大的其實是“小農水”，這對山區(qū)農田很重要，大旱旱情不在城市，而在農村、山區(qū)，這是因為“小農水”缺水。但目前在資金投入和水利建設方面，水利部門往往出于經濟效益的考慮，更加關注的是大型水利設施的建設和城市、工業(yè)用水的保障，對于農業(yè)用水缺乏投入。而地方政府同樣因為農田水利投資創(chuàng)造的GDP太低而不愿意把錢花在這方面，有錢去搞工業(yè)、搞房地產建設，賺錢來得比農田水利快多了。另一方面，農民自己也不愿意獨自去投入，糧食是“望天收”，農田水利設施需要集體行動，不是一家一戶可以做的，做起來了，也不是一家一戶去使用的。所以很多農村的溝、塘、渠、堰都是在三四十年前建起來的。但自從分田到戶以后，這些設施的建設和維護就沒有人管了，尤其是推進農村稅費改革后，取消了原有的“兩工”（農村勞動積累工和義務工），原有的農田水利設施就更是被荒廢了。在此之前，國家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都是通過“兩工”體系來提供，農民在農閑時可以投入到農田水利修建中，至少可以保證水渠維護，但取消“兩工”后，沒有了相應的替代機制，農村水利公共投入就缺失了一塊。問題之二：農田水利“欠賬”太多。解放后我國頻繁受到外界自然條件的影響，當時的決策者們發(fā)出了“水利是農業(yè)的命脈”的戰(zhàn)略導向，通過各種努力來完善農田水利設施，通過各種大江大河的治理與溝、塘、渠、堰的建設，澆灌面積大增，使糧食生產不管氣候如何變幻都可以長治久安。家庭承包制改革之前30年興修的水利工程，國家總投資共763億元，而社隊自籌及勞動積累，估計達 580億元。但近年來我國農田水利建設投入遠滯后于現(xiàn)實需要。第一，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農田水利投入呈現(xiàn)逐漸弱化惡化趨勢。從改革前后農村農田水利投入的制度演變和現(xiàn)實情況來看，我國農田水利投入的狀況客觀上一直處于惡化趨勢，由此導致原有的供給水平遭到了相當程度的破壞，水利設施淤塞，農田道路失修，導致農業(yè)抗災能力薄弱，影響了農業(yè)和農村的持續(xù)穩(wěn)定發(fā)展。我國農田水利事業(yè)的發(fā)展主要集中在上世紀50－70年代，20世紀80年代以前的水利建設對農業(yè)經濟增長有重要作用，取得了巨大的成績，全國建設了8萬多座大中型水庫，并且大多數都有配套的渠系工程。主要原因是從中央到地方都非常重視農田水利建設,公社體制又客觀上使得農田水利設施的外部性有效地內在化了。改革開放以來，從國家層面看，政府過分重視“大江大河”的治理，而在農灌水庫建設投入上明顯不足，從而導致水利建設中的布局“錯位”。政府主要從城市和工業(yè)獲取利益，因此，也把水利投入的重點放在利益相關的城市防洪與大江大河工程上，對能夠發(fā)電等有經濟收益的水庫投資比較熱心，與農業(yè)產出能力直接相關的農田水利建設投入少之又少，管理日漸荒疏?；鶎诱忠蛸Y金不足和上級沒有要求而難以投入。同時，由于市場化條件下的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投資大、見效慢，致使政府官員追求任期政績的激勵，對主要以農田水利灌溉為主的水庫建設積極性不高，還常常把支持農田水利建設的資金挪作他用。從微觀層面來看，農田水利設施建設的資金資源與非資金資源主體大致有五種：農民、村干部、鄉(xiāng)鎮(zhèn)級政府干部（基層政府的代表）、私人業(yè)主以及金融機構，其中農民可能成為勞動力資源的投入者，各級干部可能成為組織資源的投入者。但通過實證調研發(fā)現(xiàn)這五大投資主體均在利益權衡中選擇了放棄投資農田水利設施建設。但糧食生產又關系到國家的糧食安全，所以一定要國家來投、來建農田水利設施。目前中央政府承擔國家的糧食安全重任，地方政府積極性不高，從這個角度看，國家應該承擔小農水的資金投入才能保證小農水建設的順利進行。小農水修好了，遇到天災就不用太擔心了，國家的糧食問題也就可以可持續(xù)發(fā)展了。第二，農民不愿意在低效益的農田上投入更多的資金修建水利設施。大批勞動力外出打工確實有促使勞動力市場化和提高農民現(xiàn)金收入的積極作用，但同時也造成農村勞動價格顯性化，勞動力投入農業(yè)的機會成本大幅度上升，這種現(xiàn)實情況雖然能夠體現(xiàn)所謂“理性小農”的市場經濟特征，但由于根本改變了由于勞動力無限供給而形成的不計代價的“勞動替代資本”投入的內在機制，而使得改革前相對有效的勞動替代資本的基本建設投入方式難以重新恢復。長期以來，我國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維護靠的是農民義務工的形式，隨著傳統(tǒng)農區(qū)小農經濟全面恢復，農民個體對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維護投入與自己的預期收入的不確定性預期相關度提高，農民在維護中存在搭便車現(xiàn)象和機會主義傾向明顯，維護投人明顯不足，降低了農田水利基礎設施的可持續(xù)性，灌溉效率低下。比較利益低使農田水利修建等社會動員機制難以啟用。從社會資源動員角度看，缺乏有效的動員機制，資金來源單一，籌資困難。目前我國農村農田水利設施的投入主體依然是以政府為主，很難形成一種有效機制來調動農民自身的資源投入，以及其它社會資源的參與。在目前縣鄉(xiāng)地方財政普遍吃緊的投入約束下，這不能不說是一個亟待解決的嚴重問題。第三，農村勞動力大量轉移，投入和管理農村基礎設施機會成本大。20世紀6070年代，在農閑時，大部分的農村勞動力都被動員起來修建溝塘渠堰，這些在農村村邊周圍的農田水利設施，為改革開放后我國的農業(yè)生產發(fā)展作出巨大的貢獻。只可惜30多年來我國一直在吃那時的老本，自從20世紀80年代分田到戶以后，溝塘渠堰的修改維護就沒有人來管了，國家的水利投資多被用于大江大河的治理。近年來加強了對糧食主產區(qū)的農田水利建設，但山區(qū)丘陵區(qū)的溝塘渠堰卻被忽視沒人投資建設。所以這么多年下來，許多山區(qū)丘陵區(qū)農村的貯水設施都已被注淤平了，起不到貯水的作用了，一到夏天雨季，就發(fā)生澇災，一到春夏交替的旱季就無水可用，發(fā)生旱災。農村基礎設施的管理和維護需要勞動力，農村大量青壯年勞動力外出打工，使投入和管理農村基礎設施的機會成本增加，阻礙了農民投入和管理農村基礎設施的積極性。據湖南省2000年農業(yè)生產效益調查：（不含勞動力成本），若扣除用工作價。而外出打工人均勞務收入達4339元，比全省農民人均純收入水平高出一倍多。作為理性人，農民都愿意外出打工。而留守農村人員多為婦女、兒童和老人，難以擔負起農村基礎設施建設任務。可見，動員農民投入和管理農村基礎設施的機會成本是外出務工工資。城鄉(xiāng)差距越大，投入和管理農村基礎設施的機會成本越大，農民積極性越低。問題之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制度設計的缺陷。從歷史上看，在集體化時期，國家在進行農村基礎設施建設時一直依靠的是在土地集體所有制基礎上的強制動員機制，其中最典型的就是農田水利基礎設施建設。土地家庭聯(lián)產承包責任制實施后，這種強制性的社會資源動員機制雖然減弱，依然存在在收取農業(yè)稅基礎上的“鄉(xiāng)提留、村統(tǒng)籌”作為固定的村莊公共建設資金來源，并且從制度上仍然規(guī)定農民有義務通過“兩工”來為村內的公共基礎建設投勞。但是，國家農村稅費改革的實施，使得鄉(xiāng)村機構對農村基礎設施的管護不再具有穩(wěn)定的資金來源，而單純依靠“一事一議”制度來籌集必要的管護資金在實踐中也面臨著許多問題。第一，“兩工” 制度取消抽掉農村基礎設施建設和公共事業(yè)發(fā)展的基礎。農村義務工和勞動積累工一度在冬春農閑時節(jié)興修水利工程、植樹造林、維修鄉(xiāng)村道路以及防汛抗洪搶險等方面發(fā)揮顯著的作用，為農村建設做出了突出的貢獻。長期以來，“兩工”維系著我國搖搖欲墜缺乏投入的村莊農田水利設施的維護與修建。1989－2000年， 億個工日，如果以目前的每個工日30元計，則農民每年對水利投入的積累達2166億元，如此推算，1989－2000年農民對水利投入累計達25992億元。實行農村稅費改革后，與農田水利建設有關的公積金、“勞動義務工